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末民初军事思想的演变1.尚武主义思潮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军事变革获得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人们对军事变革的观察和思考也相应地从技术层面深入到军事制度和军事文化观念的方面。由于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使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已经处于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时代，中国也必须以武力立国。陈凤翔在他的《军制学》一书的序言中讲道："文明愈进者战争亦愈烈，此亦世道之无可如何也。优胜而劣败，弱肉而强食，此又事理之必然不爽也"。他又说，现在中国积弱，列强虎视耽耽，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大有被瓜分吞食之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不力图自强，必不能生存于竞争之世界。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道：武力对于一个国家，就好比气血对于人身一样，人无气血必亡，国无武力亦无法存在。在当时的许多官绅看来，军队暴力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这种观念与中国古代"兵者，不祥之器，而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兵的军事文化观念相比，已有了明显的变化。
基于这种新的认识和观念，许多官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极力鼓荡尚武主义。他们大声疾呼清廷上下都要有"发愤求战之心"，主张全社会都来推崇武力，振奋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铸造新的国魂。他们认为，国家的最大武力就蕴藏在民众的尚武素质之中。他们称民众的素质为国家之要素，社会之基础，兴亡之根源，强弱之种子。英法德美何以强？强于民质之尚武；印度波兰何以亡？亡于民质不尚武。又称，国之有尚武精神，犹如国之有魂，现在中国积弱，就是因为国魂已失。因此要列炬以烛之，张乐以导之，呼万岁以欢迎之，重新唤回国魂。 可贵的是，他们将对尚武主义精神的宏扬与清朝的军事变革，尤其是军制变革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对比分析，他们发现，西洋各国之所以民风尚武，是与其国君的提倡和一套相应的军事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中国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社会心态，以及国家所推行的文贵武贱、重文轻武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张要从变革军事制度入手，从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入手来扭转社会风气，推动军事变革。 这种新军事文化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曾得到广泛的传播。人们出于爱国救亡的需要，开始响应尚武主义者的呼唤。 尤其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参与军事的热情迅速高涨，军事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判断明显提高。而所有这些，又为这一时期以军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军事变革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它有利于军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促使许多平时"埋头经书，磨穿铁砚"的士大夫投笔从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秀才从军热，使清军官兵素质有了明显的改善。它为一些新的军事制度和征募兵役制度、军事法律制度和军官制度等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它唤起了广大官绅对军事学术的关心，出现了"人人言兵"的局面，有的甚至将兵学视为自己的"身心性命之学"，而且在兵学研究中确实也很有收获。 当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尚武主义思潮毕竟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从西方和日本引进来的，它的作用对象主要还仅限于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仍然只是浮在深厚的中国固有的军事文化观念的表层。原因很简单，决定中国旧有军事文化观念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基础并未根本改变。 后来，当国际形势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之后，人们便逐渐认识到，仅有尚武主义仍然无法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尚武主义思潮亦趋于衰落。
2.海权论的引进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的覆灭，暴露了中国海军建设中的诸多问题，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海军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甲午战争后，中国海军力量微弱给国防所带来的严重危机使当时人刻骨铭心。中国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用世界海军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海军问题，发现了正在西方走红的海权论。他们一面向国内加以翻译介绍，一面用海权论来指导现实问题研究，使20世纪初年的中国海军理论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1900年3月，由日本乙未会主办、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汉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译者剑潭钓徒，原作者译为"北美海军参将马鸿"。此即为对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第一章的译作，它集中反映了海权论的基本观点。可惜该刊因停办仅连载两期，译文内容较少。 又过了近10年，中国留日海军创办的《海军》杂志再次刊载马汉该书该章的汉文译文，改题为《海上权力之要素》，译述者齐熙。然《海军杂志》存在的时间同样不长，对马汉著作的译刊再次半途而废。 尽管这两次翻译都未完成，但海权论对20世纪初年的中国海军理论界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照马汉的著作和当时中国人所发表的有关海军理论问题的文章，我们便可以发现，无论是对海权这一概念的理解，还是对海权所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条件，以及作用和影响，各国海权论盛衰的主要条件等几个关键问题的认识，都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致性。 尤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海军理论界非常注意运用海权论来反省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重兴海军问题》一文的作者，在总结自鸦片战争至八国联军入侵之役的历史对外战争的教训时痛切地指出："甲午一役，虽有海军，然训练未精，设备未全，致一交炮火，立成粉齑。其他数役，则均任敌长驱直入，其来也无从而迎之，其去也无从而尾之。借令无别种原因支离其间，则吾神州大陆已不知几易主人。"作者进而指出："夫用兵者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今海岸线至四千英里之长，而无一有力舰队以任防御，徒恃各国均势之局未破，仅得苟全国命，不幸均势一旦破，各国牵制一旦解，则亡国覆种，祸且立至。立国之险，宁有过此。"这种认识使他们对振兴中国海军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他们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中国的海军建设事业，振衰起疲，恢复海权。在这当中，他们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首先，他们主张改造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重陆轻海的观念，树立起经略海洋的新思想。"当鼓我不拔不挠之精神，活跃海上，为不凡之民族。"第二，他们主张重振中国海军应以争海权为目标，确立积极的建军方针。李毓麟在《列强海军今势论》中倡言要发展巡洋舰队，并说，"建大勋者不事姑息之行，勤远略者不为苟且之政，"希望当局"毋以小船为俭，而以巨舰为贵；毋以江河为虑，而以海洋为怀。"
3.军事思想的新曙光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建设受到了挫折，但同时也开始孕育新的希望。不少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富强，在逆境中仍然努力地探索着。 1913年，蔡锷完成了他的《军事计划》，这是一部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措施，旨在探求中国军事变革道路的重要著作。他主张在中国建立以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军事制度。他认为，要想建立完全的资产阶级军事制度，首先必须建立起完全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有至深密切之关系。"因此，他提出要在政治上推行立宪民主制。他还对义务兵役的实行办法、国家军队的编制方法、兵器的制造措施、军队的教育管理等问题，根据近代兵学原理和中国的国情拟订了具体计划。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兵学理论对中国军事变革问题再一次进行了反省。为什么中国编练新军数十年，仍不能使中华立足于世界军事强国之林，却反而导致了军阀横行、内战不绝的局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这与20世纪初年尚武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宣传有密切的联系。于是，他们提出要军民分治、大力裁兵。 另有一部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兵学家，在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苏联红军成功的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军事的发展道路问题产生了全新的认识。他们认为，追求军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军事学说的特征，而在中国鼓吹资产阶级军事学说是没有出路的。要想富国强兵，根本的出路不在于"裁军"或"废兵"，而在于"兵的改造"，即要建立"产业军"或"工农化军队"。这是一个伟大的新思想的萌芽，标志着中国军事的一个崭新时代即将来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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