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都知道，接管一座城市与攻占一座城市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应该说，对于像上海这样一些大中城市解放后，在币制“转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金融动荡，时值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比共产党似乎有更多的“先见之明”。因为以往他们毕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 当国民党统治者发现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取胜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时候，便开始筹划“让共产党无法立足城市”的阴谋了。 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已习惯于以乡村包围城市且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共产党人还不懂得治理城市。  也不懂得管理经济，更不懂得如何控制和掌握金融这个能够左右城市经济命脉和社会局势的杠杆，这将是共产党人接管城市的一道很难逾越的障碍。 因此，他们幻想着用金融这把“软刀子”，对共产党扎上几刀，以期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 于是制造金融危机便成为国民党特务所选择的重要的破坏手段，他们用这把“软刀子”对刚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共产党人进行报复。 解放军进驻上海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作废，银元、袁大头等将退出流通领域，只有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 上海市军管会公布了1:100000的比价，即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在全市120多个行庄开始收兑工作。 开始进行的很顺利，但是几天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一些投机奸商、不法之徒和隐蔽在地下的敌特分子，利用他们囤积的大量银元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刮起了一场黑色的“龙卷风”。  他们利用市民们解放前饱尝通货膨胀之苦而刚刚使用的人民币尚未建立信誉的客观条件，进行大量非法的黄金、外币、银元的投机交易，疯狂打压人民币。 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人民币与银行的兑换比价为600: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 换句话说，10天前的一元人民币，10天后只值3角多一点。许多人把刚刚投放市场的人民币视同一只烫手的“热山芋”，不敢在手上多捂一会。 人们为了保值，千方百计地设法把手中的人民币换成黄金、银元、外币等“硬通货”，一时间，上海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银元贩子在叫卖。 据当时华东财委的统计，仅上海市城内就有30多万人参与了买卖银元的活动。 不法分子的破坏不仅严重损害着人民币的信誉，而且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  在短时间内，大米、面粉、食油、煤炭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二至三倍，一些中小企业摇摇欲坠。 而此时市面上又相继出现了大量伪造人民币，更是给这场金融危机雪上加霜。 上海的反动残余势力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上海市，经济风雨飘摇，社会秩序动荡不安，老百姓怨声载道。严峻的经济形势，无疑成为摆在刚刚入城的共产党人面前的“第二个上海战役”。 实际上，早在上海解放之日起，中共中央华东局就对不法奸商和敌特分子进行金融破坏活动的情况作了充分估计，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上海市军管会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颁布的第一号布告中明确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单位”。 6月5日，市军管会金融处根据市军管会指示，责令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市证券大楼的投机者立即停业。 同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及其他主要报纸也纷纷刊文谴责金融投机活动，并告诫投机分子，立即停止作恶。 但是，利令智昏的投机者们，对此置若罔闻，毫无收敛，他们继续以上海证券大楼为中心，变本加厉地从事金银外币的非法交易，哄抬物价。 统计数字显示，人民银行为平抑物价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又全部回到了银行里。 与此同时，在上海淮海路等商业密集区，有人使用大量伪造人民币套购紧俏商品，使原来已经十分混乱的金融市场更加混乱不堪。物价更是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个劲地往上蹿。  由于老百姓吃够了解放前通货膨胀的苦，人们往往不惜血本盲目地将人民币脱手，人民币一拿到手就赶紧去买米或从银元贩子手上兑换成银元。 这样人民币每周转一个轮回银元贩子都要狠狠赚上一笔，物价也跟着上涨一截。 人们对人民币的不信任程度还在增加，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大滑坡，失业人数增多，经济滑坡又导致了社会形势的动荡。 这时甚至有人预言：“共产党进得了上海，却治理不了上海，他们将在第二个'上海战役’中惨败而归！” 事实证明，仅仅使用纯经济手段和舆论告诫已经不能有效地制止投机买卖活动。 据此，6月7日晚，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主持下举行会议，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人民币就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  会议决定查封上海证券大楼，以控制这个操纵金融投机的指挥中心，惩办为首的投机犯罪分子，坚决打击金融投机捣乱活动。看来这场金融大战非升级不可了。 位于九江路上的上海证券大楼是当时上海市金融活动的中枢，其中光市内电话就有一千多部。 每天上午9点钟，一些专门左右上海金融市场的“大亨鼠”便来到这里。 他们敲定的银元、美钞、黄金价格一公布，聚集在大楼内外的成百上千的行情掮客便一哄而散，分散到市区的各个角落，所有的银元贩子都参照这个行情进行交易。 这里成为上海市金融黑市的信息中心，也是上海金融动荡的根源。 上海市人民政府对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认真的安排与部署。 陈毅市长强调指出：“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  会议决定，由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负责查实应扣押处理的人员名单，市公安局负责调集警力，配合实施取缔行动。 华东军区警卫旅(1949年6月后改编为上海市人民政府警察总队)负责行动时对证券大楼的武装包围。 6月8日、9日，市公安局派遣少数侦察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熟悉地形，了解情况。其余人员留局待命。为防止泄密，所有人员禁止与外界一切联系。 金融处则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和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的人员名单。 市政府同时召开工商界座谈会，郑重声明政府取缔银元投机活动的决心。全市各界群众纷纷集会，响应政府号召，声讨银元贩子的罪行。 6月9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于6月10日上午采取统一行动，查封证券大楼。  1949年6月10日上午8时许，上海证券大楼的大门一打开，4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楼内，随后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宣布禁止一切买卖活动。 上午10时，华东军区警卫旅一个营的官兵，分乘10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前，对整幢大楼实行包围。 12000名有组织的工人、学生则在证券大楼外围封堵交通，向市民做宣传解释工作。 当时正在这里进行金融交易的2000多人立时傻了眼。 取缔行动主要是针对不法投机商的，公安人员逐个对各个投机商号进行了盘查，登记了所有人员及被查封财物。 然后将全部人员集中到底层大厅，由人民银行代表进行守法教育，并宣布“惩办少数，宽大教育多数”的处理原则。  根据金融处事先的摸底和查证，经过逐个审查、具体登记后，陆续释放了1863人，最后只将250名从事不法行为的主犯扣押起来。 这期间，大楼周围聚集了许多市民，人们对政府的行动无不拍手称快：“大亨鼠完蛋了！”“共产党有办法！” 在查封上海证券大楼的同时，各公安分局也出动大批干警，继续在全市范围内对银元贩子非法买卖银元活动进行了取缔，拘捕了一批从事银元贩卖的不法投机分子。 至1949年8月初，共查处金银投机案件239起，查没银元12745枚，黄金119两，美钞250元，计处罚金995万多元。 打击金融投机的行动，不仅震动了上海，也影响到江浙两省甚至波及到全国。 第二天，银元“袁大头”从2000元猛跌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左右。第三天再跌三成，食油跌价一成半！  那些提着米袋子、拎着油瓶子的大娘、大嫂看着店门口挂出的当天的价格牌时，无不喜上眉梢，也有不少受到压抑的市民还明知故问地对店主说：“侬的价钱是不是搞错了？” 此次行动，使上海市金银元、外币非法交易活动得到有效的控制，投机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大为收敛，人民币走势开始趋于坚挺，并开始在金融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然而当时许多人并不知道，人民政府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平息这场金融风暴，与我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指战员们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他们的出色工作，上海市的金融危机不会那么快得以平息，民心不会那么快得以安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淞沪警备区和上海市公安机关联手成功地破获与粉碎的重大国民党特务伪造人民币案，是功不可没、不应遗忘的。 重大伪造人民币案的主谋之一，正是在国民党内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  当时，远在衡阳部署所谓“湘桂粤联防”的白崇禧，听说共产党在上海查封了证券大楼，不禁得意地冷笑：共产党上当了！ 他以为，共产党的注意力，被高调搞投机的证券大楼吸引过去了，自己布置的“秘密计划”才是对共产党经济进行打击的“大杀器”。 早在1948年冬季，“深谙”“总体战”精髓的白崇禧，就开始筹划一项制造大量假人民币的计划。 其目的在于破坏解放区金融秩序，引起经济动荡，造成社会混乱，从而配合其正面战场上的军事行动。 他相信这将是一个对付中共的有效手段。 时任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的白崇禧直接授命华中行政长官公署交际科长徐亚力，率第二处上校参谋兼特工组长黄浩及少校副官艾中孚奔赴京沪。 他们的职责是秘密实施一项印制假钞破坏新解放区经济的计划。 从1948年底开始，上述人员便悄悄地来往于南京和上海之间，摸索印制假钞破坏民主经济的可能性，结论是“行之有效”。 1949年初，黄浩与艾中孚在南京开始秘密伪造人民币的试验，后因水印需时过长等技术问题不过关，未能得逞。 当年3月，白崇禧认为在上海市伪造钱币的技术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于是授命艾中孚、徐亚力和黄浩等人将伪造人民币的地点从南京移到上海，并拨专款支持实施这一计划。 徐、黄等人在受命后，率4名宪兵，携带活动经费赶到上海，艾中孚找到了一个名叫周月英的女人。 此女人虽是“徐老半娘”，却尚有几分姿色，在社会混迹多年交际甚广，艾中孚正是看中了周月英的这两条，他不惜重金讨得了周的欢心。 通过周月英的介绍，艾中孚认识了曾在造币厂干过的张锡芳，又通过张锡芳找到了一个名叫林子道的人具体承办此事。 林很快购置4架印钞机并招募3名印钞工，4架印钞机相当于一个小工厂，需要有相应的场地，于是位于汾阳路150号的白崇禧公馆成了他们开机造假的理想场所。 机器安装完毕，他们决定先拿票面较为简单的中州币开机“试印”。中州币是1949年1月由中共中原局中州农民银行发行的一种票币。 在当时，中原广大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均使用这种货币购买商品，它就像眼下我们手中的人民币一样是当家的货币。 当他们看到从机器上流出来的伪币居然与真币相差无几时，黄浩和艾中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 于是在黄艾两人的主持下，在头一个星期内的试印中，便炮制出100元票面的中州币伪钞1400万元。 一百元面值的中州币 随即黄浩将1400万假中州币空运到武汉后转往中原解放区，假币被投放市场后，严重地扰乱了流通市场的秩序，引起当地金融和物价的激烈动荡。 初试牛刀，这一结果使白崇禧十分满意，他高兴地大叫：“找到了一把对付共产党的软刀子！” 1949年4月初，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在即，白崇禧又命令副官给上海的艾中孚寄去了5000块银圆作为他继续活动的资金，同时命艾中孚等人“即刻开始尝试制造人民币”。 此时艾中孚与周月英两人为了共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勾搭成奸，周月英的家自然成了艾中孚的住处，这对狗男女白天从事犯罪活动，夜里厮混在一起。 肉体上的媾和使周月英也将灵魂与艾中孚捆绑在一起，她不仅在生活上对艾中孚关心备至，而且对艾中孚的犯罪活动也死心塌地地鼎力相助。 伪造票面相对复杂一些的人民币需要有照相师，周月英通过自己的关系勾通了照相师王兴贤。 她以150块银元的酬金请王代制100元与50元两种票面人民币的印版，在周月英的银元与姿色引诱下，王兴贤被拉下了水。 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正式打响，次日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在即。 形势的变化使白崇禧感到必须加快伪造人民币的步伐，他紧忙电告艾中孚：“务必在共军进沪前，赶制出足量币货！” 接电后，艾中孚感到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伪造大量人民币的任务，必须依靠设备规模较大的印刷厂。 于是他找到了上海金山印刷厂的工头李安庆，解放前该厂曾经承印过伪金圆券，有较好的设备和技术条件，这是一家由翁氏家族开办的私营印刷厂。 艾中孚由李牵线认识了该厂的经理翁滋和，他许以30两黄金和800块银元的价格由该厂承印这批假币。 这笔不薄的酬金对该厂厂主翁滋友来说也是个极大的诱惑，因为这不仅解了厂子无“米”下锅的尴尬，而且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 于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同意了承印伪币业务。翁滋友的儿子翁文清是该厂的职员，他对该厂的工人谎称：“这是一批(国民党)'政府’的订货，必须按时完成……” 在这个见利忘义的家族的认可下，伪造假人民币的阴谋居然得以一路绿灯地顺利实施。 在通过一些技术准备之后，5月10日假币正式上机开印。随着印刷机日夜不停的轰鸣声，一张张50元、100元面值的假人民币如雪片般被炮制出来。 仅用了三天两夜的时间，该厂就一鼓作气印制出票面总值达1.69亿元的假人民币，如果把这些纸币一张张叠摞在一起，竟达5层楼房那么高。 印制好的假币被按500万元一份分别装入34个大木箱子里，准备启运。 5月16日，白崇禧的秘书黄子心亲自飞抵上海，将27个箱的共1亿元假人民币用飞机运往长沙。 临行时嘱咐艾中孚和黄浩两人分别保存其余的6900万假币，以待上海解放后将这些伪币抛入市场。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将鲜艳的红旗插到上海的最高点国际饭店的楼顶。 此时艾黄两人所掌握的6900万伪造人民币对上海这个在当时就金融化程度很高的都市来说，无疑是一枚无声的定时炸弹，艾黄两人随时准备引发“金融冲击波”。 由一些不法投机商引发的金融动荡，客观上为蓄势待发的伪币“入市”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白崇禧正是期望将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金融市场搞得更加混乱，给共产党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从1949年下旬开始，艾中孚和黄洁两人开始向社会投放假币。 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将假币分发给各级投机商，通过这些投机商再将假币散布到市场和社会。他们的这种方法也使一大批人卷进了这场黑色金融漩涡之中。 艾黄两人首先通过陈荣根、李安庆等银元贩子，用400万伪币兑得了黄金30两、800块银元，将这笔“收入”交给金山印刷厂，分发厂主工人，以兑前诺； 并交给陈荣根伪币200万元、陈宝玉100万元伪币作为报酬。 卷入这场闹剧的还有两位警界人士。 冯伯钧原是伪警察局警员，解放后留任卢家湾公安分局便衣警士。 但此人不并珍惜人民政府给他的重新自省的机会，在被派调查假币案时与艾中孚相识。 由于接受了艾中孚送来的200万元假人民币的“既得利益”，冯伯钓摇身一变成为艾中孚的同伙。 他明知艾中孚在从事金融犯罪活动，仍暗中与其勾结，心甘情愿地充当艾中孚伪造散发假人民币的助手。 冯伯钧并不傻，他知道这些假币如果不出手的话实际上只是一堆一文不值的废纸，因此要发财就得将手中的假币兑换成银元或黄金这样的“硬通货”。 于是他与淮海路上一家名为中南水果店的老板平仲秋密商，用伪币套购银元。 该店比照当时每620元人民兑换一块银元的比价，以650元假人民币兑换一块银元的比价，向社会推销假币。 从5月底到6月上旬，通过户南水果店这个渠道，总共兑进了银元1300余块，向社会抛出了假人民币845000元。 此后平仲秋又用77000元假币从银元贩子金天坛那里兑得110块银元，而不知情的金天坛受了骗还美滋滋的。 原是伪警察局警员的宋世珍，是卢家湾公安分局留用便衣警士。5月29日与冯伯钧一同奉命调查伪币案时，发现冯伯钧与艾中孚有不正常的关系。 为了不使自己的罪行暴露，冯伯钧给宋世珍送去了13块银洋，并对宋世珍说：“算了老兄，何必认真呢？你我多有家室，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都有好处。” 生活窘迫的宋世珍架不住13块银元的诱惑，也就半推半操地收了下来。 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拿了人家的就得帮人家的忙，宋世珍将调查中发现的实情全部隐瞒了下来，使自己沦为这起假币案的同案犯。 此时黄洁也没闲着，他交给自己过去的密友王保元1000万元假人民币，要他推销。 王保元拿到这笔假币之后就找熟人倪槐庭及姚企范合计，以从中提取10%的利润为诱饵，拉倪姚入伙并负责收兑银元。 倪姚两人随后被拉下水，他俩利用做买卖的便利，先后用600多万元的假币从一些不知情的人手中兑得60多两黄金、300块银元，并从市场上套回了大量贵重紧缺物资。 剩余未及出手的假币在他们被捕时被焚毁。 艾中孚的姓妇周月英也积极参与了贩假币活动，她从家中取出一皮箱约400万元的假币交给一个名叫黎明的奸商。 由黎明勾结匪特陈宝玉从在市场上大肆抢购日用品，套购重要紧俏物资。 大量的伪造人民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市场后，一时间，假币满天飞，严重扰乱了市场，使许多商业业主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社会局势动荡不安。 物价在呻吟，人民币在呻吟，百姓在呻吟，上海在呻吟…… 而此时，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远在衡阳的白崇禧，却在暗地里狞笑着，旁观共产党如何来收拾这一残局。 共产党人是从来不会屈服于任何困难的，“打江山易，坐江山难”的“定理”，在共产党人面前不起作用。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委在打击以证券大楼为中心的金融犯罪的同时，也以另一只重拳向伪造人民币的敌特分子狠狠出击。 1949年6月上旬，一些商家反映，有人多次使用伪造假人民币在淮海路、四川路的商店里购买大批物资，受骗的商店叫苦不迭。 这一情况立即上报市委，市委责成由淞沪警备区保卫、侦察部门对此案做全权处理。 担负侦破任务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得悉这一情况后，在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立即展开了缜密的侦察取证工作。 6月16日，一个店员向正在淮海路上巡逻的解放军战士报告：“有人使用大量崭新的人民币正在抢购紧缺商品。” 警备区军法处侦察员闻讯后立即赶赴该商店，此时两位购物人尚未离开。 经商家指认，两人中一个名叫黎明，是一名平时从事各种生意的商人；另一个名叫平仲秋，是淮海路上中南水果店的老板。 侦察员查看了两人刚刚交付的货币，发现所使用的全为崭新的“人民币”票子，而且都是连号。为了慎重起见，侦察员遂将两人及部分纸币带回进行进一步调查。 淞沪警备区军法处请来行家鉴别认定，这些崭新的“人民币”均为伪造的假币。 经查，在事实面前，黎、平两人低下了脑袋，交待了这些假币是从一个名叫周月英的女人家拿来的事实。 根据黎、平两人提供的地址，军法处立即派人前往周月英的住处，将周月英堵在了家中。 战士当场从其家中查出印制假币的机器2台、原版纸币钢印4套、假币号码16枚及一部分假人民币、假中州币共上千万元。 还从其的床底地下还搜出藏匿的3支手枪和150发子弹，进一步证实了周月英不同寻常的身份。 在大量物证面前，周月英不得不交待，这些武器是其姘夫艾中孚的；并交待了与姘夫同谋印制假币、窝藏匪特及其推销发行假币的犯罪事实。 她同时交待艾中孚已去徐州推销假币，不日就回上海，表示愿协助军方将艾中孚捉拿归案。 根据案犯口供，军法处的侦察员们顺藤摸瓜，又将承担印制假币的昆明路金山印刷厂厂长翁滋和、厂主翁滋友和知情不报的该厂的管账翁文清(翁滋和之子)，同谋印制假币的照相师王兴贤、制版商林子道、地痞流氓张锡芳，用假币收兑黄金、银元的倪槐庭、姚企范，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包庇匪特隐情不报的卢家湾公安局留用便衣警士冯伯钩、宋世珍等20名罪犯一一捉拿归案。 此时该案首犯艾中孚和黄浩尚未擒获。艾中孚是出门在外，而黄浩则是闻风而逃。7月17日当艾中孚从徐州返回上海刚刚走进周月英的家门时，便被一双冰冷的手铐铐住了双手。 此时虽然另一名要犯黄浩在逃，但这桩国民党特务伪造金币的大案已基本水落石出！ 正当我侦察员们为如此顺利地破获假币案感到庆幸时，办案人员在审理案件中又牵出了另一起人民币伪造案的线索，真可谓“拔出萝卜带出泥”！ 我办案人员在一次提审翁滋和时，翁滋和提到曾有一个名叫张永生的人向他了解过印刷钱币的事，他还回忆了与张永生见面的情景： 那天晚上，张永生上门拜访，手里还拎了一包吃的东西，开门后张永生自我介绍说：“我是从您的朋友那里打听到您的住址的，今天登门拜访有要事相求。” 翁滋和将其让进房内，落座后，两人先是漫无边际地扯了一阵，张永生才切入正题，他说： “今天登门拜访翁先生，知道先生搞印刷有一套，不仅能进行普通的印刷，对一些特殊的印刷也同样在行，这可是一门了不起的手艺呀！” 翁滋和答：“哪里，哪里，只不过是混碗饭吃，老弟过奖了。” 这时张永生用一只手遮住半个脸充满神秘地压低嗓音说： “老兄，我认识一位姓蔡的先生，想印点'花纸头’(即钞票)，不知你是否肯帮忙？如果老兄肯帮忙的话，蔡兄是绝不会亏待你的。” 翁滋和心想，此时厂里已经承揽下一桩印制假钞的生意，眼下还未完全脱手，这事本来就担惊受怕，如果再接此活风险太大。 于是推脱说：“实不相瞒，这一段厂里接了一个重活，一直加班加点，实在无暇顾及其他。” 看到翁滋和不想接手，张友生也没再勉强，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临出门还把自己的地址留了下来，并说：“如果翁老板想通了的话，请告诉我，我等您的回音。” 我侦察人员在得到这一线索后分析认为，这个叫张永生的人很可能也与伪造人民币有染，是一个不应放弃的目标。 军法处侦案人员根据翁滋和提供的地址在提篮桥居民区的一座平房里找到了张永生。 一见到解放军指战员，张永生就全交待了。他说，那个蔡先生名叫蔡伯钧，是一个商人，曾委托他联系打听印刷纸币的事情，并答应事成之后，给他一笔丰厚的报酬。 根据这个线索，我侦察人员又马不停蹄地展开连续侦察，仅用十几天的时间，于7月3日成功破案。 军法处一举挖出了以潜伏国民党特务李星宇、蔡伯钧、丁兆成为首的有计划、有预谋伪造人民币的犯罪团伙。 并将同案人梁秉衡、吴东海、戴狭德、张清波、沈勤生等一一缉拿归案。此案案情也随之水落石出： 首犯李星宇，52岁，河北人。曾任国民党辽、吉、安边区第三路军司令，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司令。 1948年6月到沪后即与国民党保密局取得了联系并被吸收为国民党特务。上海解放前夕，他受汤恩伯委派，充任上海潜伏匪特第二挺进纵队司令。 主犯蔡伯钧，在日伪时期充当宪兵，此人不仅吸毒而且贩毒。上海解放前夕充任国民党海军谍报组上校督导员。 上海解放后，曾以“中共地下耀字部队”和“华东保密局”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伺机破坏。 主犯丁兆成，解放前即为国民党情报人员，曾参与镇压工潮、学运。解放后，假冒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潜伏下来，在办理接收敌伪财产时中饱私囊。 1949年6月初，台湾国民党保密局指示李星宇：“伪造货币，搞乱金融，动摇人心，浑水摸鱼。” 接电后李星宇立即开始行动，李星宇、丁兆成出资黄金30两，由蔡伯钧出面拉来梁秉衡、戴兜德、吴东海等人同谋印制假人民币事宜。 假币 6月中旬，吴东海通过张清波向沈勤生购得印制假币的铜版3套，印币纸10令，又指派张永生联系假币的印刷场所，于是便有了张永生登门造访翁滋和的一幕。 在翁处碰壁后，李星宇犯罪团伙又通过其他渠道搞到了两台印刷机，开始试印。 与艾中孚假币伪造团伙不同的是，在这个犯罪团伙印制的大量假人民币尚未来得及出手的时候，即被我警惕的侦察员们一举破获。 侦察员们在李星宇家中启获的3套印制假币的铜版、在丁兆成家中搜出的两台印刷机、在梁秉衡家中收缴的大量印币纸等，都成为他们无法抵赖的罪证。 连续破获的两起假币印制案，也给侦察员们一个警示： 即在上海解放后开始实施新币制的时候，通过伪造人民币制造金融混乱、引发社会动荡，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人民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这类案件还有可能发生。 基于这种判断，淞沪警备区军法处和保卫处的指战员们有重点地抓紧了对金融案件的侦察保卫工作，果然，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又破获了第三起伪造人民币案。 7月13日该案主犯施子良、周胜官及其同伙在转移印刷场地时，被军法处侦察人员发现，当场查获印刷机一台、假币铜版一块、刚刚印好的假人民币500万元。 经查，施子良、周胜官两人在上海解放前即为地痞流氓、投机奸商，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多有瓜葛。 上海解放后，施、周两人专做贩卖银元、英钞买空卖空、套购紧俏物资的营生。他们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 1949年6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明令取缔银元投机交易，身为上海社会渣孽的施、周两人疯狂叫嚷：“共产党和我们作对，我们就和他们干！” 施、周两人感到仅仅贩卖银元“利薄”且影响小，于是两密谋伪造人民币，这倒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期望不谋而合。 由施子良出资70枚银元，由周胜官采购印刷器材，并招来无业人员林云轩、倪如亭等人，在岳州路宝源坊马阿毛家开始秘密伪造人民币的活动。 他们在一个月内共印制出假人民币100元版8000张，200元版10000张，总面值近1000万元。 施周两人还通过杜云轩、孙新章、李中洲等人为其推销伪币，倪如亭、马阿毛、王文国等人积极参与了推销贩卖活动。 孙新章、李中洲用假币收兑黄金数十两，银元近千枚。 在前后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淞沪警备区总共破获了三起伪造人民币的大案，共有36名罪犯落入法网。 侦察员查封从事伪造人民币交易的非法钱庄 虽然这些犯罪团伙的来历不同，但目的却是一致的，既破坏金融、搞乱物价、蛊惑人心、扰乱形势，进而动摇和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他们所从事的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金融犯罪活动，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切齿痛恨，纷纷要求政府予以严惩。 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审理后，报请上海市军管会核准，于11月30日对艾中孚等三起伪造人民币案作出最终判决。 12月2日的《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由陈毅、粟裕签名的对艾中孚伪造人民币案的判决书，照录如下： 原告：淞沪警备司令部 被告：艾中孚、翁滋和、冯伯钧、黎明、平仲秋、倪槐庭、姚企范、翁滋友、周月英、宋世珍、翁文清、张锡芳、王兴贤、平根发、金天云。 主文 被告艾中孚系潜伏匪特，屡次主持伪造中州币及人民币，有计划捣乱金融，并私藏武器，图谋不轨，判处死刑。 …… 同时，上海市军管会对另两起人民币伪造案的罪犯也作出了如下判决：判处李星宇、丁兆成、施子良死刑、周胜官等4人死刑，梁秉衡等13人六个月至十年不等有期徒刑。 罪犯得到严惩，老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当时上海市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侬晓得不啦，造假大亨鼠被割掉脑袋了！人民币值钱了！” 1949年12月1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将6名罪犯押上刑车，执行死刑。 为震慑敌特，教育群众，执刑车队途经四川路、南京路、西藏路、金陵路、外滩、吴淞路，沿途散发了对这三起案犯的判决书。 车队所到之处，马路两旁及沿街的阳台、窗口站满了观看的群众，他们欢呼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扫除了这些害群之马，有的还当场燃放鞭炮，以示庆贺。 上午11时40分车队驶入江湾第一公墓墓区，随着6场沉闷的枪声，6名罪大恶极的制假贩卖假人民币的主犯受到正法。 1950年4月，一直负案在逃的黄浩认为时过境迁，当其再度潜回上海伺机活动，被淞沪司令部军法处侦察员发现并缉拿归案，同年7月18日黄浩被判处死刑。 上海市委采取的对证券大楼的突击搜查，以及我隐蔽战线的指战员们连续破获的三起人民币伪造大案，在上海引起很大震动，既威慑了敌人，也教育了群众。 同时也使上海市金银元、外币非法交易活动得到了有效控制，投机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大为收敛，人民币不仅走势坚挺，而且完全占领了市场。 一度动荡不安的金融经济秩序趋于正常，物价得到了稳定。 老百姓是务实的，他们总是以最直接、最实际的感受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 通过这次金融风波，人们看清了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是真诚为着老百姓着想的，人民币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老百姓安居乐业有了希望，民心得到了安慰，解放后上海的社会形势得到了稳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