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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历史的女人——第13期） 1949年5月27日下午3点，我解放军顺利解放上海，前后共用了十几天时间。
上海解放仅仅过了5个小时，中共中央新任命的上海市长陈毅，就来到了上海市市政府的办公大楼。国民党任命的最后一位上海市市长赵祖康（只做了4天的代理市长，似乎更像是为了完成一个屈辱的交接使命）在市政府二楼145号房间，等来陈毅，把各项工作进行了交接。 至此，颇具传奇特色的上海，结束了一个黑白旧时代，开启了另一个崭新的时代！ ——引。 虽然，上海在国民党军队的手中失陷了，但是，他们却不死心。他们给上海留下了两个大麻烦，给我党在此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其一麻烦是国民党在上海留下了8个特务组织，这些特务组织大约有3万多名特务，以及特务们手中暗中掌握的地下武装。 此外，还有两万余名残兵，其中有一万五千名被我解放军收容登记。 这些武装力量，对上海造成了一定的潜在威胁，比如陈毅就任上海市市长后，就曾经收到过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两颗金色的子弹。 不过，他们想靠这种黑社会把戏来吓唬陈毅，实在是找错对象了，正如陈毅所言： “自参加南昌起义······我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想拿两颗子弹来吓倒我，笑话！”
陈毅有陈毅的风度和气魄，但这件事也说明了上海当时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比如上海解放初期，单单6月份一个月发生的武装抢劫案就多达190余起。 其二麻烦是，上一个麻烦，对于陈毅来说，确实不算是麻烦，因为陈毅很快就解决掉了。但是这后一个麻烦，却跟上一个麻烦的性质不同了。 上一个麻烦，可以理解为“武搞”，这后一个麻烦，可以理解是“文搞”。 文、武相比，武的总是比较好处理，但是文的一般处理难度都会更大。 事实呢，这文的搞法，也确实不好对付。 因为，敌人这“文”搞，是跟金融有关的，就是引爆上海金融危机，让通货膨胀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一旦敌人这个搞法成功，不用敌人动一刀一枪，我们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就失掉了。这个后果，可是比敌人搞武装抢劫可怕多了。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看敌人的“文搞”之阴谋。 先看两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解放军开进上海的时候，上海的物资已经被敌人撤退时，几乎清空。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黄金，当时亚洲最大的银行金库——中国银行滇池路金库，这里曾经存放着400多万两黄金，但是如今只剩165.5元。那些巨额黄金早已被分为六批运至台。 第二个方面是面粉、煤炭等物资，这些物资非常缺，多半仅够使用一个月，甚至煤炭仅有一周的储备量。 第二个难题是，通货膨胀之严重，也就是金融秩序问题或经济问题。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在陈毅上任上海市长的第一个月，上海市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1元人民币在10天时间直接贬值为3毛。 这也就意味着，上海市的老百姓日子变得十分艰难，商人的正常生意没法在合法的前提下运行，工厂无法正常开工。 这个问题，在后面的极短时期之内，变得更加严峻起来。因为当时人民币的贬值问题，直接导致的现状如下： 其一是上海1.2万家工厂，大部分都处于“关门状态”，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工厂开工； 其二是轻纺工业百分之七十全部停业，机器工业的停业比例更是高达百分之八十； 其三是面粉，这可是关系到上海人民生存的关键性东西，但是面粉行业的产量极其低下，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后果之严重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上海市长，陈毅感到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他当时是不顾个人安危，尽管他之前已经收到了敌人寄来的金色子弹。身边的警卫人员，劝陈毅减少外出，因为敌人在暗，不易防备。可是陈毅不怕，他依然频繁外出，一方面找资本家做工作，一方面亲自到市场上去了解物价。 就在陈毅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又出现了另一股“金融黑风”，对上海市的金融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有关这股金融黑风的情况是这样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军队打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因此在上海解放的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当时代号为“北海大队”）发行局的采购员张振国同志就带着8辆卡车之多的人民币来到了上海市。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军管会发布的一号布告中，其中有关金融政策，也多有严格的明文规定，主要包括三块： 第一块内容是解放区内，人民币是唯一合法的流通货币； 第二块内容是在解放区内，黄金、银元、外币以及伪金圆券不再作为计算和清算单位； 第三块内容是为了解决之前市民手中的金圆券，华东军区和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出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可以以6000:1的比价把金圆券兑换成合法币种人民币。 政策推行之初，原本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可是，忽然平地起妖风——银元黑市出现了问题。结果是，市民把到手的人民币立即出手，或买米，或买面，总之全部设法花了出去，不再手中停留。为了阻止老百姓被“妖风”诱骗，进行了各种宣传，包括布告、报纸和电台，但是全部没用。无奈之下，人民银行一次投放了10万银元，但是竟然如石坠海，毫无效用。 陈毅对此，也是极其震惊，为了解情况，他让司机把车开到九江路的上海市证券交易所门前，仔细观察情况。在那里，他看到了成千上万的银元贩子。陈毅派人密查后，发现这上证所正是非法银元交易所在地，在这里头装了一千多部电话，那里头有少数几个大投机商人在操控着价格，这几个人被称之为“大亨鼠”。小的银元贩子们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一般是9点，来到这里领取外币或者银元，然后根据“大亨鼠”所定之价格到全市其它银行门前去进行黑市兑换。 陈毅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又来到一家银行门口，在那里，他看到了熙熙攘攘的贩卖场景，比如有在叫卖“袁大头”的，等等。 陈毅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发现这不是简单的银元黑市问题，从表面上来看，是银元问题，但是在银元黑市背后是操控其价格的“大亨鼠”，而“大亨鼠”背后则是匪特。 陈毅深刻明白，这次，他面临的不是去打一场野战，而是比野战更加艰巨的战役——一场金融战，一场经济仗。 而且，这次金融战或经济仗还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只能胜，不能败。 华东局对这个情况进行研究后，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经批准，果断采取强硬措施。在1949年6月10日上午8时，华东军区警备旅和上海市公安人员联合行动，查封了上海市证券大楼，将250名大亨鼠全部抓捕归案。但是，在查封行动中，发现了另一样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假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陈毅原本就以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结果事实也确实如此。这场金融战，看来一个回合还没法结束。不过陈毅，没有被这个情况吓住，他霸气地说道： “敌人在战场上打不过我们，就想在金融经济上打败我们，简直是痴心妄想，我们必须要让人民币在上海站住脚！” 于是，下令继续顺藤摸瓜严查。 6天后，也就是6月16日，案情终于出现了突破和转机。 在淮海路巡逻的一名解放军战士，从商家那里得到了一个情报：最近有两个人在用假人民币购买东西。 该解放军战士立即把这个情报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该单位在1952年改称侦察处）进行了报告，军法处闻讯后立即派人暗中等候在商店外面，等那两人购物时，将其抓个正着。带回稍加审讯，这两人便供认不讳。 此二人，一个叫平仲秋，一个叫黎明。 他们所使用的假人民币全部都来自于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周月英。
这个女人，可是极其重要，不仅是我方破案的关键，也是敌人在上海意图使用假人民币兴风作浪的关键。 周月英，在上海解放之前，原是一名风月场上的交际花，凭着姿色和身体吃饭，所以人面极广，认识各路人物，尤其是国民党中的那些人物，比如国民党军官、以及特务等。但是上海被解放后，像黄月英这样的人，本应积极响应解放军的宽大政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但是黄月英却没有珍惜这个机会，继续从事了罪恶的危害人民利益的勾当。 话说军法处通过黎明和平仲秋的招供信息，很快就找到了周月英的住所，并进行了突击搜查。结果在周月英的住所收获颇丰： 其一是假币印制机器2台； 其二是供印假币的型号、钢印、号码机等物什若干； 其三是尚未流向市场的假人民币若干； 其四是3把手枪，以及150发子弹。 这些物什，着实让我方人员吓了一跳。一个曾经在上海风月场上混迹的女子，家里竟然是一个窝赃点，其背后肯定有大问题。 于是，立即对周月英进行审讯，这周月英倒真是风月女子，凡事都讲究现实和利益。一看这情况不对，立即就对我方审讯人员老实招供，以求宽大处理。 原来，在周月英背后有一条大鱼——这条大鱼叫艾中孚，实际上也就是周月英的包养者。 艾中孚，系国民党华中行政长官公署的少校副官，其上级是白崇禧。
涉及该次事件，须得从1948年说起。在1948年的时候，白崇禧是华中行政区的长官，此人号称“小诸葛”，足智多谋，深得老蒋信任。眼看大局不妙，遂向蒋介石献计，即所谓的“总体战”战略。在这个“总体战”战略中，包含了诸多方面，而金融战略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白崇禧的金融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想制造假人民币引发新解放区的金融危机，妄图使新解放区的经济崩盘，尤其是针对刚刚解放的解放区。因此，在1948年秋，他便着手成立了一个专门以假币为主要工作内容的特务小组，该特务小组由三名主要成员构成，分别是： 其一是长官公署的交际处科长徐亚力； 其二是黄洁，此人时任上校参谋兼特工组长； 其三便是少校副官艾中孚。 此小组受命后第一站原本是到南京搞事情的，但是因为技术等方面的因素，最终以失败告终。白崇禧再次下达密令，并拨下专款，让其进入上海开展工作。 结果到了上海，艾中孚的工作开展最为顺利。因为，艾中孚通过关系结识了旧日上海风月场的交际花周月英。接着，艾中孚通过周月英找到了以前在造币厂工作过的张锡芳，张锡芳又找到了自己的旧日同事林子道。 有了技术骨干，一切工作都好开展——他们弄来了4台印钞机，造假地点则设在汾阳路白崇禧的公馆里。在这里，他们干的第一票是——造了总面值为1400万元的中州票，票面100元，共计14万张。这中州票原是由中州农民银行发行的地方货币，主要在河南、湖北等地使用，所以他们所造的1400万中州票也仅在大别山一地悄悄散布，不过很快就被解放军发现，使其计划失败。
白崇禧见收效不大，遂令他们开始制造假币。于是，艾中孚再次在周月英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人，叫王兴贤，此人是个照相的师傅，精通各种技术。在艾中孚的授意下，周月英用钱将其收买。王兴贤见钱眼开，便为其制成了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第一版人民币的两种票面印版，一种是100元的，一种是50元的。
然后，他们就开印了，但是因为造假数额巨大，4台机器根本不够用，于是艾中孚又在周月英的联络下找到了一个人，叫翁滋和，此人是金山印刷厂的经理，该厂曾经做过印刷金圆券的业务，故此经验丰富。原本干这种事，那是要掉脑袋的。但是当艾中孚把30两黄金和800块的银元当做印刷费摆在翁滋和面前时，翁滋和顿时两眼冒光，就冒险接下了这单害人害己的生意。 翁滋和一共为艾中孚印制了总面值高达1.69亿元的假人民币。 时至1949年5月16日，上海解放在即，白崇禧见大事不妙，立即派遣秘书黄子心前往上海，将该批假币中的1.35亿元空运它处，留下了3400万，令艾中孚和黄洁，在上海解放之后，再将这批假币散发至社会上去，以扰乱上海的经济、金融市场。 白崇禧说：这是一把“软刀子”！
结果，根据白崇禧的指示，在上海解放后，陈毅出任上海市长之后，艾中孚和黄洁等人就开始把那3400万假币往社会上流放。但是如何流放呢，他们找了一些见利忘义之徒，其中有一个叫王保元，此人是黄洁的朋友。此人一人就包下了1000万之巨，然后他以百分之十的抽头分包给两个能干的手下，转眼之间就把600万出手。 但是相比特工组组长黄洁，少校副官艾中孚的手段更阴险。他网络了一批“分销商”，其中竟然还有上海市公安局的留用人员——即卢湾分局专门负责打击假币的警察冯伯钧，此人一人帮艾中孚出手假币840.5万元。 前文已说，艾中孚能在上海站住脚肆意胡来，皆因一个女人，即周月英。可是周月英亦非善良之辈，不过是势利之人，见艾中孚如此借假币大赚特赚，便手痒难耐。于是就趁艾中孚出差之际，找来了黎明和平仲秋想私下赚一票。岂料，结果被抓。 在周月英的供述中，我解放军办案人员得知艾中孚前往徐州办事，于是便暗中潜伏于周月英之家，守株待兔。11天后，艾中孚回到上海周月英之家，直接被抓个正着。再说那黄洁，倒是逃得快，不过俗话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此人在1950年4因再次潜入上海，亦被抓。另外，在抓捕艾中孚等人的过程中，还抓到了另一个假币制造组织，其背后乃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李星宇、蔡伯钧和丁兆成所搞。
不管敌人怎样折腾，也不过是垂死挣扎。最终都在陈毅的领导下，彻底挖出、斩草除根。至此，我人民币在上海解放区终于站住了脚，也站稳了脚，确保了刚解放的上海市的经济稳定和金融有序开展。 （文/说历史的女人·绿火） 参考资料：《解放上海》《陈毅大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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