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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是我们国家举行重大国事活动的场所，戒备森严。但在1966年，工作人员却在人民大会堂北面二楼的玻璃上，发现了子弹射击的痕迹。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周恩来总理亲自对案件作出指示，警方和解放军都加入到搜查过程中来。很快，“凶手”落网了，警方却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只能上报给周总理。 
人民大会堂 这个人到底是谁，竟敢向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开枪？周总理该如何处置“凶手”呢？ 人民大会堂遭枪击，惊动周总理 1966年2月2日12时10分，服务员迟秀英正像往常一样工作，当她来到人民大会堂北面二楼服务间的时候，突然发现服务间北面的双层玻璃竟然破裂了，地上还有一些碎玻璃。这可把迟秀英吓了一跳，不过毕竟在人民大会堂这种重要场所工作了多年，迟秀英的心理素质还是可以的，而且她还能正确判断出这可能是枪击后的痕迹。来不及多想，迟秀英赶紧将此事报告给了大会堂的警卫科。 大会堂警卫科科长郝书生在来到案发地后，对现场进行了保护，并立刻开始了调查。经过调查发现，上午9时55分，服务员周景珍在打扫卫生时还没发现玻璃有破裂的现象，直到12时10分时，迟秀英才发现玻璃上有两个弹孔，所以案发时间应该是在9时55分至12时10分之间。在大会堂内检查时，另一名服务员姜宗珂在二层玻璃中间发现了一个变了形的子弹头。 
由于案情重大，接到报案的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向公安部上报此案，公安部也认为情况严重，立刻报告给了中央。接到报告的周恩来总理，在当天就批示公安部门立即侦破此案。2月3日，周恩来总理亲赴案发现场，在仔细了解案情后，指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于桑，立刻组织专案组，集中各方面力量来侦破此案，绝不可耽误。 在此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副部长杨奇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副主任梁必业等领导也相继来到现场，指导工作。说这起案件惊动了半个北京城，恐怕也不为过！ 
于桑 案件侦破，困难重重 接到指示后，于桑一刻也不耽搁，迅速抽调公安部、总政保卫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等部门的同志，组成了专案组，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在勘查现场后，专家得出结论，凶手应该是使用的发射5.6毫米子弹的小口径枪支，并且弹道分析的结果显示，凶手应该是在距人民大会堂五六十米的方向开的枪。 对于案件发生的原因，当时的专案组给出了两种判断：一是敌人搞破坏，人民大会堂是国家政治中心，常常有国家领导人参加国事活动，凶手有可能是为了敌对活动，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但经过进一步分析，2月2日那一天是刮大风，能见度非常差，而且长安大街人流量很大，凶手不太可能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作案。正当专案组感到困惑时，有些同志给出了另一种判断，会不会是有人乱开枪，误击了人民大会堂？但专案组认为这只能算是一种猜测，缺乏证据支持。 
人民大会堂 通过专家分析，专案组进行了部署，一是对2月2日上午通过大会堂北面的所有机动车进行调查；二是对中央、国家机关、军队和北京市等各单位所持有的小口径枪支进行全面摸查；三是对人民大会堂北面的居民区进行检查。 根据专案组的部署，警方先是对长安大街进行了调查，但当时在长安大街执勤的民警表示，在2月2日上午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更没听到枪声。警方随即推测，会不会是当时凶手从车里向人民大会堂开的枪呢？ 于是警方决定按原定计划，对2月2日上午9时到12时，通过人民大会堂北面的944辆车进行排查，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只不过，北京地质学院的一辆卡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辆乘有6人的卡车曾于2日上午将修好的42支小口径步枪运回学校，在途中因为一位同志的爱人要搭车，所以12时20分的时候，车在中山公园停了2到3分钟。但当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车上的6人都不会打枪，没有作案嫌疑。 模拟试验，锁定搜索范围 通过长安街的车辆没有异常，并且各机关的枪支也没有使用过的记录，对居民区的调查还没有结果，仿佛破案进入了僵局，专案组的同志们因此都愁眉不展。这时，一位名叫陈建华的年轻民警，对于弹道分析提出了质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陈建华说，他在反复查看了玻璃上的弹痕后，发现玻璃破裂得并不均匀。因为人民大会堂的玻璃是双层的，所以子弹在打穿第一层玻璃后，力量和飞行角度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推断凶手的射击位置时，不应该根据两点一线的延长线来判断，也就是专家此前推测的50米到60米，而应按照抛物线来分析，他认为子弹是从更远的居民区射过来的。 于桑非常赞同陈建华的想法，但为了验证陈建华的说法，于桑打算进行一次模拟试验。他专门调拨经费，带着一批双层玻璃来到了北京的西山靶场，并调来专业狙击手，从不同距离、不同角度进行射击试验。从100米到500米，狙击手一共打了一百多发子弹。专案组发现，当狙击手在400米左右射击时，弹孔痕迹和玻璃破裂程度与案发现场高度一致。 
弹孔实验 “熊孩子”打鸟不成，反而误击大会堂 于是，专案组决定对人民大会堂西北方向400米左右的居民区进行全面调查，特别是要重点摸排南长街以西的范围。果然，经过排查，南长街44号体委大院的门卫大爷提供了线索。大爷说：“大院里有枪，而且我还见过几个小孩在房顶打鸟！”警方在得到线索后不敢怠慢，经调查，南长街一带确实有两位领导的儿子曾经在2月2日打过枪。通过进一步调查，一个孩子是在下午打的枪，与案发时间不符，而另一个孩子就成了警方的重点询问对象。 这个小孩是国家体委李达副主任的儿子李迪民，当时只有15岁，是北京市31中学的学生。李迪民说，当时他听见院子里的麻雀叽叽喳喳的，非常烦人，于是他就拿了一把小口径步枪，在院子里和房顶上打麻雀，有几发就是朝着人民大会堂的方向打的。 
警方最终确定人民大会堂的子弹是李迪民误击的，主要根据以下几点： 首先是李迪民是在2日上午9时30分至11时，在平房顶上打麻雀，与案发时间非常吻合，而且人民大会堂当日值班的哨兵也表示在10点30分的时候听到过玻璃破裂的声音。 其次是案发现场的弹头，经过检验，判断是5.6毫米、6条右旋来复线的小口径枪支中射出来的，而李迪民当时用的枪就是一把捷克制布尔诺型小口径步枪，子弹口径和来复线都是一致的。 
再者是通过测量，从李迪民在房顶的射击点到人民大会堂玻璃的距离是427米，在李迪民步枪的射程之内。警方用李迪民的步枪进行了模拟试验，发现当从427米的距离射击玻璃时，是能够射中的，而且子弹在击穿第一层玻璃后的跳跃方向也是右上方偏。这与案发现场第一层玻璃的裂纹和第二层玻璃被跳弹击穿的痕迹完全一致，符合专家检测的结果。 最后是对案发现场的弹头进行了物理、化学分析，与国产的卫星、三角等五种牌号的弹头成分大致相同，而李迪民当天所用的子弹正是卫星和三角。 
离奇案件，周总理该如何处理？ 案件的侦破到这里就基本上结束了，警方确定是李迪民用枪打鸟误击了人民大会堂的玻璃。因为李迪民年纪比较小，而且是无意的，没有造成严重影响，所以警方只是对他进行了严格批评，并没有追究法律责任。 2月5日，人民大会堂枪击案正式结案，于桑向周总理作了详细地汇报。周总理听完，严厉指出：城市里人群密集，怎么能随便打枪！万一伤到人怎么办？而且这件事发生在高干子弟身上，影响很不好！ 周总理虽然没有惩罚这位淘气的高中生，但还是批评教育了他和他的父亲。 
放在我们现在可能无法想象，但在六十年代，人民才刚刚从几十年的战火中走出来，家里有几把枪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其实针对私藏枪支的情况，公安部早在1951年就颁行了《枪支管理暂行办法》，只不过受时代条件的制约，而且条文也不细致，所以没有落实到位。 但在这次事件以后，中央决定全面整治枪支管理，周总理指示公安部要尽快制定出枪支管理实行办法，各机关、各团体、各部队都要把自己的枪支管理好，社会上的枪支要交给公安部门登记造册。在中央督促下，几天之后，公安部制定了法律,规定所有公民不得非法持有枪支，否则就要追究刑事责任。
看看美国枪支泛滥造成的乱象，我们不禁感叹中国禁枪所带来的太平安宁的生活。在这里，让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致敬，正是周总理的高瞻远瞩，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平安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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