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慧晶 云南省楚雄第一中学，云南楚雄 675000 公元1075 年（宋熙宁八年），苏轼来到了密州（今山东诸城）。对于一个刚踏上政治舞台的年轻人来说，一贬再贬的遭遇的打击是巨大的，它几乎等于破灭的理想和渺茫的人生前途。但愈是危险坎坷的际遇，愈能产生伟大的作家，杰出的作品，苏轼用他的一生为这句话做出了不朽的注解。在这里，苏轼建造超然台，写了《超然台记》，想要表现自己不以己悲，超然物外的情怀。 在这篇文字中苏轼认为人们从“求福辞祸”的愿望出发，反而得到“求祸辞福”的结果，一是因为人们的欲望无限，但可以满足人的欲望的物资有限；二是求福辞祸，取美去恶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斗争过程；三是在这种选择中，人心“游于物之内”，必然受物的支配和蒙骗，所以往往得到相反的结果。所以，超然于物外，不执着于外物的得失，才能有内心的宁静，得到真正的福。这里，我们可以对苏轼的“超然”略见一斑，这不是那种出世的超然，也非失败者的自我安慰，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结合老庄逍遥物外，释子映照本性，得返纯真的一种处世哲学。 苏轼终其一生，境遇之坎坷，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可是他一直能在心境上保持着平和，而且在其作品中的抒情基调一直都是以乐观为主，没走上失意文人消极隐世独善其身的老路，以入世之身而得隐世之志。究其缘故，就是他能在红尘中保有这一份超然之心。在中国，文人国家社会责任感非常强，可是现实却总是无法让他们一展怀抱，而苏轼的“超然”哲学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缓解矛盾的出路，因此苏轼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楷模。其实苏轼的“超然”形成有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历史的原因；一是他本身的际遇。 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由中古到近古转变时衰弱动荡的封建社会后期，在版图、国力和武功方面远不能与汉、唐盛世相比，但是它的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却又远超汉、唐。商品经济异常繁荣，市民阶层兴起，而市井文化又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极大的冲击，文人的个体价值复苏。此外，宋的文化建设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也呈现出承先启后、宏通广博的繁荣景象。宋代文人所能接触到的书籍学问远比前代为多，宋人主张以学问为诗为文，刻苦读书是宋人的普遍风气，苏轼、黄庭坚等人则明确的把读书增进学问作为诗人必备的文化素养，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7黄庭坚语），他们所说的学问不仅指读书融会贯通前人的各种思想知识和创作经验、技巧，以丰富自己在用典、作句和炼字等方面所需的才学和功力，更主要的在于高尚品格的陶冶和清旷胸襟的养成。宋人所说的“学问”，其根本并非对外在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和知识积累，而在于主体内在真常心性的体认和反省。学问之道实是如何安身立命（儒）或顿悟解脱（佛、道）的做人之道，追求的是治心养气时主体自身的内在超越。这里既有儒家强调的以道心超越人心之上主体道德人格的肯定，也有老庄、禅宗那种建立于内心体验和当下顿悟基础上的超越生死、物我、是非二元对立的生存智慧。而正是后者对苏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作家有深于情而不为情所累，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清旷胸襟，具有超然物外，与道为一，无往无念而又能随时地济世救民。 对于作家来说，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和技巧方面的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具有超然胸襟的艺术人格的树立，是主体内心对生活和人生体验感悟，所以既能以文为诗，也能以诗入词，甚至对书、画等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也可以打破。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苏轼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全才，在诗、词、文、书、画各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而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苏轼自然会对人生兴发出理性的思考，而当其境遇坎坷之时，这些累积就会使诗人于烦乱中得到顿悟。 元丰二年（1079）发生的“乌台诗案”，一下子把苏轼推倒了生死交关的境地，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在狱中，他曾料自己必死无疑，写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的诗句。死亡的考验使他体会到外部世界和生存环境的严酷，导致他对个体生命内部的重视和珍惜，促成了其人生思想的成熟和创作态度的转变。可以这样说，在入狱之前苏轼的“超然”还只是一种文化自标的表现的话，在入狱后烈火的粹炼中，作家的思想如凤凰涅槃，“超然”真正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有这样一个传说：神宗派人去看苏轼狱中的生活，来人到了却看到一幅苏轼的酣然高卧图，回来报告神宗，于是神宗叹曰：“若非心中无愧，安能如此？”遂下旨放了苏轼。 他在出狱后写的《十二月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中说：“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翩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到达黄州贬所后，世事的忧患，人情的炎凉，把他一步步推向空门。他在《与参廖子》中说：“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有感于此，他在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以在家的和尚自居，时常“焚香静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脩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黄州安国寺记》）但苏轼的焚香坐禅，并不在于宗教信仰，而是心折于僧人那种物我相忘后达到的性自清静的禅悦境界，如他在《论六相坛经》中说的：“根性既全，一弹指顷，所见千万，纵横变化，俱是妙用。”此在禅宗为“化身”，在道家为“得道”。苏轼在《庄子解》中说：“得道者无物无我。”在这无我的境界中，字我的生命意识与自然融为一体，只要领略了自然的妙味，也就领略了人生的真缔。如《赤壁赋》： 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知；凌万顷之茫然。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这里苏轼给我们展示的，不正是那种与天地并立，与万物为一的无我境界吗？人生虽然短暂，如梦幻朝露亦如电，但在其融入自然里的那一刻不也可以体会到生命意义的永恒吗？苏轼认为：“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赤壁赋》）如此胸怀，何等超然！它使个人的精神意识凌驾于物我之上，具有一种涵盖万物的品格，于是作家能突破小我的局限，旷观宇宙之大，透视时间之久，拓展生命的领域，步入随缘任性，逍遥自由的精神境界，使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思维方式具有超越有无和不通言语的特点，它能使作家的思维突破既有的语言牢笼和理性框架，达到“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自由境界。这也正是苏轼后期创作的显著特色。如《寓居定惠院之乐，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贵也》写海棠幽独中的妍然一笑，雨中月下的凄怆清淑，以及诗人的“散步逍遥自扪腹”已透露出超尘绝俗，悠然放旷的情调。再如《东坡》： 雨洗东坡月色清， 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 自爱铿然曳杖声。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无论词还是诗，苏轼表达的都是一种超然的文化品格。诗人曳杖放步于修竹掩映的僧舍，月色笼罩的山坡，细雨飘洒的林间，无言忘我，在静默中“与造物者游”，细细地体味自然的天籁。正是“不思之思”使诗人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诗情，找到了人生的乐趣。苏轼在黄州写的《与子明兄》书说：“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廊然无一物，既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 无我无思，故能胸襟超然而无物滞于心；性合自然，所以旷然天真。这是后期苏轼追求的一种艺术化了的人生境界。体现在他创作的大量诗词作品里。 苏轼的超然使他的文学作品具有了常人难于超越的高度，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而且使他在颠簸流离的一生中，到处随遇而安，在每一个地方都放射出璀灿的光芒。贬官徐州，苏轼不顾个人安危与民抗洪水，水退后，主持修建遗泽后世的木堤；就算是在暮年来到了尚未开化的海南，苏轼也用自己的才学和爱心，在海南留下了一座无形的丰碑。到了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品读苏轼的作品，在其中感受到的仍是一种真正淡泊和超然。 猜你喜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