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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石黑一雄原著，马克·罗曼尼克（Mark Romanek）导演，2010年由小说改编成电影。
废物之神 作者：倪湛舸 《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是去年秋天的电影，石黑一雄原著，马克·罗曼尼克（Mark Romanek）导演，我却直到不久前才看到，那还是在长途飞行途中，前排座椅背面的小电视上。因为在手提电脑里存了要给某期刊评审的稿件，而文章的主题恰好是小说《别让我走》，于是就带上耳机，把电影看完，然后又读了一遍别人的评论，忽然觉得自己也有话说，就开始写这篇短文。
电影版《别让我走》颇为赏心悦目：人物青春，服饰淡雅，面画考究；故事却颇为惨淡，这自然源自石黑一雄的原著。通常的科幻故事都有明确的“危机-解决”主线，过程也大多紧张刺激，《别让我走》虽然有着克隆人主题，却更像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文艺片，毕竟，少男少女的三角恋爱时刻发生在我们平凡而琐碎的生活中，由成长到死亡的时光流逝更是谁都不能逃脱。然而，与一般意义上的成长和爱情故事不同，《别让我走》的少男少女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他们为克隆技术所创造，自出生起就被精心豢养，生活在看似世外桃源的寄宿学校里，却注定要捐献出健康的器官，直到生命凋零。他们曾经浑然不知主宰自己命运的“上帝”正是那些想要征服自然、掌控命运的人类，即使被告知克隆的身份和器官捐献的使命，他们仍然误以为自己就是人类成员，仍然义无反顾地去爱，去贪恋生命，去承受“爱别离、求不得”的痛苦。如此看来，我们这些人类，倒是可以被理解成“上帝”玩弄于掌心的克隆。
《别让我走》的篇名来自于陪伴着故事中克隆少女成长的流行歌曲。一边哼唱着“别让我走”，一边目睹朋友爱人渐渐地失去器官乃至生命，而自己也终将发挥着“治病救人”的功用直到无用，克隆人究竟在向谁呼告哀求“别让我走”？与此直接相关的正是我读到的那篇评论所提出的问题：当人类僭越上帝，执掌了创造和毁灭生命的权柄，上帝又能有什么用？
小说/电影中有这样一处情节：克隆少女露丝在朋友们的陪伴下去小镇上寻找自己的“原本”，却发现在旅行社工作的陌生女郎只不过与自己容貌略有相似而已；露丝大失所望，对朋友们哭着说：“我们本来就是照着渣滓做的，所以才能被轻易抛弃，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我们的位置。”当克隆孩子们在寄宿学校里得知自己的宿命时，他们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真正的“觉醒”发生在那次远足。怀着“我是谁”这样的问题，克隆孩子们怯生生地闯入了世界，他们趴在窗前好奇而羡慕地张望旅行社里工作的人类，却最终意识到这个美好的人类世界并不属于他们。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早在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里，就曾出现过怪物透过玻璃窗窥探普通人家的情节。无论《别让我走》中的孩子们如何地青春逼人、美丽精致，他们却不过是肮脏丑陋的弗兰肯斯坦的升级版本，是源自渣滓、归于废物的“医疗用品”。正因为如此，曾经视察寄宿学校的慈善家贵太太才会在见到克隆孩子们时流露出“见到可怕蜘蛛却又不敢有所表露”的僵硬表情。电影中，演员生动地表演出了这种刹那间的尴尬相，然而，电影却终究失掉了小说里隐藏在比喻中的“怪物”意象。电影的唯美影像很好地表现了克隆孩子的纯真美丽，也因此而更富有“把美好的东西毁灭掉”的悲剧意味；然而，《别让我走》的小说文本却通过比喻和互文在美好形象的核心藏着弗兰肯斯坦的阴影，这是电影所未能成功再现的。
与原著小说相比，电影的视觉图像虽然有所失，却也不能说完全无所得。例子之一就是克隆少年汤米的画作。小说中，汤米从小就喜欢画画，用笔在白纸上创造出并不存在的生物是他的僭越游戏。无论文字的描绘如何生动形象，在电影屏幕上亲眼看到汤米画作的冲击力是不可替代的，正是在这种冲击的提醒下，我意识到：所谓的“创造”，在人类科技和上帝的竞争之外，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艺术。我所读到的评论文章深入探讨了何为“创造”，即，当人类通过克隆技术实现了原本为上帝所独有的创造能力时，我们该如何理解上帝的创世以及创世的上帝。十六、七世纪的欧洲，当人类步入早期现代社会时，世界被视为精密仪器，每个零件都各司其职，而上帝则有幸被比拟成钟表匠，其设计无懈可击，哪怕世间的缺陷和灾难都最终有其长远的功用。现代理性的疆域虽然时常受到各种质疑和冲击，但科技层面的跃进（以克隆为代表）是碾碎螳臂的车轮，更勿论现代社会越来越完善的种种控制机制（寄宿学校甚至学校外的世界何尝不是反乌托邦小说里极权社会的缩影）。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不该回头去反思一下那个创世只是为了让事物各逞其用、各尽其职的“上帝”？坦白并悲观地说，身为普通人的我们不可能做到为了渣滓的卑微、低贱和无用而去爱，而这种爱，才是上帝存在的意义。
与这种爱相呼应的，正是汤米的艺术。遗憾的是，我审读的那篇小说评论忽略了这一重要主题；而电影虽然让观众实实在在看到了汤米的“创造”，却也仍然缺乏这方面的深入挖掘。《别让我走》中，寄宿学校曾经鼓励克隆孩子画画、做手工，其背后的目的却是为了向人类社会证明克隆也有灵魂。用看蜘蛛的眼光打量克隆孩子的贵太太收藏并展览他们的作品，以此推动“维护克隆权益”的崇高事业。该项事业毫无悬念地失败了，一来要归咎于人们不愿意放弃克隆为他们带来的健康长寿；二来，更是因为慈善也好、维权也罢、更还有所谓“映射灵魂”的艺术，其实都不过是某些人寻求自我满足的渠道。与克隆技术的实用相比，艺术终究无用。更有甚者，就连“艺术无目的且无功用”的说法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社会运作所必须的意识形态。
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汤米只管埋头画画，他是自己画作的上帝，他爱这个诞生于想象的世界，甚至幻想这个世界能够证明他的灵魂，能够为他赢得区区几年的多余生命，在这求来的额外时间里，他能够与心爱的女孩平静地生活，并最终满足地死去。然而，当他带着自己的画，和爱人一同去见克隆权益维护者时，却被告知“用艺术证明爱情，用爱情赢得生命”只是幻想。回程路上，汤米跪在车灯前，摧心裂肺地哭嚎，为身为废物的自己，也为那些毫无用处的画，但更深的痛苦却源自对这些渣滓割舍不下的爱----这是故事中的第二次“觉醒”。人们可以随意割取克隆的器官，取消他们的生命，却无法阉割他们的对彼此、对世界的依恋，因为，拥有、利用并最终抛弃一切的人类，唯独把这个东西留给了那个被命名为“上帝”的终极废物。
电影结尾，露丝死了，汤米也死了，他们的朋友凯西在暮色中眺望，期待自己的死。这时，我多么期待导演能够再给汤米的画作一个镜头。花败了，人不在了，那些蕴怀着山川草木珍禽异兽的白纸，它们又都去了哪儿？
倪湛舸，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宗教与文学博士，现任教于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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