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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总结明亡的原因时曾这样写道：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对这句话的对错不敢妄加评论，只是作为一个引子展开今天这个故事。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而言，道德永远至高无上，古往今来，律法、制度都是为道德服务的。 如果只讲道德而不讲法制，则道德不彰、礼乐崩坏，最终自娱自乐。如果只讲法制而不讲道德，又会因为忽视天理人性而走向坍塌。 前者是腐儒，后者是法家。腐儒们数不胜数，法家得势的就那么几个，而且结局大多不好。 本文的主角商鞅就是法家的代表。 正是大争之世，列国伐交频频。当时的秦国已经被揍得缩在雍州一隅，孝公却心怀大志，属于身在阴沟依然仰望星空的那种人，梦想着有一天东出中原，也问一问鼎重几何。然而，自穆公之后，秦国国君无能、政治动荡，国力贫弱、民生凋敝，还沾染了西戎的习气：私斗，秦国人互相之间约着打群架，轻则伤重则死。曾经的春秋一霸已经没落到被各路诸侯嫌弃而排斥在“中国”之外，重新被划归“夷狄”国家行列，会盟时都不带秦国玩耍。弱国无外交，就是这样。年仅二十一岁的孝公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哪能受得了这种耻辱，常常感叹“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被人瞧不起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他知耻而后勇，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本名卫鞅，是卫国公族的远支，在魏国国相公叔痤家中当中庶子，这个职位有点像是公叔痤的私人助理。公叔痤看出商鞅有大才，也有大志。临死前告诉魏惠王，这个人要么重用他当国相，要么宰了，不能放他跑出魏国去。可魏惠王以为这是公叔痤老糊涂了，不予理睬。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商鞅在魏国碰得灰头土脸，听说了秦国的求贤令后，西出函谷关，来到了栎阳，准备看看这个西方的“夷狄”搞的是什么阵仗。史载商鞅四谏孝公，第一次讲尧舜的无为而治，第二次讲商汤文武的王道，第三次讲春秋战国的霸道，孝公都不感兴趣，直到第四次，商鞅上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欢甚”。要改变秦国落后的面貌，那就要变法，要革故鼎新。秦孝公求变，商鞅知道该怎么变。秦孝公在朝内搞了一个吹风会，把王公贵族、满朝文武招来，准备进行思想动员。谁知话刚起头，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这波人就跳起来反对：法的是什么古，循的又是什么礼呢？当然是西周以来的“礼”，所有的经济制度，所有的社会秩序，都围绕这个“礼”来展开，天子就是天子，贵族就是贵族，奴隶就是奴隶。以礼乐治天下，这是贵族的道德，如果失去了道德的基础，贵族也就不再是贵族了。领导已经下定决心了，下属还要跳出来叽叽歪歪，的确是有些不识时务。作为领导的智囊，这时该商鞅说话了：“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有人说，这场辩论最终以商鞅获胜而告终，因为孝公最终支持的是商鞅的观点。可是说到底，商鞅说服的只是孝公一人而已，既然领导都拍板了，甘龙、杜挚等人自然也不好再反对，但是心里肯定是不服气的。这就是商鞅变法之前的现状，保守派一门心思维护旧道德的统治地位，秦孝公和商鞅这一派执意要变法，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孝公靠着领导的权威定了调子，思想上并不统一。可是，急切的秦孝公等不得了，他迫不及待想要恢复穆公时代秦国的荣光。商鞅也等不及了，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如果不趁着孝公在位时把生米煮成熟饭，也许还没等变法见效，甘龙那些人就会把自己大卸八块。就这样，商鞅变法在思想准备不充分、秦国高层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匆匆上马，“卒定变法之令”。第一次变法，首先从社会治理入手，老百姓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除此之外，还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工，变法的威力很快就凸显出来，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里这样说：“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第二次变法，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还“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彻底从制度上砸了贵族的饭碗，把平民的活力给调动了起来。政治家进行政治活动，第一步就是要做思想工作。而商鞅知道，跟那些人讲道理讲不通，多说无益，就懒得跟你废话，直接上严刑峻法。他的想法很简单，抛开道德不谈，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建立一种新秩序，通过赤裸裸的利益来规范人的行为，简单粗暴直接。道德是个抽象的东西，需要进行阐释和解读，才能把道德具体化，对人的行为产生约束力。周礼崩坏，只是阐释道德的资格从天子崩到诸侯和贵族手中，平民从来不负责解释什么是礼，只负责服从于礼。而商鞅的法则不一样，它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产生了约束力，本身就是具体的规则，而且是商鞅作为贵族与平民之外的第三方制定的规则。必须惩罚，可嬴驷是储君，不能用刑，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遭了殃，承担连带责任。秦国贵族们亲亲尊尊的那一套礼，被商鞅变法的大炮轰击得灰飞烟灭，旧道德已经坍塌，“明日，秦人皆趋令。”商鞅建立的制度在当时来说无疑是先进的，也是成功的，秦人所有的行为，都以“令”为准则，周礼被抛诸脑后。有令就行，有禁则止，这是律法的功效。有了商鞅的新法，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可秦孝公刚去世不久，商鞅就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后人分析商鞅最终被杀的原因，无非是变法只树立了秦孝公的权威，而损害了其他贵族的利益，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部分。最终下令逮捕商鞅的，不是公子虔或者其他的什么贵族，而是新君嬴驷。而嬴驷之所以要杀商鞅，不是为了安抚旧贵族，新法施行几十年，这些旧贵族已经不值得嬴驷付出太多精力。只有让平民知礼、循例，他们才会相信国君天生就高高在上，才会服从王的号令。在国君的施政大纲里，道德感召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商鞅的变法，目的是让秦人“趋令”，让人信法、用法、服法，时间一长，平民就会知法而不知君。孝公在位时，平民都知道是孝公一手主导变法、支持变法，从而树立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一旦孝公撒手西去，秦人只知有商君，而不知有国君，商鞅就危险了。辛亥革命之前的几千年，我们这个国度都是“家天下”时代，每一个朝代都是在维持道德与法制的微妙平衡中赢得生存和发展。君主和士大夫需要“天地君亲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道德来维持正统地位。所以，董仲舒鼓捣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甚得汉武帝欢心，朱熹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直接被老朱家捧成了圣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只有根据道德来完善法制，法制才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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