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建国依靠青、冀、徐、兖四州豪强的军事力量。齐明帝之所以能“以支庶纂历”，与其得到高、武“旧将”的支持有关。“旧将”助齐明帝夺位及戕夷高、武子孙，这些行为展现了南齐政治的利益取向。以利相合、缺乏信任的关系使齐明帝在永泰元年病笃之际，开始翦除“旧将”，以应对“枝胤孤弱”的处境。齐明帝逼反王敬则，东昏侯逼反陈显达、裴叔业、崔慧景等，在政策上一以贯之，其所激起的方镇叛乱瓦解了南齐的统治。由此可知，缺乏有价值凝聚力的政治组织方式，是南齐国祚短促的根本原因。
南齐从建元元年（479）成立至中兴二年（502）终结，历时23年。在东晋南朝近300年的历史中，所占时长不足十分之一。吕思勉先生将南齐历史与孝武帝以后的晚期刘宋史视作同一历史阶段，认为“萧齐一代之事迹，几与刘宋孝建以后无殊”。元嘉北伐的失败不仅使江左政权在南北关系中陷入被动，还引发了深刻的内部危机，孝武帝改革、宋明帝上台以及南齐建立，皆是这一危机的历史后果。宋齐易代后，最高统治者虽然得以变更，但社会、经济、军事领域的诸多政策仍是刘宋旧制的延续。未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元嘉体制崩坏所带来的内外危机，是南齐国祚短促的一大原因。南齐几乎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相始终，南北双方一因循、一变革，国势走向截然有别。
南齐国祚短促，还与其统治集团的组织方式有关。吕思勉先生说南齐“为治之规模”“尚不若宋氏”，“齐初所尊者褚渊，所任者王俭，皆赞成禅让，以取富贵之徒，不徒不逮刘穆之，尚远在宋文帝所任诸臣之下也”。吕先生认为南齐所尊所任者皆为“取富贵之徒”，实指明统治集团以利相合的凝结方式。南齐晚期，最大的政治危机在于“入纂”的明帝如何重塑政权基础的问题。以利相合的政治组织方式，固然能让明帝顺利接收高、武的政治遗产，但也决定了双方关系的脆弱性。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高、武“旧将”与明帝政权的关系为对象，从政治组织方式的角度对南齐国祚短促的原因予以解释。
齐明帝永泰元年（498）四月，会稽太守王敬则举事。《南齐书·王敬则传》载：“敬则〔以〕旧将举事，百姓檐篙荷锸随逐之，十余万众。”《南齐书》的叙事将“旧将”与齐明帝对立起来，并赋予“旧将举事”以道义色彩。所谓“旧将”，是以齐明帝为参照，留存于其世的高帝、武帝旧属。如所周知，萧道成建立南齐所依靠的军事力量是聚集于淮阴的青、冀、徐、兖四州豪强。萧道成军事集团的核心成员包括垣崇祖、垣荣祖（略阳垣氏），苏侃（武邑苏氏），薛渊（河东薛氏），崔祖思、崔慧景（清河崔氏），刘怀珍、刘善明、刘僧副（平原刘氏），戴僧静（会稽戴氏），李安民（兰陵李氏），荀伯玉（广陵荀氏），王玄邈（太原王氏）。除荀伯玉带有个人投效性质外，余者均拥有由门宗、部曲构成的私人军事势力。故而安田二郎将萧道成与四州豪强的结合视作均有私人依附性的结合关系。尽管萧道成建齐有以褚渊、王俭为代表的高门士族的配合，但军事势力的支持乃其立国之本。
在萧道成建齐的过程中，萧赜亦结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军事势力，《南史》述其“自以年长，与高帝同创大业”。在泰始元年（465）宋明帝与刘子勋的帝位争夺战中，萧赜以族人萧欣祖、门客桓康及部曲百余人为基础，“聚众至三千人”，麾下有军主张应期、邓惠真。元徽四年至昇明元年（476—477），萧赜为晋熙王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获得雍州豪强柳世隆（河东柳氏）的支持。沈攸之举兵时，萧赜镇盆口城，麾下有军主桓敬、陈胤叔、苟元宾等八军。昇明二年（478）萧赜持节、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晋熙二郡军事、征虏将军、江州刺史；同年征为领军将军，府置佐史，领石头戍军事，寻又加持节、督京畿诸军事；三年进号中军大将军，持节、都督、领军如故，后加南豫州刺史。宋齐之际，萧赜相继都督江州、京畿诸军事及管控南豫州，在萧道成为推动易代所作的布局中，被作为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而加以使用。
南齐建立后，身为皇太子的萧赜，“朝事大小悉皆专断，多违制度”，与萧道成旧属有所冲突。如将王瞻（王玄邈从弟玄谟子）召入东宫，借口“诣阙跪拜不如仪”，送付廷尉杀之。即位后，诛杀“军国密事，多委使之”的萧道成亲信荀伯玉；并以“连谋境外，无君之心”为名诛杀了与荀伯玉有所关联的垣崇祖。此外，又疑张敬儿有异志，予以诛杀，还将江谧赐死。在元徽、昇明之际萧道成夺权的关键时刻，“物情尚怀疑惑，谧独竭诚归事太祖”，江谧是率先投靠的高门士族之一。萧赜与萧道成旧属之间的冲突，谢超宗喻以“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将之比作屠戮功臣之举。张敬儿的认知则是：“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将之视作双方的隔膜所致。
尽管萧赜即位后行诛杀之事，但总体来看，他还是较为顺利接管并驾驭了萧道成旧属。永明十一年（493）秋七月戊辰，萧赜临终前连下两份诏书，其中第一份诏书划定了所须依赖的军事将领名单，“军旅捍边之略，委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瓌、薛渊等”。这些“旧将”分为三类：寒人（王敬则），青、冀、徐、兖四州豪强（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薛渊）及三吴士族与豪强（沈文季、张瓌）。陈显达为南彭城人，与萧氏同侨居武进县，曾以军主隶属于四州豪强集团的代表人物刘怀珍。王广之、王玄邈皆属四州豪强之列。薛渊虽出身河东薛氏，但在薛安都降魏之后，“太祖镇淮阴，渊遁来南，委身自结”，“太祖使领部曲，备卫帐内，从征伐”，加入了聚集淮阴的四州豪强集团。沈文季出身吴兴沈氏，吴兴沈氏在宋齐时期以武力著称。沈文季被褚渊称为“当今将略”。张瓌出身吴姓高门吴郡张氏，在萧道成夺取吴郡地方统治权时立有功劳。可见终永明之世，萧赜仍以萧道成“旧将”为主要军事支柱。
除了“军旅捍边”的旧将外，还有一类负责宫禁防卫的将领。齐武帝临终前的第二份遗诏，便是对禁卫将领所作的安排。遗诏云：“内外禁卫劳旧主帅左右，悉付萧谌优量驱使之，勿负吾遗意也。”萧谌是萧道成的绝服族子，宋末萧赜在郢州时，“太祖遣谌就世祖宣传谋计，留为腹心”。南齐建立后，萧谌领东宫宿卫。萧赜即位后，“斋内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参掌”；临终前，“卧疾延昌殿，敕谌在左右宿直”。齐武帝时期的宫禁防卫将领除萧谌外，萧鸾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按《南齐书·明帝纪》，萧鸾掌禁卫始于齐武帝即位后领右军将军，后转为左卫将军，永明四年迁中领军，十一年领右卫将军。张金龙认为齐武帝比较信任关系较远的宗室，故而任以机要近侍武官。
二、高、武“旧将”与齐明帝统治的建立
齐武帝驾崩后，从永明十一年（493）七月至建武元年（494）十月的1年多时间里，政变频发，帝位三次更迭，政局走向完全背离了遗诏的构想。推究其因，乃是萧鸾借助禁军系统推动政局变化的结果。在第一份遗诏中，齐武帝对太孙即位后的朝政及人事所作的安排是：“子良善相毗辅，思弘治道；内外众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共下意。尚书中是职务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齐武帝意图以竟陵王萧子良居辅臣之位，由堂弟西昌侯萧鸾参与决策，并以王晏、徐孝嗣居尚书省负责政务。由于这一诏书忽略了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故而难以实现。皇太孙萧昭业是在永明十一年四月甲午才被立为储君的，齐武帝驾崩时，他在皇太孙位上刚满3个月。竟陵王萧子良拥有比皇太孙更高的政治声望，《南齐书》云：“世祖暴渐，内外惶惧，百僚皆已变服，物议疑立子良。”在王融的策划下，萧子良一度有机会入继大统，然而萧鸾却借拥立萧昭业之名迅速掌控朝局。此时萧鸾正在右卫将军任上掌管宿卫营兵。此外，他还曾任中领军，有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的资历。以宿卫营兵为政治资本，是萧鸾成功掌控政局的关键所在。
齐武帝遗诏中构想的子良毗辅、萧鸾参怀，遂变为萧鸾独掌朝政。一年后，即隆昌元年（494）七月壬辰，萧鸾入宫弑杀萧昭业。《南齐书·郁林王纪》载：萧鸾“率兵自尚书入云龙门”，“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系进”，“萧谌领兵先入宫”。这些弑君者都在齐武帝遗诏的辅弼名单上。齐武帝留给皇太孙的顾命大臣，变成了萧鸾夺权的班底。尽管如此，萧鸾政变依赖的仍是禁军系统，尤其是萧谌、萧坦之。《南齐书·萧谌传》载：“郁林即位，深委信谌，谌每请急出宿，帝通夕不得寐，谌还乃安。转卫军司马，兼卫尉，加辅国将军。丁母忧，敕还复本任，守卫尉。”除萧谌外，萧氏另一族人萧坦之负责郁林王的近身防卫。萧坦之曾任文惠太子东宫直閤，“少帝以坦之世祖旧人，亲信不离，得入内见皇后。〔帝〕于宫中及出后堂杂戏狡狯，坦之皆得在侧。或值醉后裸袒，坦之辄扶持谏喻”。卫军司马、卫尉萧谌掌控的禁军与宫卫宿卫禁军，以及郁林王亲信萧坦之等人，是萧鸾政变弑君的主要依靠力量。
除宿卫诸营外，“军旅捍边”将领留在建康的部曲也具有影响政局的力量。《南齐书·李安民传》载：“宋泰始以来，内外频有贼寇，将帅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师。”虽然在李安民的建议下，齐高帝“诏断众募”，但将帅各领部曲的情况恐难以改变。在萧鸾屡次发动政变之际，“旧将”在京师的部曲未曾阻碍萧鸾的行动，他们控制的方镇亦未尝异动，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支持。正因如此，齐武帝遗诏名单上的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王玄邈、薛渊均在延兴元年（494）受到进号进爵的酬答。其中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更是因随萧鸾入宫弑君而“豫废郁林勋”。《南齐书·陈显达传》载：“豫废郁林之勋，延兴元年，为司空，进爵公，增邑千户，甲仗五十人入殿。”《南齐书·王广之传》言王广之“预废郁林勋，增封三百户”。《南齐书·沈文季传》亦言其“豫废郁林，高宗欲以文季为江州”。此外，王玄邈进为中护军，薛渊“进号平北将军”，沈文季“迁尚书右仆射”。张瓌的表现与上述诸人有异，“郁林废，朝臣到宫门参承高宗，瓌托脚疾不下”。但《南齐书·张瓌传》又云：“海陵立，加右将军。高宗疑外蕃起兵，以瓌镇石头，督众军事。”从加右将军及镇石头、督众军事来看，张瓌仍在事实上为萧鸾提供着军事支持。
除齐武帝遗诏诸人外，拥护萧鸾的“旧将”还有崔慧景、刘悛等。崔慧景时任豫州刺史，“高宗辅政，遣梁王至寿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启送诚劝进”。刘悛为齐武帝布衣之交，萧鸾趁其得罪郁林王萧昭业之时予以拉拢，不仅“启救之”，而且在海陵王即位后使其“以白衣除兼左民尚书，寻除正”。永泰元年齐明帝立遗诏，“军政大事委陈太尉”，“心膂之任，可委刘悛、萧惠休、崔惠景”。陈显达、刘悛、崔慧景由高、武“旧将”成为齐明帝军政大事的“心膂之任”。
萧鸾弑杀萧昭业后，立萧昭文为帝，并开始屠戮高、武后裔。在这些行动中，王玄邈、王广之是重要的参与者。延兴元年（494）九月“高宗使玄邈往江州杀晋安王子懋，玄邈苦辞不行，及遣王广之往广陵取安陆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南齐书·王广之传》言“高宗诛害诸王，遣广之征安陆王子敬于江阳”。尽管《南齐书》本传将王玄邈征讨萧子懋描述为“不得已”，但王玄邈、王广之毕竟站在了萧鸾立场上为其诛杀武帝后裔。延兴元年（494）十月辛亥，萧鸾以皇太后令的方式废萧昭文为海陵王。癸亥，即皇帝位。可以说，齐明帝的统治得以建立，与获得“军旅捍边”之旧将与宿卫禁军将领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三、齐明帝与高、武“旧将”的结合方式
关于萧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意义，有观点认为这是南齐政权内崇尚吏干之才的路线胜利，其对立面是以萧子良为代表的崇尚门阀文才的路线。萧鸾曾言“学士不堪治国，惟大读书耳”。《南齐书·良政传》云：“明帝自在布衣，晓达吏事，君临亿兆，专务刀笔，未尝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肃震。”对于萧鸾崇尚刀笔吏事，吕思勉先生的评价是：“此辈徒能釐务，不识远猷；持守文法或有余，开拓心胸则不足，欲与之大有为则难矣。”如前所述，南齐立国以淮北四州豪强为军事基础，其与门阀之间为合作关系。高、武时期，以褚渊、王俭为代表的高门士族一度有与皇权融合之意，然而这一进程随着萧鸾的上台而告中止。齐明帝“不识远猷”，统治基础较之高、武更为薄弱，因而与“军旅捍边”之旧将及宿卫禁军的关系，便成为影响政权稳定的关键因素。
萧鸾政变的依靠力量是宿卫禁军，捍边诸将为其拉拢的对象。基于禁军的重要性，萧鸾夺权后，势必通过加强对禁军的控制来巩固统治，由此引发了与宿卫旧将萧谌的冲突。萧鸾弑君后，曾对萧谌予以政治酬答，海陵王延兴元年（494）八月甲辰，“以新除卫尉萧谌为中领军”。萧鸾即位后，又以中领军萧谌为领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按《宋书·百官志下》，“江左以来，领军不复别置营，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萧谌仍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而且资望也由资轻者变为资重者，然而这本非齐明帝所乐见，双方的矛盾随即爆发。《南齐书·萧谌传》记述，由于齐明帝未能兑现扬州刺史之授，萧谌口出怨言，从而引来杀身之祸。按齐明帝诛杀萧谌的诏书，其罪过为“觇候宫掖，希觊非望”，“遂潜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结禁卫，互为唇齿，密契戚邸，将肆奸逆”，可见萧谌的真正罪名是图谋控制宫掖禁卫。建武二年六月萧谌被杀时，其兄萧诞尚在司州前线，其弟萧诔领军解司州围还，但此时萧诞已被征为左卫将军，萧诔也在太子左率任上，这两个职务均牵涉宿卫兵权。《南齐书·萧谌传》言“谌恃勋重，干豫朝政，诸有选用，辄命议尚书使为申论”，张金龙认为征萧诞为左卫将军，即萧谌命议尚书所申。齐明帝诏书亦言萧谌“矫制王权，与夺由己”，萧谌兄弟对禁卫兵权的觊觎，被齐明帝上升到皇权层面，视之为对最高统治权的威胁。
齐明帝由不具备继承权的宗室借禁军势力政变登基，自然警惕萧氏族人以同样的方式夺权，被他称为“非卿无有今日”的萧谌便是最大的潜在对手。《南齐书·萧谌传》载萧谌“见炊饭熟，推以与人”之言，又述王晏以萧谌比萧鸾，及吴兴沈文猷称萧谌“相不减高（宗）〔帝〕”，这些流言的真伪及其被利用的具体情况尚须考辨，但它们被郑重地记载下来，正是齐明帝将萧谌视为皇位威胁者的结果。在萧鸾夺权的过程中，萧谌等萧氏族人之所以背离高、武一系，除了萧鸾理解的遵循其路“觇候宫掖，希觊非望”之外，更多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考虑。《南齐书·萧谌传》述“高宗初许事克用谌为扬州”，可见萧谌参与萧鸾弑君事件完全是为了名位。《南齐书·萧坦之传》载：“（萧坦之）见帝不可奉，乃改计附高宗，密为耳目。……明日遂废帝，坦之力也。”与萧谌进取名利的积极态度相比，萧坦之改奉萧鸾则是出于对风险的规避。正因二者动机不同，齐明帝在诛杀萧谌后，以萧坦之为领军将军。永泰元年（498）七月齐明帝驾崩前立遗诏，又将萧坦之列入顾命名单。东昏侯即位后，面临顾命大臣政变的危机。永元元年（498）八月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据东府反，东昏侯“遣领军将军萧坦之率六军讨之”。萧坦之所领之禁军再一次起到了维护齐明帝一系帝位的作用。然而这种维护仍是出于对风险的规避，而非对齐明帝父子的效忠。《南齐书·萧坦之传》载，江祏兄弟及萧遥光在准备政变时曾密告萧坦之，萧坦之拒绝的理由是：“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复作此事，恐四海瓦解。”萧坦之以防止“四海瓦解”为目标，但这对于南齐王朝而言，既谈不上是国是层面的政治理想，也非社会动员层面的政治号召，它仅仅是个王朝延续的基本条件。
由此可见，尽管齐明帝在禁军系统内任职多年，但他与禁军将领之间仍是以“取富贵”的方式相结合。对于“军旅捍边”的多数将领，齐明帝更是缺乏与他们之间的深厚交情。考察齐明帝的仕宦经历，除了任职建康外，大致有四次外放：昇明二年至三年（478—479）迁宁朔将军（进号辅国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建元二年至四年（480—482）为持节、督郢州司州之义阳诸军事、冠军将军、郢州刺史，进号征虏将军；永明二年至四年（484—486）出为征虏将军、吴兴太守；永明五年至七年（487—489），为持节、监豫州郢州之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其中唯有豫州之任是萧鸾结成私属势力的契机。《南齐书·裴叔业》指出，“高宗为豫州，叔业为右军司马，加建威将军、军主，领陈留太守”，“叔业早与高宗接事，高宗辅政，厚任叔业以为心腹，使领军掩袭诸蕃镇，叔业尽心用命”。齐武帝遗诏中的“旧将”，仅薛渊因在永明五年为右将军司马，与萧鸾有故吏之义外，其他将领的仕宦生涯与萧鸾关联甚少。高、武“旧将”与萧鸾的合作是隆昌、延兴、建武之际南齐政局因势利导的结果，而非双方结成军事集团后的一致行动。
故旧关系的缺乏，使齐武帝与“军旅捍边”的旧将之间互相猜忌。《南齐书·张瓌传》云齐明帝“防疑大司马王敬则”。《陈显达传》亦云“显达建武世心怀不安，深自贬匿，车乘朽故，导从卤簿，皆用羸小，不过十数人”。《张瓌传》言“瓌见朝廷多难，遂恒卧疾”，“建武末，屡启高宗还吴”。可见齐明帝对“军旅捍边”诸将，整体上持“防疑”态度。这一态度随永泰元年齐明帝病危而更加强化，随即激起王敬则举事，拉开了方镇反叛的序幕，南齐瓦解实肇始于此。
四、齐明帝、东昏侯翦除“旧将”与南齐的灭亡
《南齐书·明帝纪》载：“上初有疾，无辍听览，秘而不传。及寝疾甚久，敕台省府署文簿求白鱼以为治，外始知之。”永泰元年，齐明帝疾病转笃，病情又为外界所知，为身后事考虑，他对高、武子孙再行杀戮。《南齐书·明帝纪》载齐明帝“性猜忌多虑，故亟行诛戮”。《南齐书·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载：“建武以来，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在这一背景下，齐明帝对高、武“旧将”的猜忌日深。按《南齐书·王敬则传》所述，“帝既多杀害，敬则自以高、武旧臣，心怀忧恐，帝虽外厚其礼，而内相疑备”。《南齐书·张瓌传》言：“高宗疾甚，防疑大司马王敬则，以瓌素着干略，授平东将军、吴郡太守，以为之备。”王敬则闻之，窃曰：“东今有谁？只是欲平我耳！”逼反王敬则，正是齐明帝为身后事考虑所作处分的重要一环。
值得注意的是，王敬则举事之初，并未打算以高、武“旧将”的身份为政治号召。最开始时，他准备劫取前中书令何胤，以奉其为尚书令的名义起兵，但为长史王弄璋、司马张思祖所阻止。率实甲万人过浙江后，王敬则又准备作檄文，张思祖劝道：“公今自还朝，何用作此。”于是以“还朝”为名进军建康。这表明王敬则并不愿站在高、武的立场上与齐明帝作政治切割。王敬则彰显“旧将”身份是在高、武葬地武进陵哭陵之后。这是因为齐明帝“遣辅国将军前军司马左兴盛、后军将军直閤将军崔恭祖、辅国将军刘山阳、龙骧将军直閤将军马军主胡松三千余人，筑垒于曲阿长冈”，两军决战已在所难免。与此同时，“〔以〕旧将举事，百姓檐篙荷锸随逐之，十余万众”，亮明旗号可以为王敬则凝聚人心、声张势力。由此可见，王敬则并无维护高、武帝系之意，彰显“旧将”身份只是一种斗争策略，而非政治立场。
王敬则于永泰元年（498）四月起兵、五月失败，王敬则举事是齐明帝在“疾甚”之时主动激起的事变。这一布局针对的不仅仅是王敬则，而是“旧将”群体。《南齐书·陈显达传》云：“初，王敬则事起，始安王遥光启明帝虑显达为变，欲追军还，事寻平，乃寝。显达亦怀危怖。”在齐明帝、萧遥光的计划中，原本是要借王敬则事件一并解决陈显达问题。但齐明帝于永泰元年七月己酉驾崩，“军旅捍边”诸将的问题不得不暂时搁置。
临终前，齐明帝颁下遗诏，规划了顾命大臣集体决策制，“内外众事无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其大事与沈文季、江祀、刘暄参怀”。在顾命大臣集体决策制的背景下，“军旅捍边”诸将可成为一种牵制力量，为继任者东昏侯的皇权形式创造条件。故而，齐明帝遗诏对“军旅捍边”诸将亦有所安排：“军政大事委陈太尉”，“心膂之任，可委刘悛、萧惠休、崔惠景”。然而，永元元年（499）七月至十月间，建康连续发生几场政变，顾命大臣均遭杀戮。在东昏侯乾纲独断的情形下，“军旅捍边”诸将再遭猜忌。从永元元年十一月开始，“军旅捍边”诸将陆续举事，一再重复着王敬则举事事件。
齐明帝遗诏名单上的人物，承担“心膂之任”的刘悛、萧惠休较早去世，剩下的陈显达、崔慧景是东昏侯时期方镇举事的主角。永元元年十一月，江州刺史陈显达起兵于盆城；次年正月，东昏侯诏讨豫州刺史裴叔业；三月奉命征讨寿春的平西将军崔慧景于广陵举兵袭京师；十一月西中郎长史萧颖冑起兵于荆州；十二月，雍州刺史萧衍起兵于襄阳。从性质上看，逼反陈显达、裴叔业、崔慧景是永泰元年齐明帝清洗高、武“旧将”的延续。正如《南齐书·陈显达传》言：“显达闻京师大相杀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传闻当遣兵袭江州，显达惧祸。”《南齐书·裴叔业传》言：“叔业见时方乱，不乐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业亦遣使参察京师消息，于是异论转盛。”《南齐书·崔慧景传》言：“时辅国将军徐世檦专势号令，慧景备员而已。帝既诛戮将相，旧臣皆尽，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转不自安。”
追溯方镇举事的时间线索，王敬则举事会稽是第一个环节，它标志着齐明帝一系与高、武“旧将”关系的破裂。天监初年任昉所作《桂阳王墓志铭序》言“凶昏在运，君子道消，恶直丑正，罹兹滥酷”，以道德话语描述了永泰、永元时期的南齐瓦解之势。齐明帝、东昏侯翦除“旧将”，以自掘坟墓的方式削弱了王朝的军事基础，这是南齐灭亡的重要原因。
五、结论
南齐建国主要依靠青、冀、徐、兖四州豪强的军事力量。尽管高、武时期，南齐在文化上呈现繁荣之势，但其立国基础仍是四州豪强及三吴士族的军事支持。齐武帝驾崩后，萧鸾之所以能够在隆昌、延兴、建武之际的政治斗争中取胜，并“以支庶纂历”，这与其得到王敬则及出身四州豪强、三吴士族之高、武“旧将”的支持有关。齐武帝遗诏上的“军旅捍边”诸将与“内外禁卫劳旧主帅左右”均倒向了萧鸾一方。“旧将”不仅放弃支持高、武一系，承认萧鸾“以支庶纂历”，甚至助其戕夷高、武子孙。这些行为展现了南齐政治的利益取向，以利相合也是齐明帝与“旧将”的结合方式。信任的缺乏使齐明帝在永泰元年病笃之际，不得不顾及“枝胤孤弱”的身后事，从而选择以激进方式翦除高、武“旧将”。翦除“旧将”与戕夷高、武王侯皆是为了明帝一系的“自树本根”。
然而，从南齐的统治结构来看，齐明帝逼反王敬则，开启了自我削弱军事基础的进程。继任的东昏侯几乎诛杀了齐明帝遗诏中的全部顾命大臣，在摧毁了建康的政治军事势力之后，又激起“旧将”所据方镇的叛乱，南齐便在方镇之乱中瓦解。齐明帝、东昏侯翦除“旧将”、削弱王朝的军事基础，这固然是南齐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南齐“为治之规模”不足，统治集团又是以“取富贵”而相合。可见缺乏有价值凝聚力的政治组织方式，才是南齐国祚短促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