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常（1279—1238，字伯庸）所生活的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统一性的全国政权，它把疆域推进到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在元政权的兴起过程中，大量语言、文化不同的民族人员，因各种原因从偏远的塞垣之地移居汉族人口相对集中的中原及江南地区，他们及其后裔长期在这些地区的活动，对当地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蒙古、女真、色目人的收继婚习俗，就影响过北方地区的汉族人，元政府为此还制定过专门的文件，承认“弟收兄嫂”的做法。
元代的汉语诗坛也受此影响，呈现出空前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
元有一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包容最广泛的诗坛。仅诗篇流传至今的元朝诗人，籍贯从东南沿海到西亚地中海，有包括回鹘、西夏、吐蕃……，甚至广被于康里、克利、拂林、大食……数十个欧亚种族，涵盖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全部四个种群。除了元，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朝代的作家群体也没有这样大的代表性。
马祖常为西域雍古部后裔，是当时地位仅次于蒙古的“色目”人。他生于元彻底统一全国的1279年，并于仁宗延祐二年（1315）参加科举考试，登右榜第二，极具创作才情，著有诗文集《石田文集》，或称《石田集》、《石田山房文集》、《石田先生文集》（本文所引马氏作品，皆出自李叔毅、傅瑛点校，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石田先生文集》。为方便起见，引文只标明题名、卷数。）。众多民族、语言不同的诗人共同参与汉语诗歌活动，使得元代诗坛日益面临着一个紧迫而实际的问题：到底使用何种语言文字进行创作，才能确保诗歌作品在最广范围内被最多的读者所接受进而实现其社会价值？而元代随处可见的民族杂居共处现象、社会居民人分四等的民族政策，都令它的语言文字状况看起来很复杂。在语言使用上：蒙古人，特别是蒙古宫廷使用蒙古语，这令很多汉人与色目人也有意学习蒙古语，“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及鞑人译语；才会译语，便做通事”。吐蕃人则使用属于汉藏语系的吐蕃语，随着藏传佛教的盛行，一些蒙古人和畏兀人也学习吐蕃语，像畏兀人迦鲁纳达思：“通天竺教及诸国语。翰林学士承旨安藏扎牙达思荐于世祖，召入朝，命与国师讲法。国师西蕃人，言语不相通。帝因命迦鲁纳达思从国师习其法及言与字，期年皆通。”而色目人中的畏兀、哈剌鲁、钦察、康里等主要使用突厥语；回回人最初使用波斯语或阿拉伯语，东迁后多改用汉语和蒙古语；唐兀人原使用唐兀语，入元后则与契丹、女真等汉人及南人使用汉语。此外，人口数量最多的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南人主要使用汉语。在文字的运用上：蒙古人最初无文字，后使用由畏兀人塔塔统阿帮助创制的蒙古畏兀字，再后改用吐蕃人八思巴制作的蒙古新字，这两种文字曾先后享有“国字”的待遇；吐蕃人、畏兀人各自使用吐蕃文字与畏兀儿字；唐兀人先使用西夏文字，东迁后与回回人一样，改用汉字；北方地区的汉人和南方地区的南人则使用汉字。从蒙古国时期起，元王朝就形成了蒙古、回回、汉字等多种文字并行的传统。至元代晚期，在居庸关修建的“过街三塔”，其门洞壁面镌刻的真言，仍同时使用汉文、八思巴文、梵文、藏文、畏兀儿文、西夏文等6种文字。在多种“各不相通”的语言文字并行不悖的环境下，使用某种能“传其意、通其义，则一”的共同语，发挥其交流、沟通功能，实现诗歌生成后的社会效应，就引起了元人的思考。一方面诗人作为创作主体，要想诗作能够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就必须选择一种在读者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语言进行创作；再方面诗歌作为被创造的客体，始终向诗人释放着“行而”要“远”的巨大价值诱惑。故创作语言的选择，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诗歌的创作、接受与消费，也影响着其价值。而在元代社会，汉语文字的使用人数远胜于其他语言文字的使用者，其影响力也远大于其他语言文字。在当时偏远的云南地区，都有不少少数民族人员习用汉语文字，白人中一些“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云南还发现过很多元时的汉文碑刻和摩崖石刻，其中《段信苴宝力常住记》的文字便是中原雅音和当地土话的结合。另据《至正直记》载，在遥远的“古阳关”（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宾特城以西）的石壁上，有汉语题写的《青门引》词。今人称它是“写作地点距中原最远的汉语纪游纪梦之作”。当此之际，以马祖常、萨都剌等为代表的西北少数族裔作家乘势崛起，他们“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材辈出”，既有良好的文学艺术素养，又醉心于汉语文学创作“并逞词华，新声艳体”无不擅长。他们的崛起，是“世情”更迭、“时序”兴废的历史必然，也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碰撞而开出的智慧之花，是他们“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的结果。认识到汉语文字的影响力，看到汉语音韵的优势作用，指出中原汉语对于沟通不同地域人们的积极作用，强调“中原汉音”、“中原之韵”应该成为诗歌创作的共同“音”、“韵”。这不仅是马祖常自己文学实践的甘苦之言，还传达着一种深刻的时代诉求，显示出他具有前瞻性眼光。二
马祖常“同韵”思想的生成，源于其家族发展历史、元代社会现实以及自身文学实践等因素的影响。第一，马祖常对于汉语音韵的认同，与马氏家族、亲族中不断有人凭借语言才能实现人生理想紧密相关。马氏家族最初入华，主要居在远离朝廷经济文化中心的边塞之地：辽时居狄道（今甘肃临洮），金时居净州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以西）。至其四祖马庆祥（《金史》中的习礼吉思，又译写为锡礼吉思），才依靠突出的语言才能，成功上位并入居中原地区。元好问为马庆祥所作《神道碑》说： 君（马庆祥）之父生三人，其二早卒，独君资秉聪悟，……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国语，并与其字书识之。泰和中，试补尚书省译史。《金史》卷一百二十四“忠义传”称“习礼吉思智辩，通六国语”，当金“始通问大元”时，将“无辱”朝廷的希望寄托到精通六国语言的习礼吉思身上。出使回来后，他即被“授开封府判官”，不但自己从此踏上了一条书写“忠义”的人生道路，还提升了马氏家族的地位，使其从此迁居汉文化的中心地带。在后来金与蒙古的战争中，马庆祥为金战死，受到金王朝的大力表彰，反令人忽视他凭借语言而展露头角的事实。马氏亲族凭借语言才能而在仕途上出人头地的代不乏人，《神道碑》还说：女弟适安氏，甥天合。父没后，躬自教督，逾于所生。习诸国语，洎字书授之，为它日起家之地。其中的“天合”，即马庆祥的外甥安天合，是金代著名译史，金亡后投奔耶律楚材，后被镇海引荐，得到元政府的重用。马庆祥有意识地从语言方面培养安天合，自觉地将语言视为“起家”的手段，眼光可谓独到。黄溍《马氏族谱》提到马庆祥的长子三达之孙保禄赐，“魁伟沈毅，语言辨给，尝为湘阴州达鲁花赤，单骑往说左江反者，悉降”。而保禄赐是安天合的晚辈，马祖常的长辈。不难见出，在马氏家族由偏远的“江海之上”，走向繁荣的“魏阙之下”的过程中，语言居功甚伟。生活在这种多元语言环境里，日渐近距离接触汉语文化的马氏族人，会更容易感受到“五方之人，言语不通”的困扰，也更易意识到借助某种通行语进行沟通、交流，乃至创作的重要性。于“自先世皆事华学,号称衣冠闻族,……文学政术，为时名臣”的马祖常来说，选择中原汉语便避不开其家族的影响。第二，与元代社会对语言音韵问题的普遍关注密不可分。元代复杂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引起了学界、创作界的关注。这种关注，一定程度上又促成了马祖常的“同韵”思想。来自北方的蒙古铁骑摧毁南宋政权而一统大江南北，它所带来的冲击力历久难消。流传于江南地区的汉语方言，就受到过北方方言的大力冲击，宋末诗人邓剡为此感叹“南音渐少北语多”。南方士人孔齐则说：“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书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他们的看法，反映出了元代社会对语言问题的重视。语言本是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南北统一日久、文学创作日渐繁荣，元人意识到语言的杂沓、地方音的分歧，会影响作品的审美效果，因而“士大夫歌咏，必求正音”，开始注意规范语言音韵，追求它的韵律美。先后出现的《唱论》和《中原音韵》，便是元人重视语言问题的产物。其中《中原音韵》的作者周德清（1277－1365，字挺斋）与马祖常同时代，他们的思想更易发生碰撞。《中原音韵》成书于1324年，距马祖常去世还有14年。在它撰成前后的泰定年间（1324—1327），大都有一场关于“正语作词”的论争，周德清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他对语言音韵的诸多看法就保存在是书中。此书原为“正言语”、为文学创作能“韵共守自然之音, 字能通天下之语, 字畅语俊, 韵促音调”而写，反复强调“欲正言语, 必宗中原之音”。周氏指出“我圣朝兴自北方”，“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中原之音”早已被运用于各种场合、通行于不同地区，是一种共同语或通行语，人们“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其书从理论层面对元人所关注的语言问题加以研究、总结，对于元及之后的诗文、戏曲创作中语言音韵的规范化，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作北曲者宗之，兢兢无敢出入”。明人徐复柞称赞说：“曲韵则周德清之《中原音韵》,元人无不宗之。”清人刘熙载推许它“永为曲韵之祖”。从马祖常的文集中虽未发现他和周氏交往的文献，但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于极为关注时俗的他来说，不可能毫不了解时人对语言的看法，何况与他关系甚密的虞集，还是《中原音韵》第一序言作者。再者，依照马祖常在当时政坛和诗坛上的地位和影响来看，也不可能对当时社会上有关语言音韵问题的探讨毫不知情，特别是对他这样拥有过多种语言背景的人而言，其语言的敏感性远高于常人。概而言之，元人关于语言音韵的争论必然会和马祖常的生活发生交集，进而影响他对此问题的判断和看法。他的“同韵”论，是源于现实，亦归于现实。第三，与马祖常的诗歌创作实践密切相关。提倡“同韵”，认同汉语汉音，也缘于马祖常创作的是传统的中原诗歌体裁，“古诗大抵出于中原诸国”，必须遵照汉语音韵的要求进行。十五卷《石田文集》，诗歌五卷，占全集三分之一，其中五言古诗一卷，七言古诗一卷，七言律诗一卷，五言绝句一卷，及乐府歌行一卷。马祖常自己“尤致力于诗”，在其诗作中，还随处可见带有“古”字的诗题，特别是五言古诗卷中充溢着 “古意”、“古诗”、“拟古”类字眼。他孜孜于诗歌创作，甚至在扈从文宗驻跸龙虎台时，因为应制赋诗，“尤被叹赏，谓中原硕儒为祖常”。在他使用汉语创作中原传统诗歌活动如此活跃的情况下，不熟谙汉语音韵，不认同甚至排斥汉语音韵，显然悖于常理。况且他从“先世”起，“皆事华学，号称衣冠望族”，不但拥有良好的家学功底，还肩负着其父马润所寄予的“能大吾门”的希望，躬勉力学于传统汉语诗文的研习，终至诗歌“用意深刻，思致高远，亦自成一家”。这样的诗歌创作实践，是令马祖常生成“同韵”思想的又一因素。家族的历史、社会的实际、自身的创作实践等，促成了马祖常的“同韵”思想，他对于“中原汉音”、“中原之韵”的认同与选择，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时代的需要，而此种思想学说使马祖常在东迁的“西北子弟”中，更有理论上的卓见性。三
强调“同韵”，认同汉语音韵的本质是马祖常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强烈认同。这种认同，体现在他对中原传统思想、历史文化的尊崇、对中原文学史上名家名作的欣赏和效拟。马祖常对汉语诗歌的钦慕与热爱，在元代西北子弟中非常突出。这肇源于马氏家族深厚的“华化”传统，这种“华化”鲜明地体现在其尊崇儒学，并努力与之相融。“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马氏家族重视儒士、儒学始于祖常之曾祖月合乃：“岁壬子，料民丁于中原，凡业儒者试通一经，即不同编户，著为令甲。儒人免丁者，实月合乃始之也。……举海内贤士杨春卿、张孝纯辈，分布诸君，号称得人。又罗致名士敬鼎臣，授业馆下，荐引马文玉、牛应之辈为参佐，后皆位至卿相。”月合乃之子马世昌继承了他的思想，重视儒生至不惜“倾赀粟结俊彦”。马世昌之子马润“以文墨入官”，任职光州期间，更是大力推行学校教育。光州是宋代名相司马光的出生地，但因宋末元初战乱频仍，武风大炽。马润既“立学官，而躬教”民众，又“岁率诸生以祠”司马光，使“民始知为儒以自重”，使当地风气焕然一新。长期受到“用儒自振”、“儒以绍传”的家庭教育思想的浸染，祖常“少慕古学，非三代两汉之书弗好”，很早即显示出对于儒家文化的喜爱。从其诗文中，常可见到儒家思想的印记。在《送刘文可之官汝州序》中，他以“文儒”作为对刘文可的最高评价，并谆谆告诫之：河南成周之墟，《周南》、《汝坟》之化不泯。我圣天子文教隆盛似周成王，要必刑措而后制礼作乐。君当喋喋问文献衣冠家，掇拾周之逸书，以须上之征……。（卷九）掇拾、秉承周先王遗泽，发扬风雅传统，制礼作乐以教化民众。在《送李公敏之官序》里，他称赞于阗人李氏“能尊孔子之教而变其俗，其学日肆以衍，浸浸乎六经，汪濊乎百家，蔚然而为儒者”（卷九），具有真儒者风范。何谓真儒者？祖常认为那些“不踬于道，不贱乎己”、“不寡默以为廉，不龌龊以为恭”（《送高富卿学正归滑州序》，卷九），不管处于何种境地，面对何种状况，都能恪守人生操守者，就是真正的儒者，也才是真正坚守了儒道。祖常深受儒家重视文学功用思想的影响，强调“学乎诗书六艺之文，以求尽夫修身事亲”。从孔子开始，儒家就奉行“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使于四方”、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修身事亲、致君泽民”的理念。马祖常将之视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并在生活中努力践行辅君泽民的理想：任监察御史时，他直言敢谏，斥奸举贤，严词弹劾丞相铁木迭儿的专权擅势，大力举荐萧拜住、王毅、刘敏中、吴澄等人，还特别强调吴澄为“博古通今，海内名儒”，建议朝廷给予他们充分发挥能力的职位。他也因此受到铁木迭儿的打击报复而去职，直至铁木迭儿去世才得以复职。在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儒家借助文艺，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思想的深刻烙印。另一方面，儒家重视“立言”的文艺观也成为马祖常重要的人生标的。他“闻古有所谓立言之士，粗愿学焉，而弗舍之也”（《杨玄翁文稿序》，卷九），一生笔耕不辍。任国史院编修期间，“日与会稽袁公桷、东平王公士熙以文章相淬砺”。他创作上讲求精益求精，为后人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为文精核，务去陈言，师先秦两汉，尤致力于诗，凌轹古作，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儒家重视文艺的思想滋养了祖常，他的创作实践则印证了自己所受到的影响。他作《饮酒诗》，自述家族历史：昔我七世上，养马洮河西，六世徙天山，日日闻鼓鼙。金室狩河表，我祖先群黎，诗书百年泽，濡翼岂梁鹈。尝观汉建国，再世有日磾，后来兴唐臣，胤裔多羌氐。《春秋》圣人法，诸侯乱冠笄，夷礼即夷之，毫发各有稽。吾生赖陶化，孔阶力攀跻，敷文佐时运，烂烂应壁奎。（卷一）对于先祖濡沾儒家文化，得以“诗书百年泽”的辉煌过去倍感骄傲，认为历史名贤中不乏像汉代金日磾那样出身“羌氐”者，重申自己坚守圣人的《春秋》笔法，并自勉力攀孔子门阶，通过“敷文佐时运”，促进社会时代的发展。马祖常由此或肯定或否定时人及其创作。他称赞“以文学才谞遇知天子”的雅琥，“为文学之臣，而治其所居，已安所有”之后，仍能够“以劳其职，以宣布上德，而无苟且，以忧勤百姓之务”（《送雅琥参书之官静江诗序》，卷九）；对于能够在文章写作中秉承圣贤遗训，“以经世而载道”自任的周刚善，他推许其文“质实而不窳，藻丽而不华”的特质（《周刚善文集序》，卷九）。反之，他批评一些公卿大夫借助文名获官得益“咸以文名而官荣”（《送简管勾序》，卷九），却忘记了“立言”的初衷，“无忧勤之心，以其故政事解弛，莫致其治教之意”（《送雅琥参书之官静江诗序》，卷九），尸位素餐的不作为行径。马祖常坚信《六经》所言之道，才是能够推行于天下的“道”，态度鲜明地表示“舍诗书六艺之文，吾不敢它求焉。”（《卧雪斋文集序》，卷九）基于此，他十分推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石田集》首篇、作于“延祐五年（1318）八月”的五言古诗，诗题便是《都门一百韵用韩文公会合联句诗韵》，他还对“诗中有二韵非元韵，盖祖常荒学，不能用古韵故也”（卷一）甚感遗憾。清人沈德潜的“格调说”，推崇韩愈、杜甫的诗作，便是着眼于其韵律声调的宏扬、体制规格的高古，认为韩、杜诗歌具有“巨仞摩天”、“鲸鱼碧海”般雄豪健壮的音调风格。祖常最长的一首五言古诗，效仿韩愈诗韵，写得纵横捭阖、开阔雄豪，正与沈氏的见解不谋而合，也可见其胸中丘壑。推崇乃至于效仿中原文学史上的名家名作，是马祖常“同韵说”思想的一种生动表现。除了韩愈，他还特别欣赏诗人李贺，不管是处身庙堂，还是置身民间，都不忘学习、仿效李贺进行创作。他在抚谕河西时，作有《河西歌效长吉体》，在分守上京时，又作了《上京效李长吉》。这些诗题清楚地传达出了他对李贺的由衷欣赏。前者写得清丽明快，展示出贺兰山下风情浓郁的民间生活图景，后者显得清冷静寂，表现后宫女子奢华而寂寞的生活。相较于李贺冷幽恢诡的诗风，他在效仿时作了改变：赋予人物形象异域风情，变李诗浓郁的冷幽之色为人间的明丽气息。另外，他还仿陶渊明诗创作了《饮酒六首》，变陶诗的冲淡闲适为马诗的安然宁静。马祖常拟效陶渊明、韩愈、李贺等人的作品，一则是通过拟效释放、传达着自己对这些名家的尊崇之情，再则又在拟效中展示自己的独运匠心，并不墨守成规。吴宓认为摹拟是文学家必经的一个成长阶段：“文章成于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祖常就是在这样的摹仿中，自觉地靠近中原的语言文化、传统的文学样式，认真履行着“同韵”的要求，敢于在不断的摹仿中实现“同韵”说设立的目标，表达着他追求“同韵”的表率精神。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皆会带有它所属社会历史时代的意识属性痕迹，马祖常的“同韵说”亦不例外。这种思想，其外在的价值指向是元代盛行一时的行“汉法”的政治意识，核心价值指向则是弥漫于元代社会的大一统的国家认同意识。元从蒙古国时期起，要求行汉法的呼声就不绝如缕。太宗窝阔台时，以耶律楚材为首的儒臣在制定税收、用人等制度时，已明确提议参用汉法。宪宗蒙哥时，河西人高智耀力谏他重用儒生进行治国理民：“儒者所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将以资其用也。”1260年，郝经向刚登基的忽必烈上《立政议》疏，“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粲然与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称为贤君。王通修《元经》，即与为正统，是可以为监也。”以北魏为例，列举用汉法的好处：一能够使国家繁荣昌盛；二能够使当政者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贤君的形象而彪炳史册；三能够使元政权名正言顺地进入历史正统的序列。1266年，许衡上《时务五事》说：“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亡乱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国朝让处远汉，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以史实为鉴，以现实为据，指出国朝民情、国情复杂，只有采用汉法才能确保其长治久安。元代一些有作为的君主，一定程度上接受和采纳了这类建议和主张，尤其是忽必烈参照汉法确立的“立国规摹”，成为后继者效法的榜样。元代推行的“汉法”，在文化政策方面多有变创，葛兆光曾指出：“尽管蒙古人很重视'根脚’，并垄断了相当多的仕进资源，但是，他们也不能不在汉人占大多数的地方，接受传统与历史，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文化策略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转变。”元君主为着能长期掌控天下，也在不断地寻找合适的牧民理国的方法。所以，听取儒臣建议，实行汉法，推行汉文化政策，确保“圣朝”成为长期的“正统”就势在必行。元政府在文化上提升理学地位、推行学校教育、实施双榜科举等的“汉法”举措，既使得传统的汉语文学艺术领域出现数量空前的少数民族成员，又很大程度上使疆域辽阔、族群繁多、文化类型罕见复杂的这一少数民族政权，成为吸引各族民众凝心聚力的巨大磁盘。在战乱频仍的元代末期，仍有很多人尽忠克己，不懈地尊奉、执行着此种文化政策。泰不华、余阙是与马祖常有过交往的元时名臣，《元史》载泰不华“至正元年，除绍兴路总管。革吏弊，除没官牛租，令民自实田以均赋役。行乡引酒礼，教民兴让，越民大化”；余阙孤守安庆“稍暇，即注《周易》，帅诸生谒郡学会讲，立军士门外以听，使知尊君亲上之义气”。“同韵说”是通过关注语言音韵，在语言领域表达了行“汉法”的诉求，与社会上呼求行“汉法”的政治主张相互呼应补充，它的明处价值就在于此。元代社会弥漫着的大一统的国家认同意识，是“同韵”思想的核心价值所在。元人的意识里一直充满着对国家疆域、政权“混一”“复合”的强烈认同，屡屡为“我国家龙起朔漠”却能够“得九州之腹心”、“致于四海混一”，令“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建立了一个“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的统一王朝而生出傲视、睥睨古人的心态。自认为“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的元人，在谈论诗文时，常常关注国家一统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普遍认为宽广的疆域更能促进文学的发展，而拥有超大疆域的国朝，其文学成就应该更高：我国家奄有六合，自古称混一者无有如今日之无所不一，则天地气运之盛，无有盛于今日者矣。……涵育万物，鸿生俊老，出于其间，作为文章，庞蔚光壮；前世陋靡之风，于是乎尽变。孰谓斯文之兴，不有关于天地国家者乎！元有天下，四海既一，三光五岳之气，浑沦磅礴，动荡发越，无中华边远之异。故有命世之才，杂出乎其间，沉浸醲郁，揽结粹精，敷为文章，以賁饰一代之理，可谓盛矣。他们认为：“无中华边远之异”的疆域统一，带来了盛大辉光的天地气运，而这样的气运，涵育了生活于其间的“鸿生俊老”、“命世之才”，他们的创作反过来会滋养着国家的“斯文”。故携“混一之盛又开辟所未有”的国朝，其文学必能比肩“汉初议论、盛唐文章及东京诸老文字”。元人认同“皇元混一”，认同随天下混一而来的“文轨日同”，认同文学创作也需要一种相对统一、通行的语言，来反映世界，交通读者。马祖常以诗歌为出发点提出“同韵说”，正顺应了元人国家一统的认同意识：国家统一为文学发展奠定了“浑沦磅礴，动荡发越”的现实基础，而文学创作必须反映国家“赫然鸣其治平”的状况。他和其他少数族裔作家一起，积极投身于汉语文学创作，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的“混一”。元人戴良说：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西北诸国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霑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
国家统一，边远地区各族之人长期沐浴着“与京国内臣”一样的“休光”“宠泽”，使得“文轨日同”，贯云石、马祖常等少数民族裔作家终能脱颖而出。他们在汉语诗坛修成正果，得益于国家的统一，也离不开他们自身对于汉语的认同与运用。与此同理，“同韵说”的价值正与统一国家社会生活中对通行语言的追求相一致。要之，马祖常的“同韵”说，强调在元代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下，各区域、各民族的人们使用通行的中原汉语音韵进行交流与创作。它的提出受马氏家族发展历程、元代社会现实等因素的影响，也与马祖常从事的文学活动紧密相关。它积极适应了当时民族浑融、国家一统的现实状况，顺应了统一国家内人们沟通交流的精神诉求，为元王朝有效治理国家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看法，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指出了一条富有实践性、操作性、现实性的途径。即便于今天的社会文化建设而言，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