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为何崇尚饮酒？

魏晋南北朝是文人酒文化的重要发展期，从此以后士人饮酒具有了更为积极的象征意义。此时酒文化的内核之一即魏晋风度，文人雅士借饮酒表达放荡不羁、超然洒脱的生活态度。魏晋风度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群像，浓缩了当时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魏晋时期士人思想突破经学和礼法束缚，与此相适应，人们酿造美酒首先是为了自己享用，祭祀、礼乐作用弱化。

一、魏晋南北朝尚饮风气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酒文化发展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自从汉末乱世酒禁大开之后，饮酒风气就遍布朝野。纵观中国古代千年酒史，没有哪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样单纯放肆的饮酒，这种风气形成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原因。

由于当时政治环境动荡和门阀制度的存在，士人的生活并不如意，饮酒成为部分愤懑者消解内心忧愁的最好方式，又是名士们激发玄思灵感，服食养生的重要辅助手段。在魏晋玄学的体系中，饮酒是他们突破礼法、追求自由、表达态度的手段。在人生本体论的思考过程中，纵酒成为一种对抗人生虚无、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时有民歌“宁得醇酒消肠，不与日月齐光”。

动荡时代一派豪饮之风的背后隐藏的是无奈与苦闷，阮籍纵酒、刘伶病酒表面的潇洒放逸

并不能掩饰其内心的沉重，陶渊明的诗酒生活也是他对抗这个世界手段。从此以后，人们纵酒成为一种潇洒不群的效仿对象，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对饮酒的看法。

这一时期，官方对于酒业的管制较为松散，尽管各政权都有过一些禁酒令存在，但持续时间都较短，且只是针对部分地区，这为酒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纵饮风气的形成提供了方便。而此时期尽管政治集团很多，政权四分五裂，但并不是说整个魏晋南北朝经济萧条，事实上当时各个政权的核心地带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差，地方集权使统治集团过着奢侈的生活，很多核心区域的民众生活也很富足，这都是饮酒风气盛行的条件。魏晋南北朝帝王好酒者颇多，也有很多因饮酒失政的例子。

在士人群体中则有很多知名的宴饮活动，统治阶级和上层士人的生活弥漫着酒气。更重要的是当时民间酒业繁荣，《洛阳伽蓝记》卷四记：“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王褒《日出东南隅行》：“采桑三市路，卖酒七条衢。”庾信《山斋诗》：“遥想山中店，悬知酒浓。”当时酒业繁荣，私酿酒坊林立，与前代不可同日而语。

二、 魏晋风度与文人的诗酒生活

魏晋南北朝士人的诗酒生活可谓“魏晋风度”的一个缩影，文人们可在醉酒中获得暂时的超脱，这是他们摆脱现实苦闷的重要途径。酒的魅力在于让人迷醉，在这种迷醉中人的创造力被充分激发，所以饮酒对文学艺术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文人的饮酒生活又突出体现在一些聚饮活动中，可视为士人阶层饮酒风气的开端。建安时期，曹操居于邺城，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均喜好文学，乐与文士交游。当时天下文士云集邺城，邺下文学团体得以形成，以建安七子为代表。邺下文人曾交游宴饮，诗酒竞豪，在这些聚会中他们创作了大量宴游诗。曹丕《又与吴质书》中回忆邺下交游写到：“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

刘勰评价建安文学时曾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些宴游活动被后人称为“邺下风流”，其行径为后人效仿，其创作标志着建安文学高峰的到来。

“竹林七贤”饮酒活动被概括为“竹林风度”。阮籍、嵇康、刘伶等七人常居于竹林下，肆意酣饮，故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好酒，赋诗的记载则较少，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涉及酒的仅两篇。他们的行为更在于精神解放和超脱世俗的追求，他们的聚饮活动是寻求一种超越世俗、逍遥自适的精神体验。这种饮酒追求为后世文人雅士所继承。

西晋元康六年，权臣贾谧身边的“二十四友”聚集于石崇金谷园中，他们饮酒作赋，谈论文学，人称“金谷雅集”。“二十四友”成员包括潘岳、陆机、陆云、左思、刘琨等重要文人，代表了西晋后期文士风貌。“金谷集会”的宴饮活动，无过多礼仪约束，处于一种相对平等开放的氛围中。石崇《金谷诗序》记载：“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这种文人自发组织的、纯以诗酒为乐的行为可视为文人集会风气的开端。

东晋永和九年暮春三月初三，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名士聚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举行了盛大宴饮活动。他们行修禊日礼，曲水流觞、赋诗以娱情，世称“兰亭雅集”。兰亭集会承金谷集会形式，文人在山水间怀想古人、畅叙幽情，得诗三十七首，成《兰亭集》，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流芳后世。

曲水流觞、文人即席赋诗本质上是酒令文化下的产物，所谓酒令就是饮酒助兴方式，如投壶、

射覆等。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文人饮酒活动多以诗助兴。金谷集会和兰亭集会中都有不能作诗罚酒的记载，这是专属于文人骚客的一种雅令。兰亭集会是魏晋风流代表事件，影响极为深远。那种春日观山赏水、饮酒赋诗、感慨人生的风雅行为被后世文人效仿。

三、 “酒”的流传与相关文学书写

在魏晋南北朝浓厚的饮酒风气影响下，酒业兴旺，酒肆林立，酿酒技术不断传播发展。“酒法”的流行存在一个过程，较早地记载有曹操《奏上九酝酒法》，曹操将家乡亳州的“九酝酒”上承汉献帝，奏文写到：“臣县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酒法”，郭芝为南阳人，此酒应该就是东汉张衡《南都赋》中提到的南阳特产“九酝”，“九酝”即九次加料而成的“重酿酒”。

从曹操此奏可知，尽管东汉已有此酒，但直到东汉末年这种酒尚不够普及。而且“九酝”初

无“酒”之名，曹操此奏始称“酒”是受东汉“酒”影响。“九酝酒”与崔寔《四民月令》中典馈酿造的“酒”都需较长酝酿时间，但九酝始酿时间更早。在此之后“酒”之名逐渐见于文人创作，建安七子应瑒之弟应璩有诗“酌彼酒，上得供养亲老，下得温饱妻子”；又在《与从弟君苗君胄书》写到“亦既至止，酌彼酒”。

“酒”本是当时的上等好酒，应瑒多次提到并非巧合，未必是用《诗经》典故；西晋张华《上巳篇》有诗句：“春醴逾九酝,冬清过十旬。”这里的“春醴”很明显就是“九酝酒”。上一节已经提到，当时“酒”“醴”区别已渐渐模糊，均可泛指酒类。

此后十六国前秦文官赵整曾作《酒德歌》二首，其二：“获黍西秦，采麦东齐，春封夏发，鼻纳心迷。”这种“春封夏发”的黍酒与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以供夏至”的“酒”以及郑玄笔下“接夏而熟”的“中山冬酿”是同一种，都是那种经过“重酿”的醇酒。需要强调的是，当时一些酒类酿成之后，往往需有一个封存过程才算酝酿完毕，而满足封存的重要条件即酒的醇度要相对一般酒醪高，在没有蒸馏法的时代，人们只有通过“重酿法”才能达到封存不变质的条件。赵整《酒德歌》说明在十六国时期的关陇地区，保留有此“春酒”酿造工艺。

这种新年饮用的酒有时也称“新酒”，这显然与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的以供夏至的“酒”命名逻辑不同，但其酿造时间与用酒方式又与《诗经》中“酒”类似。萧绎有诗“试酌新酒，遥劝阳台人”，孔仲智诗“芳杜觞酒，仿佛伤山时”指的都是这种泡有香草，新春饮用的时令用酒。另外，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中记载了蜀地“巴乡酒”；《水经注》中记载湘东有酃酒，蜀地有“巴乡清”；《齐民要术》记载蜀人有酴酒；《南方草木状》记载“不用曲糵”的女酒，皆不称“酒”。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记：“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晞，以罂贮酒，曝于日中，经一旬，其酒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逢路贼，盗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复命“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这则记录中夏末晒半月才饮用的酒，亦以“春醪”相称，有些人因此认为“酒”“春醪”已经成为一种酒类泛称，其实不然。

“酒”为何要在夏日“曝于日中”，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齐民要术》记载中“晒酒”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检验酒是否变质，如“卧曲法”记载：“冬酿十五日熟，春酿十日熟，至五月中，瓮别碗盛，于日中炙之，好者不动，恶者色变，色变者宜先饮，好者留过夏。但和醅停，须臾（用）便押出，还得与桑落时接。”另一种是催熟，如“柯拖酒法”记载“日中曝之酒成也”。

可见不论是冬季还是春季开始酿造的酒，都会较早“新熟”，但仍需封存很长时间，这一方面是为了一年皆有酒饮用，另一方面封存的酒会产生酯化反应，越陈越香。夏季将其置于阳光下曝晒，即可检验酒质优劣，又可促进酒液二次反应，消除其中杂醇杂酸。“经一旬其酒不动”说明酒之醇度高，酒质好。

刘白堕善酿酒的记载亦出现于郦道元《水经注》“又南过蒲坂县西”一段，“秦州刺史治太和，迁都罢州，置河东郡，郡多流杂，谓之徙民，民有姓刘名堕者，宿擅工酿，採挹河流，酝成芳酎，悬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蒲坂县在今山西永济，故《洛阳伽蓝记》称刘白堕为河东人，后又迁往洛阳酿酒为业，但《水经注》记载蒲坂是北魏秦州刺史治所，太和年间，重置河东郡，带来很多流民杂户充斥河东，称为“徙民”，其中有个叫刘堕的，擅长酿酒。

可见刘白堕此人大概率是秦州迁徙至河东的，秦州在今甘肃天水附近，这也北魏时期关陇集团民众内迁的缩影。《齐民要术》“笨曲并酒第六十六”首篇即为“秦州酒法”，这应当不是巧合。郦道元、杨衒之都是北魏时人，郦较早，杨和贾思勰同时，他们著作中同时记录刘白堕酿酒事，足见当时私酿业的兴旺。贾思勰为青州益都（今山东寿光）人，曾作高阳太守，在其著作中将“秦州酒法”重点记录，可见此酿酒法影响之大。

总结

总之，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酒之风遍布朝野，这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果。在这种饮酒风气的影响下，酒意象开始频繁出现于文人的创作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饮酒风尚形成，为后世文人诗酒风流起到了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