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中国的众多文化元素中，以植物为意象的就有梅兰竹菊“四君子”。他们被广泛用于文学和艺术题材则始于宋朝。  然而，其中的“竹”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先一步具有了独立美学品格，并被文学家们争先写入文学作品中。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文学意象的丰富与拓展体现了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与深化。 而“竹”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一时期的“竹”，广泛存在于诗歌中，所具有的意象类型丰富，深刻认识这些意象背后所蕴涵的诗学意义，对我们当下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自然之竹，随着佛教和道教兴起的意象理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动乱、大分裂时期，自然灾害频发，人民水深火热。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竹的坚强生长引人注目。 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对竹进行定向培育，关于种竹方法的最早记载出现于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竹的大量存在为士人的爱竹、赏竹提供了客观条件，特别是魏晋时期文化版图的重大变化更成为竹与文艺结合的契机。  两汉时就有不少北方人因宦游、避祸迁入南方，西晋末年许多士族因永嘉之乱举族迁居长江之南，“簪缨不替”的琅琊王氏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士族南迁为江南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在江南多竹的环境中，有自己的竹园甚至成为一种流行的士林风尚。 如潘岳《闲居赋》描写：
 文士们的居住环境修竹掩映、幽凉清逸，竹子的风姿气韵也与文人士子志趣相投，让他们产生强烈的精神认同并表现于诗歌之中。 除此之外，竹在道教、佛教中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晋代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所作的《抱朴子》“论仙”篇中写道士李意期带两弟子尸解而去，后来他们的家人打开棺材，发现：
《抱朴子》一书中还有许多修行药方用到竹。  “竹”对于佛教也有特殊的意义，释迦牟尼得道后第一座稳定的弘道场所就是“竹林精舍”，在《佛说长阿含经》卷二中详细记述了佛在竹林说法的情景。 后来中国佛教典籍中涉及“竹”处也非常繁多，大量禅宗公案即与竹有关。竹也成为道教宫观和佛教寺院中常见的 植物。 需要注意的是，竹成为一种意象，还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家们的意象理论出现息息相关。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指出“意以象著”“象以言著”。  言是说明象的工具，象是说明意的手段，但“意”不能离开“象”悬空存在，所以应该“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 王弼所代表的玄学家们所探究的言象意之辨既为探究“意”与“象”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又启示文人在创作中可以将更丰富的“意”通过语言寄托于“象”中。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竹的意象形成，与自然界中野蛮生长的竹、道教佛教的兴起、以及玄学家们的意象理论都有关系。那么，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意象都有哪些呢？  隐逸之竹，既能作乐器又能比德行相比于先秦文学中出现的“竹”，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竹”则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这一时期是“竹”作为具有独立美学品格的审美意象形成的关键时期。其意象类型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隐逸之竹。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士人为全身避祸、颐养情性，遂隐遁于田园、山林，田园诗和山水诗应运而生。“竹”常出现于田园诗、山水诗中。如陶渊明《时运》：
 竹易于繁衍而又清丽脱俗，可娱人眼目、畅人心神，“桑竹”“寒竹”“初篁”等自然成为士人隐居环境中备受喜爱的物象，竹也带上了隐逸的色彩。 二是乐器之竹。竹管乐器构成中国传统乐器的一大类别，文学作品中有“丝竹”之说，以“丝竹”代表乐器，竹制乐器常出现在与乐有关的诗中。音乐有助于政教，竹音中也常带有作者的某种情怀。如阮籍的一首《咏怀》：
 “笛”也以竹为材料，相传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斩而作笛。以竹为器，以乐寄情，托情于诗，诗歌中的入乐之竹也就带上了深厚而灵动的感情色彩。 魏晋南北朝是音乐走向繁荣的时期。这个阶段多民族文化交融，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经丝绸之路交流频繁，为乐器的传播与创新提供了社会背景。 佛教、道教的兴起也使宗教音乐为乐坛带来了新的气象。竹制乐器后来在音乐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如敦煌壁画的音乐演奏场景中，涉及到的竹乐器就有横笛、羌笛、筚篥、排箫等。竹类乐器频繁出现于此期的诗歌中，正体现了时代音乐文化的风貌。  三是比德之竹。这种意象在魏晋南北朝诗文中出现较多。如庾信的《正旦上司宪府》：
以“竹”喻士人的情怀。这些作品中的“竹”往往与作者特定的情操、风度联系在一起，因此更多一些名士的风范。 文学中的比德与原始时期的自然崇拜有关，又在人和自然长期的亲融关系中得到强化。这种审美创造方式影响至今，甚至梅、兰、竹、菊被称为植物中的四君子而受到人们的广泛讴歌。  竹的所谓坚贞、瘦削、淡泊、高节、虚心等性质，都是依其外形和习性而被赋予的人化特征，如郑板桥《竹石》诗云所写：
这类诗歌表面写竹，实则宣示自己不屈的人格。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自然物所比之德并不完全一样，而与各个时期的人性发展相联系。 所以，“竹”的意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多元，主要与其本身所具备的特性有关。看到竹的外形，人们不免赋予其更深层次的内涵，从而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特色。 诗学之竹，诗教观念的转变与文学意象的生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意象艺术发展的关键转折阶段。透过“竹”这一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可以窥见诗歌意象在特定历史阶段演变的美学机制，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在文学的自觉时代诗学发展的基本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竹”之意象体现了诗教观念的转变。诗歌创作是一个与诗教密切相关的问题。由“竹”意象内涵的变化，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诗教观念的变化和诗学精神的转向。 先秦两汉时期，诗教主要是指《诗经》之教，《诗经》承载的首先不是文学功能，而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伦理功能、政治功能。 随着儒家思想在东汉末期逐渐衰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教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传统的《诗》教之外又增加了士人诗教的内容，其依据的经典和评判、鉴赏的标准都多元化了。 《诗经》之教转变为广义的诗教，传统的《诗》学，已成为更为 宽泛的诗学。 就诗歌来说，开始普遍出现个性化的创作，游仙诗、山水诗、田园诗、骈体文等具有独立审美品格的体裁走向了文学的前沿。 另一方面，“竹”之意象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文学意象不 断生成的特点。“竹”在先秦两汉的诗歌中或指相关工具，或为比德之物，其内涵相对稳定，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竹”意象的内涵变得丰富、多元，正体现了这个时期诗歌意象不断生成的特点。诗歌意象的不断生成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 其一是新的意象不断出现，青苔、渔父、僧等意象开始出现于日常诗歌表达之中，如谢朓《直中书省》中：
其二是传统意象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如竹、风、桂、雨、云、琴、露、荷、鹤等以往诗歌中就出现过的意象，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创作中被赋予了新的涵义，有了更宽广的表达空间，成为带有很大新意的意象。 意象的不断生成与新变体现了魏晋南北朝诗歌“缘情体物”的进展，说明许多物象已被赋予愈为独立的审美品格，和诗人们更加自由的心灵相激荡，化为缤纷的艺术形象，为诗歌创作带来新的气象。 意象的涌现是诗歌艺术走向繁荣的标志，显示着文学新阶段的到来。 结语魏晋南北朝的“竹”被赋予了新的意象，除了隐逸，还兼有比德和乐器，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动着音乐的发展。 同时，当“竹”作为意象普遍出现在诗歌中时，许多新的事物也被赋予了意象，最终促使诗歌走向意象新阶段，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为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创新思路。 参考资料： 《闲居赋》 《陶渊明集》 《世说新语》 《诗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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