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发动南洋战役，占领了包括马来亚在内的整个南洋地区，此时马共组织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在敌后开始进行游击战争，到1945年8月二战胜利时，由马共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已发展到八个独立队1万余人。然而费解的是，当英国殖民当局开始重返马来亚时，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突然宣布自行解散，交出全部武器并将指战员全部复员。
如果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自愿解散的，那也就罢了。后来我们都知道，由于不堪英国殖民当局的压迫，1948年马共组织又再次揭竿而起，与英国殖民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游击战争，这就充分说明，之前马共解散武装的做法是错误的。那么，马共为何会在二战胜利后作出自废武功的愚蠢行为？这就不得不要提一下当时的马共领导人莱特的秘密身份了。 莱特（Lai Teck），1901年出生于法国统治下的安南保护国乂安省，具有华人血统，在马共组织内代号“Wright”，其真实姓名和早年经历都不为人知，由Judge和Sophie Quinn合作的一书《Ho Chi Minh: The Missing Years, 1919-1941》中，认为莱特就是消失于1934年的越共成员张福达（Trương Phước Đạt），这一年原本毫无讯息的莱特突然横空出世。 莱特被法国情报机关逮捕并叛变的具体时间不详，只知道其叛变后被法国人作为情报员反向培养，后来英国情报机关看中了莱特的重要价值，从法国人手中用重金买了下来并将其带到新加坡，经过短期培训后将其包装成“第三国际远东局特派代表”，就这样，靠着英国人的暗中帮助，莱特成功混入马共组织，并在短短五年后就混上总书记职务。
也许有人会问，组织严密的马共，为什么会轻易让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国人上位呢？这里主要是因为，首先，参加马共的大多数都是马来亚当地华侨华裔，莱特的华裔身份确实给他提供了很大便利；其次，英国殖民当局经常将被破获的马共华裔干部驱逐出境，使得马共高层遭到连续性破坏，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为莱特的混入提供了机会；最后，莱特反向利用马共组织的反谍报机制，只准特殊交通员接近他，使得他成功避开了组织监察机关的监督。 不过也有人说，莱特并不完全是英国人的特工，首先他确实是隐瞒了被法国情报机关逮捕的历史问题和与英国情报机关的暗中合作，但这合作更像是借英国人的手帮助自己成为马共的老大，其所推行的与英法美各国合作、对抗德日侵略军的路线也确实符合当时第三国际对各国支部的路线部署。但毫无疑问，他肯定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以至于他在被日本情报机关逮捕后，为自保很快又开始和日本人合作。 曾专门负责调查和破坏南洋抗日组织的日本宪兵队队长大西觉少佐，在1977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昭南华侨被肃清事件》，其中提到，早在日军占领新加坡不到三个月内，莱特就被日本特务捕获，并同意向日本人出卖马共高级干部。很短的时间内，马共中央委员黄石（化名黄诚）、郑声烈（化名阿宁）、张锦章、黄伯逐（化名林江石）、李良（化名阿白衣）、钟步青（化名刘文）、陈培青（化名小路）和丘联杰（化名阿丘）等陆续被出卖给日军。
1942年9月1日，莱特宣称要在石山脚召开马共高级干部会议，结果到开会的时候除他因为迟到没被抓以外，其余代表全部被日本情报机关一网打尽，莱特对此的解释是：半路上他坐的汽车抛锚了。1943年4月，幸存的两名中央委员蔡克明和林旺生（化名小平）又先后在莱特出卖下被捕，至此1941年马共七大所选出的中央委员外，仅剩亚仲一人，其余全部日军捕杀。 由于马来亚各州地方干部也大量遭日军捕杀，导致很多马共基层干部和游击队指战员对于马共中央被破坏的情况一无所知，莱特趁机利用这种情况独揽大权，独自制定各种指导政策，来达到其为英国人服务的目的。有一次，他甚至直接窜到第三独立队司令部，假借中央名义要求第三独立队立即解散，这一无理要求自然遭到了第三独立队全体指战员的拒绝。 眼看解散游击队的阴谋没有得逞，莱特又心生一计，在抗战中发布了马共总指导战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配合联军反攻”，这一指导政策讲得好听，实际上是要马共放弃在敌占区开展武装游击斗争，人民抗日军实力发展的缓慢和组织上的松散，多半受这一消极指导战略的影响。不过由于交通阻塞，莱特不能控制各地马共基层组织，所以各独立队在实际斗争中还是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这一命令。
为了与英国主子尽快接上关系，1943年12月，莱特在霹雳州地方组织的掩护下，化名张红，亲自与英军代表签署了马来亚抗战史上著名的“美罗军事协议”，同意人民抗日军与英军的特工部队第136部队合作。本来，双方合作抗日，签个协议也很正常，但莱特在马共组织内却故意将此事瞒着不报，直到日本突然投降后，才将此事突然抖出，让大家大吃一惊，因为协议中约定：人民抗日军将在英军指挥下活动，并保证战后不搞马来亚独立活动。 所以当侵马日军突然无条件投降，人民抗日军进驻敌占城镇并控制全马来亚四分之三的领土时，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在英国殖民军重返马来亚的威胁下，是否该继续坚持领导马来亚独立斗争。这时，莱特在马共战后大会上即抛出了他精心准备的“八大主张”，其主旨是战后马共应加强和平斗争，走议会斗争路线，争取实现马来亚的自治，可效仿爱尔兰，在英联邦体制内完成制宪自治的第一步。 平心而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虽然发展到了1万余人，但装备的都是轻武器，没有大规模运动战经验，如果与重返马来亚的英军交手，自然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但人民抗日军在战争结束前提出的“九大抗日纲领”中曾提出，战后应把人民抗日军改编为马来亚国防军，如果这一条能得到实施，至少可以保证在进行议会斗争时马共不会被英国代理人任意宰割。
但在莱特花言巧语的蛊惑下，与会马来亚高级干部居然同意了其提议，将人民抗日军全体复员，每人仅拨复员安置费350元。人民抗日军复员后，接管政权的英国军管会趁机派特务在马来亚各地挑事，喊出：“马来人万岁！打倒中国人！”在这一口号煽动下，马来亚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华流血事件，很多华侨华裔与人民抗日军复员战士遭暴徒杀害，这一现象可视为英国殖民当局战后对马共打压的预演。 面对战后日趋不利的国内形势，1946年马共内部也意识到当初完全解散抗日人民军的做法是极端消极错误的，开始调查追究起莱特的责任，很多旧日迷案开始浮出水面，莱特知道自己再怎么解释也没用，便在1947年偷偷卷走经费逃去了泰国。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久莱特就在泰国南部被泰共发现，在打斗中被打死并丢进了某个不知名的水塘，这位神秘的英法日三料特工，就以这样极不光彩的方式结束了其一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