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北京，中南海。
“搞错了吧？”
说话的人，是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军委中央秘书长杨尚昆，他瞅着眼前两个年轻的后生，越看越不对劲。
眼前的两个年轻人，年纪相仿，其中一个姓林，叫林秉苏，是林伯渠的儿子；另一个姓邓，叫邓苏生，是邓子恢的儿子。
杨尚昆找到林伯渠和邓子恢，大大咧咧地说：“林老、邓老，你们的儿子搞错了吧？我看秉苏眼睛大、皮肤白，活脱脱是邓老的翻版；邓老的苏生，反倒像林老的儿子呢！”
林伯渠和邓子恢愣了，我们自己的儿子，怎么会搞错呢？！可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一回事？自己的儿子长得还真是不太像自己呀？如果真是搞错了，这乌龙可大了去！
林伯渠和邓子恢赶紧派人去调查，这一查不要紧，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了回来：
真的搞错了！他们两个的儿子被人“调包”了！
一个姓林，湖南人；一个姓邓，福建人。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已经19岁，怎么会闹出如此大的乌龙？这背后是一个令人心碎又无比感动的曲折故事……
邓苏生与林秉苏合影
我们这段故事，一共有6名主人公，我们先介绍林伯渠和邓子恢。
说到林伯渠，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即董必武、徐特立、谢
觉哉、吴玉章。林伯渠之所以位列“五老”，不仅是因为他年龄大，更重要的是资历深。
1886年，林伯渠出生于湖南省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比湖南老乡毛泽东还年长7岁。
林伯渠参加革命很早，他18岁赴日本留学，19岁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林伯渠在寻找光明的道路上选择了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
但是反动势力的反扑、革命道路的曲折让林伯渠一度对中国的革命前途产生迷茫，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深深被这一思想所吸引。1921年初，林伯渠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而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李大钊、陈独秀。
林伯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仍然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协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并且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总务部副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长和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这一个角度而言，不管是在国民党内，还是在共产党内，林伯渠都是当之无愧的老资格，难怪日后毛泽东见了他，也要尊称一声“林老”。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实行“宁汉合流”，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林伯渠毅然选择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大部分部队转战南下，而林伯渠被党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今后的革命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3年，林伯渠学成回国，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而他的前一任部长正是本篇故事的另一位主角——邓子恢。
林伯渠
邓子恢是福建龙岩人，出生于1896年，比林伯渠小了整整10岁，但是邓子恢早年革命经历之艰难曲折，一点不亚于“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
与林伯渠相似，邓子恢年纪轻轻就萌生了革命救国思想，他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19岁在中学读书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此后，邓子恢当过小学教师，干过杂货店员，看惯了社会的动荡和底层的生活，逐渐领悟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不具备拯救中国的力量，逐渐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并在席卷全国的大革命风暴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邓子恢很快展现出自己的杰出才能，他不仅能搞政工，还能搞军事。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邓子恢就义无反顾地走上红色革命道路，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在家乡龙岩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参与领导龙岩后田暴动，建立了闽西第一支农民游击队，开始了创建闽西苏区的伟大斗争。
土地革命时期，敌强我弱，革命斗争异常艰苦，但是邓子恢没有丝毫畏惧，也从来没有轻言放弃。从1927年到1930年，邓子恢主要干了三个方面的大事：一是领导发动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武装；二是开展游击战争，武装反抗敌人；三是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
这些招数是不是很眼熟？没错，跟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出奇地一致，不成功才怪。
靠着这“三把火”，邓子恢仅用短短3年时间，就让自己一手创立的闽西苏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方圆纵横300里，人口近百万，拥有8个县委、53个区委、546个支部，1万余名党员，在6个县、60多个区、597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
与此同时，闽西各地方工农武装正式编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身为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兼任红12军政治委员。
从邓子恢早年的革命经历看，他是一名能力全面、善于开拓的优秀干部，这样的干部当然不会久居地方。
1931年11月，邓子恢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并兼任代理土地部长，后来又兼任国民经济部长。
邓子恢
土地革命时期，土地和财政的重要性无需多言，没有钱，红军就没法革命；没有土地，老百姓就不支持红军，而这两项工作正是邓子恢擅长的，他这个“财神爷”兼“土地爷”一手抓财政，一手抓土地，把中央苏区财的税经济搞得有声有色，有利保障了苏区建设和中央红军反“围剿”的后勤供给，属于“没有军功章的革命功臣”。
正是在中央苏区时期，林伯渠和邓子恢，这两人“财政部长”第一次相识，开始了并肩战斗的革命岁月，也藉由他们的后人开启了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
接下来，这段故事的两名女主角登场了。
1934年10月，两个男婴高声啼哭着，先后来到江西瑞金，这个红色的革命世界。这两个男婴，分别是林伯渠和邓子恢的儿子，也是本篇故事的另外两位男主角。
为林伯渠生下儿子的，是他的妻子范乐春。
范乐春是福建永定人，1903年出生，比林伯渠小了足足17岁。她是一名真正的巾帼英雄，参加过农民运动，发动过永定暴动，当选过中共闽西特委委员，跟邓子恢关系非常好，还是首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唯一的女性中央执行委员。
正是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范乐春结识了林伯渠，尽管两人有17岁的年龄差，但这并不能阻碍革命眷侣的爱情。1934年10月，林伯渠和范乐春的儿子出生了。
为邓子恢生下儿子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黄秀香。
黄秀香也是福建龙岩人，跟邓子恢的家很近，两人在革命中相识，但一开始只是同志关系，并未走在一起。1932年，邓子恢、黄秀香先后来到瑞金，邓子恢担任财政部长，而黄秀香后来在财政部当会计，两人日久生情，最终走在了一起。
1934年10月，邓子恢和黄秀香的儿子呱呱坠地。
然而，迎接两个新生婴儿的，不是父母温暖的怀抱，而是敌军日益临近的枪炮声，还有中央红军仓促离开中央苏区的脚步。
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决定长征，前途艰险，生死未卜，带着两个襁褓中的婴儿冲锋陷阵，完全是九死一生，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会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
为了孩子的安全，两对父母忍痛做出一个难以割舍的决定：把孩子留下。
邓子恢与妻子陈兰合影
两个第一次做母亲的女人——范乐春和黄秀香狠了狠心，把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连同仅有的几块银元，一起交给了在赣南会昌谋生的范乐春的堂哥堂嫂。
范乐春颤抖着双手把孩子送出去，看了孩子最后一眼，含泪留下一句话：“嫂子，这俩都是红军的娃崽，一个姓林，一个姓邓，拜托你找人给养大吧！”
堂嫂只是一名普通妇女，她接过孩子，点点头，同意了。
这一天，林伯渠和范乐春的儿子只有15天大，而邓子恢和黄秀香的儿子出生只有3天。从此以后，这两个孩子再也没有见过亲生母亲，因为他们的母亲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将孩子托付之后，两对夫妇踏上了不同的方向，林伯渠以年近半百高龄踏上了长征的艰苦征程，邓子恢则冒着九死一生，奉命返回闽西，领导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范乐春和黄秀香，在泪别孩子之后，又与自己的丈夫分别。范乐春和邓子恢一样返回闽西南，参与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和地方抗日战争。
1941年5月，范乐春因积劳成疾病逝于西溪白叶湖山上，年仅39岁。
黄秀香选择了随军向会昌方向突围，惨烈的会昌突围战中，黄秀香身受重伤，被国民党军队俘虏，被敌人残杀于会昌城外，年仅24岁。
两个年轻的母亲先后病逝，而两个父亲一心革命，也无暇找寻自己的孩子，这在当时那个战火纷纷的年代是再常见不过的常态，多少仁人志士失去了自己的至亲，没有他们及其家人的牺牲，哪有后人的安定和家庭幸福！
范乐春的堂哥堂嫂都是贫农，无力同时抚养两个带着红色印迹的婴儿，只得把邓子恢和黄秀香出生仅三天的孩子留给自己，把林伯渠和范乐春的孩子转给一户赖姓的人家。
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下，在自己家庭都吃不饱饭的恶劣形势下，这两位善良的阿妈到底是以什么用的情感、什么样的勇气抚养两个孩子的，但我们知道的是，她们把两个红军的儿子当成亲生的孩子，不，她们让自己的亲生儿女去种地，却把两个红军的孩子送去读书。
邓子恢
她们一贫如洗，她们没有文化，但是她们懂得这两个孩子是红军的根，她们在孩子们身上倾注了对红军的情和爱。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最可爱最伟大的人民！
在数不清的老区妈妈乳汁哺育下，两个孩子长大了。发仔阿妈（范乐春的堂嫂）给孩子起名叫范宜德（邓子恢和黄秀香的孩子），满姑阿妈给孩子起名叫赖平亚（林伯渠和范乐春的孩子）。
唯一的遗憾是，赖平亚后来生病，高烧不退，受当时医疗条件限制，导致一条腿残疾，但是他的满姑阿妈很疼爱这个苦命的孩子，供他读了几年私塾后，又送他去学做裁缝。
时光荏苒，转眼间，两个孩子长大了，我们的国家也迎来了和平与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大局初定，林伯渠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还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开国大典；邓子恢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南局工作， 两名经历了无数磨难的革命者，已经成为我党我国的高级领导干部。
这个时候的林伯渠和邓子恢，想起当初留在苏区的儿子们，委托赣州军管会的同志协助查找。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抱太大期望，毕竟十五年过去了，兵荒马乱，人人自危，他们的母亲都已经牺牲，两个襁褓中的孩子，还会活在这个世上吗？
令人惊喜的是，两个孩子真的找到了！他们还在各自的阿妈家里，已经15岁，成了大小伙子。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自己是红军的后代……
就这样，两个孩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患难与共的阿妈们，一起到了武汉。
行走不便的赖平亚被送到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邓子恢家中，54岁的邓子恢百感交集地摸着儿子的头，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为了纪念壮烈牺牲在苏区的妻子黄秀香，邓子恢给孩子起名邓苏生，意思是出生在苏区。
（邓子恢一家合影，后排左一站立者为邓苏生，实为林伯渠之子）
另一名叫范宜德的孩子则被送进了中南海，到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家里，63岁的林老与儿子重逢，激动地热泪盈眶，给儿子更名为林秉苏，意思是秉承苏区革命传统。
不管是邓苏生，还是林秉苏，都与中央苏区结下了不解之缘，两个父亲也是希望通过此举让他们不要忘记苏区人民的抚养之恩。
迟到的幸福也是幸福，从此以后，重逢的两对父子过上了宁静幸福的日子。
直到1953年初，出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举家迁到北京，邓苏生和林秉苏这一对在苏区长大的两兄弟才终于在中南海再度相聚。
一开始，两家人都没察觉出什么问题，可是时间一长，见到两个孩子的人多了，大家却看出了问题。
第一个发现问题的是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他第一次见到两个孩子，瞅来瞅去就觉得不对劲，惊讶地地叫道：“搞错了吧?秉苏眼睛大，皮肤白，活脱脱是邓老的翻版，跟林老不像呀！”
蔡畅妈妈也看出了不一样，她爱怜地望着邓苏生说：“这孩子和范乐春烈士长得一模一样，太像了……”
这下子，林伯渠和邓子恢都惊呆了，难不成真的搞错了？他们赶忙派人去江西找到发仔阿妈询问，老人见推脱不过，这才含泪说了实情。
林伯渠一家合影（林伯渠身后者为其子邓苏生）
原来，当政府派人来找红军的两个孩子时，发仔阿妈（收养了邓子恢和黄秀香的孩子，身体健康）觉得另一个孩子（赖平亚，林伯渠和范乐春孩子）一条腿残疾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对不起牺牲的范乐春烈士，所以善良的她故意“掉包”，把健康的范宜德（邓子恢和黄秀香的孩子）送到了林伯渠家，而把伤残的赖平亚（林伯渠和范乐春孩子）送到了邓子恢家！
一切水落石出，发仔阿妈很懊悔，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没有一点怪罪之意，相反他们始终感激苏区人民的养育之恩，孩子错了，再换回来就是嘛！
于是，邓子恢又给自己真正的儿子林秉苏改名邓瑞生，寓意出生在瑞金；林伯渠则只是给自己真正的儿子把姓改为林，名字不变，叫林苏生，寓意出生在苏区。
按理说，被“掉包”的两个孩子该各归自家了，可没想到已经懂事的两个孩子却不同意，觉得姓名只是一个符号，没必要改来改去，我们还是用原名，并且两人都跟各自第一任“父亲”及其家人产生了感情，便决定以后林家、邓家两家轮流居住，拥有两个幸福的家庭。
这件“换错儿子”的悬案传开后，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又感动不已。第二年，林伯渠当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子恢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人们便津津乐道：“副委员长和副总理认错了儿子，却同时拥有了两个儿子……”
此后，两个命运特殊的孩子在父亲的身边成长起来，他们没有忘记抚养自己长大的两位阿妈，他们用自己各自不同的方式回报老人家的养育之恩。
邓子恢感念儿子的孝敬，每个月都从原本就不宽裕的工资中挤出10元钱，让儿子林秉苏寄给他在江西的发仔阿妈。林秉苏在大学毕业后特意返回江西，探望自己的阿妈、奶妈一家人，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全家福。尽管他已经是副总理的儿子，仍然把农家阿妈视为自己的亲娘，后来回到湖南，在湘潭电机厂做了一名普通的工程师。
林伯渠的儿子邓苏生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江西赣州，就职于赣州中级法院，当了一名人民法官，他每个月发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生活费寄给满姑阿妈。在赣州，提起“跛子法官”，人们都竖起大拇指称赞说“那真是一个热情的好心人！”
这就是林伯渠和范乐春、邓子恢和黄秀香、林秉苏和邓苏生，及其阿妈们之间的传奇故事。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有的壮烈牺牲，有的受苦受难，有的艰辛成长……他们用超越血脉的亲情，谱写了一曲人间大爱、鱼水情深的革命长歌。
（邓子恢之子林秉苏与养母、奶妈合影）
谨以此文，致敬革命烈士和志士仁人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