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有名的诸如氐族人建立的前秦，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契丹建立的辽，党项建立的西夏，女真建立的金等等。这些民族在历史气候温暖期与寒冷期交替变迁的大背景下，迁徙至中国北方，并建立起对传统中原农耕区的统治。  在经济形态、文化传统都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内迁的游牧民族纷纷接收并吸纳了传统农耕区的治理模式，其中就包括征收赋税。 少数民族政权在治理方式上借鉴与吸收汉地文化，实际上是政府治理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的体现，这一过程伴随的是民族间长期的交流共处与文化交融，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视野中考察这一变化，可知中华民族也正是在历史上的民族交融中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在蒙古逐渐迁徙至漠北草原的10-12世纪，中国北方契丹、女真等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契丹在北方建立了辽。从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至1125年辽天祚帝被俘，契丹辽国历时210年。女真则以金作为他们的国号。 自1115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定国号为“大金”，至1234年为蒙古所灭，金朝历时119年。可以说，契丹和女真建立的政权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对中国北方都施以重要的影响，也意味着早在元朝入主中原前，中国北方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民族间经济与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了。  因而，蒙古入主中原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基础，早在辽、金统治时期就已奠定。所以，了解元朝城市税收，就必须梳理辽、金时期的城市税收情况。 辽朝城市征税引入辽朝时，汉地征税的传统既已影响到契丹统治者的制度设计。契丹辽朝兴起于北方，历史上曾夺取燕云十六州之地，从草原游牧文明走入汉地农耕文化，其管理方式亦须做出变革才能适应统治需要。 辽朝对燕云之地的统治，可见其将税收手段纳入对城市市场管理中，还出现了房钱等城市相关税收名目。《辽史》记载：“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户丁之数无所于考。”从这一记载可知，辽朝赋税以丁为单位。 负责“制国用”的官员韩延徽本是汉族人，他出仕契丹。契丹统治者任用汉人“制国用”，实际上是用汉人之法统治汉地。从以籍“户丁”定赋税和“五京”制度可知辽的赋税制度融合了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形态。  历史上，以“地”定税还是以“丁”定税既取决当时的社会经济实际，也因循一定的文化传统。传统游牧民族衡量财产的指标鲜有土地，畜产品才是最为重要的财富。因而在初定赋税的时期，会选择择以统治区域的人丁作为纳税重要的指标。 其次，辽代设有“五京”制度，巡幸都城也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经济文化传统有关。“五京”中，“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 “五京”是辽朝政治经济地位最为显着的五个城市，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辽朝南京析津府格外引人注目。析津府位于今北京西南，是契丹立国后夺取的汉地城市。“自唐而晋，高祖以辽有援立之劳，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献。太宗升为南京，又曰燕京。” 后晋建立者石敬瑭在契丹帮助下结束后唐统治，自立为帝。作为回报，石敬瑭将长城以南的幽州、云州等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契丹将势力范围进一步推进至长城以南。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形容石敬瑭的这一行径“使古代中国帝国的完整出现了一道裂痕，这道裂痕注定会越来越宽，使游牧部落在12世纪征服了整个北部中国和在13世纪占领了整个中国。”如果用史实来解读外国学者的这句话，实际上说的是自契丹之后，女真人和蒙古人都先后在北方建立政权，蒙古更是在后来建立起大一统的王朝。 “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从材料可知，辽朝在城市市场管理上有专门负责征税的机构。辽朝南京城“城方三十六里”，城内“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 其市场位于北部，商品物资多样，统治者由此派专门机构管理征税。并且征税不仅存在于南京，还存在于其他京城及商品出产丰富的州县。  城市市场并非契丹民族原生的事物，置专门机构管理城市市场税收，应是对汉地文化之习得。在“五京”和其他州县推广此法应视为游牧民族利用汉地原有方法采取税收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的实践。 契丹辽国的税收契丹辽国的税收因辖境经济区不同有所差异，牧区以畜产品为主，典型代表是“俸羊”，作为官吏的俸禄，农业区与农牧相间地区的田赋，按后唐两税法进行。其中城市是否存在与之相关的赋税呢？《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了宣和五年（1123年）宋、金就燕京地区的赋税归属问题交涉的记录。 可从宋、金攻打辽国及后续地域归属安排的记述中找到燕京，即契丹辽国末期南京的税收状况。辽代的税收存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环节，即头下军州。“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  头下军州被认为是“臣属于朝廷的领主的领地”。“从征俘掠”充分反映出契丹扩张过程中承袭游牧民族的传统，等到社会秩序稳定后，依然保留头下军州，这应是契丹制度的一种留存。 头下军州境内的城池建设及官职设置有规定：“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头下军州之税收“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可见头下军州与中央对税务的分配。 井邑商贾之家反映税源的扩大，工商税收、城市税收纳入到征税的范围中，只是头下军州这部分收入并不交到中央政权，而是作为领主的收入。 《辽史·食货志》亦载：“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纳上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赋为二等反映税收最终的流向包括投下主和中央政府。在头下军州，城市税收是为投下主所占有的。  辽代的城市税收虽与元朝并无直接联系，但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汉地的历程却为后代统治者制定政策提供了历史经验。来自民族的、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经济领域也凸显出来，代代流传。 金朝城市税收延续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在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并于1115年建立了金朝。金朝前后延续119年，是12至13世纪前期影响中国北方的又一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金于1125年灭亡辽朝，又于1127年灭亡北宋。 金朝将政权的南界推至淮河，金的统治对中国北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影响后来也为蒙古所继承。在城市税收方面，如果说契丹辽国在城市税制方面已经在燕京地区有了突破并形成了典型，那么女真建立的金朝则在城市税收方面更进一步。 金朝的赋税中有“物力钱”的门类，或与城市税收有关。“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之资，藏镪之数，征钱有差，谓之物力钱。”物力钱应该属于财产税，其中对邸舍所征的“物力钱”对研究城市税收有所提示。  “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预”，表明物力钱的征收不包括用于居住的民宅。邸舍除了用于居住，还可以从事经商、租赁等经营活动，存在商业行为的邸舍会被征用物力钱。若房产涉及田宅交易，亦需缴纳物力钱：“猛安谋克户、监户、官户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则预其数。墓田、学田，租税、物力皆免。” 猛安谋克户、监户以及官户已有居所，这些另行购得的田宅则需要承担物力钱。物力钱实际上是政府扩大税源的一种途径，《金史》记载：“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镪多寡，征钱曰物力。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 结语总的来说，由此一方面看到物力之征上至显贵、下至平民的普遍性，一方面也看到金朝对物力钱的收取已到了极尽所能的地步，连大臣出使归来的礼品也需征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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