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长沙参加妇女训练班 1938年初春，我从酸陵到了长沙。为了节省盘缠，我和一些流亡青年一起，住进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招待所。真是巧得很，在长沙火车站附近，我遇见了浙江省政府的钱清廉。 “沈小姐，你怎么到长沙来了？”钱清廉好奇地问。 钱清廉是英国留学生，在省政府是朱家骅的下属，因此与我经常见面，杭州沦陷之后，我们才分开。 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我对钱清廉说：“我来长沙治病，现在想在长沙找个临时工作，挣点生活费。” 钱清廉马上热情地说：“我有个朋友叫任振威，也是英国留学生。她在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工作。我把你介绍给她，也许她会给你安排个差事。”说罢便写了个便函交给我。 我很高兴，拿着钱清廉的信就去找任振威。 我找到任振威，递上钱清廉的介绍信。任振威高兴地对我说：太好了！我们正需要速记秘书。她马上给我安排了一个速记秘书的工作。 任振威出身豪门，思想进步，当时是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的负责人之一。她一句话，我就进了妇女训练班。 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创办的。1937年八一三凇沪抗战失利后，张治中回到家乡，安徽巢湖之滨的洪家曈村。他在家乡休整了一个月，蒋介石就任命他为大本营管理部部长。当时的态势是日寇将沿长江而上，湖南必成为后方重镇，故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非得力且有威望之干员不能胜任，于是蒋介石又选中了张治中。1937年11月张治中到长沙走马上任。他两度深入底层，体察民情。其中有一次还是微服私访。根据发现的问题和抗战形势的需要，张治中制订了《保卫湖南的战争计划》等一系列实施“新政”的措施。 组建行政干部学校是实施“新政”的措施之一。目的是培养五万知识分子，分批解决县长、督导员、政治训练员、技术辅导员、乡长、镇长、保长、妇女训练员等岗位人员不足和落后的问题，以改变湖南省公职人员的整体文化水平，提高工作效率，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妇女训练班设在长沙圣经学校（旧址在现长沙芙蓉区韭菜园，省政府机关大院内）。当时是一个不大的院子，条件十分简陋。训练班的教师与学员一起睡地铺，吃大锅饭。伙食是免费的，每顿一个菜，一盆饭，一大桶清汤，即清水加酱油，上面漂几个菜叶。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基本可以吃饱。八人一桌，每桌选一个桌长，负责给大家分菜分饭。每天早晨还集体跑步出操。我对这种集体生活感到很新鲜，心情也很愉快。 妇女训练班的班主任是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她是一位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热血青年，不过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对国内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因此做具体工作的都是张治中手下派来的人。 妇女训练班分若干组，组长多半有大学学历，学员多为高中毕业生，不少是从外地流亡到长沙有爱国思想的女青年。训练班没有课本和讲义，全部由各组组长和外请的专家讲课，张治中本人还到训练班做过报告。我负责把他们讲课的内容速记下来，整理成文，印成讲义材料，发给学员们学习讨论后，每个学员还要写心得体会。训练班三个月一期。第一期结束后，不少学员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救国活动，有的还可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训练班上，我结识了罗叔章、王汝琪和罗琼。 罗叔章是妇女班生活指导组組长，主要负责组训工作。王汝琪是理论组组长。罗琼是文化事业组组长。她们在训练班上讲课，分析抗日形势，宜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 ——“只有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才能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 ——“我们怎样才能得胜？根据中国的条件，只有拖住日本人。他们气势很盛，想凭借精良的武器，速战速决。我们有辽阔的土地，有四万万同胞，我们要把日本人拖到泥坑里，一点点耗尽他们的力量！” ——“发动群众，全民抗战，全面抗战，才是战胜敌人的惟一出路！” 我听了这些言论，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后来我发现，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 当时我并不知道三位组长真实的政治身份。她们讲课时候，我做速记格外认真。在三位大姐的引导下，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我虽然是工作人员，可是罗叔章大姐有意识让我多参加一些学员们的活动。 一天，学员们在操场上学唱抗日歌曲，罗叔章大姐要我停下手上的工作，去操场与学员们一起学唱，我很高兴参加这样的活动。唱抗日歌曲是我在妇女训练班上最开心的事情之一。 这天，来了一位教歌的老师，他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俨然是一位艺术家。教歌时既没有人伴奏，也没有发歌谱，他大声唱一句，学员们就跟着唱一句。后来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作曲家贺绿汀，1934年以钢琴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在国际上获奖，为乐坛所瞩目，后来还为《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谱写插曲和配乐。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赴内陆宜传抗战。在深入敌后部队演出时获得灵感，创作了《游击队歌》，并很快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流传开来。不久前，他回到湖南老家，接受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的邀请，到学校各训练班教唱这首《游击队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数，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菅地， 在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 由作曲家本人亲自教唱，学员们的情绪格外激昂。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时期，全民的救亡热情空前高涨，加上曲调激昂动听，歌词朗朗上口，一学就会。《游击队歌》形象地在国人面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队与敌人周旋的真实场面。唱歌时，学员们热血拂腾，嘹亮的歌声久久回荡在妇女训练班的上空。此刻，我的心仿佛也随着歌声飞到千里之外游击队的营地。 在训练班里，罗叔章大姐和我同住一室。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得整理白天的速记稿，睡得很晚。星春二月，长沙天气很冷，我半夜回到宿舍，手脚冻得冰凉，我就钻至罗叔章大姐的热被窝睡觉。因为睡得迟，所以早晨经常会起得晚。罗叔章大姐总要让我多睡一会儿，等我起床后才收收拾地铺上的被褥。有时我睡得太实在，醒不过来，罗大组就一边拍我的屁股，一边说：“小鬼，太阳照到你的屁股了，还不起来！” 后来，基至到全国解放以后，罗叔章等三位大姐见到我时，还会开玩笑地问：“安娜，打没打屁股呵？”然后我们拥抱在一起，互相拍拍打打。 训练班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丰富多彩，十分充实。我在训练班心情非常愉快，原来很严重的胃溃疡病，竟不治而愈了。 我根据三位大姐在训练班的言行，猜想她们一定是共产党员。有一天，我忘情地对罗叔章大姐说：“我也参加了革命，做特殊的秘密工作。你是不是共……”罗大姐马上用手势制止我，徽笑着说：“这种事不要随便对人讲啊！” 罗大姐虽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政治身份，但是却使我越发敬重她。同时我也意识到，根据“舅舅”（王学文）“保守党的秘密，不暴露自己”的指示，自己这样做是过于鲁莽了。罗叔章大姐提醒我不能随便对人讲，及时为我敲了警钟。此后，我未再暴露自己的进步倾向和真实身份。 第一期训练班的后期，几个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把持了训练班的实权，他们怕罗叔章等人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青年，因此经常阻止罗叔章等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罗叔章等人就与他们辩论，双方各持己见，争吵得很厉害。我每次在旁边观看他们辩论，尽管插不上嘴，我的立场和观点是倾向三位大姐的。在这期训练班结束之后，把持训练班实权的反共分子，就不再发给罗叔章等人聘书。他们认为我是罗叔章的“小尾巴”，因此虽未公开解聘，但对我已有所警惕。三位大姐决定离开长沙去武汉。我本来就是要 到武汉去找党的，便随她们一起走。只是我们彼此都未暴露去武汉的真正目的。 与我们同去武汉的，还有任振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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