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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非, 女 ,1914年出生在江苏省邳州市邹庄镇南孟村一户农家。1928年，为逃避封建婚姻，向正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的三哥孟星野（即孟昭曙，1911年出生，1929年加入共产党员。1946年7月在泗县对敌作战中牺牲。）求救。当时正被国民党通辑的三哥冒险连夜赶回邳州，把她带离家乡到了上海，在上海一家袜厂当学工，并参加了读书会，跟着人称“三姐”的共产党程邵贞参加党组织的游行集会活动。1932年春天，加入共青团。“一二八”事迹后，孟非按党的指示，与战友多次赴上海闸北前线，慰劳蔡廷锴将军的十九路军勇士。是年12月，上海党组织在南京路组织集会，她被分配散发传单，她毫无惧色地爬上百货公司大楼，把传单从楼顶撒下去，纷纷扬扬的传单雪花般落在游行队伍里，引得群众连声叫好。因其机智勇敢的行为被批准火线入党。这年她仅18岁。1933年春，她与三哥孟星野夫妇在上海八仙桥开一家炒货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不久，她调入中共特科工作，化名张静（对外）、莫非（特科上层领导掌握的名字）。她当时的任务是负责掩护过往同志的安全，机关设在同仁路，直接领导人徐强，接头人齐建（朱嘉明，解放后在北京某部离休）、邱吉夫（后牺牲）以及后期的徐汉光。1935年9月，孟被派往中央特科下属的一个警报站工作。秘密联系人为老丁（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当时组织上对她的规定是，家里不能有任何进步书籍，不得和其他人来往，无论何种情况下，她必须保证身上有3-5元作为交通费，出门必须打车。可当时她没有手表，只好把别人送的小闹钟藏在手提包里，有时一连几天无钱买米，她也不动留作急用的3-5元的交通费。1935年11月18日下午4：30，联络人老丁来到警报站，一进门就交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中央局下属18个机关的所在地，只有路名，没有人名。老丁告诉她，此情报是由法国巡捕房警长陈海涛让红帮人物钱安澜较交他的，敌人准备晚8时开始大逮捕。并交待她，找到这些地址后，敲门三下，不管门开与否，只说一名：“你妈病了，叫你赶快回去。”说完就走，不得停留。到晚上8点，无论情报是否送完，必须停止行动。她拿着纸条，换上旗袍，把小闹钟装进手提包冲出家门，一路紧赶。至晚上8点，剩下最后一个机关，她万万没有想到，它竟然是三哥孟星野所驻机关--甘思东路，看见三哥所住楼上的联络信号仍在，她紧急从后门冲上楼通知三哥，撤除暗号，换上警报信号。此时敌人的警车已咆哮着来到弄堂口，他与哥哥坦然地依偎在一起，如一对情人，就这样躲避了一场血灾。据史料记载，她此次的行动，营救了朱嘉明（解放后，北京某部离休干部）、吴竞（原大连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克寒（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金树望（原国家计委主任）、施月琴（原江苏省纺织厅副厅长）、孟星野、李辛（其嫂嫂，原南京农业大学组织部长）等，当然还有许多不知道姓名的革命者。1936年春，党组织交给孟非一件特殊任务，就是以家庭形式掩护共产党电台和住台同志的安全。新家一共有三个人：时年22岁的孟非，对外身份是张太太；13岁的张莺（解放后，重庆市文化局长），对外身份是她的妹妹；报务员小张，对外身份是她的丈夫。有一次，小张正在发报，突然雷声大作，她和张莺非常担心小张触电，赶紧让他停下，可小张仍旧把那份电报发完。就在一刹那，咔嚓一声炸响，闪电将小张打在地上，发报机一片雪亮。她和张莺赶紧冲过去，幸运，小张没有被击中。几个月后，电台拆除，三人分别调入别处。当几十年后的2003年记者去采访她时，她激动地说，“到现在都不知道小张的真实姓名，来自何处？如今安在？”眼神中透出一种用生命建立起的深情厚谊！1937年“八一三”后，孟非和几个同志一起，成立了驰名中外的“孩子剧团”，她带领孩子剧团长途跋涉，冲破重重封锁线，于1938年1月到达武汉，被茅盾誉为救亡队伍中的“奇花”。是年4月，她接上组织关系，在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总理拍着她的头说：“小鬼，别难过，从你的报告中，使我更加了解留守上海特科的同志们太苦了，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并鼓励她“参加救国会、演剧队，组织剧团都是对的，都是为党工作，这些团体，我们想派人进去还来不及，白区斗争需要你这样的同志”。接着，总理把她介绍给自己的秘书吴溪如，让他们负责接续孟的组织关系和食宿。1938年8月，她被分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所属政工大队工作。后因健康原因，辗转从宜昌到达重庆，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她见到邓颖超，因时局紧张，孟与丈夫曹心哲前往康定，以教书作掩护。1939年底，在成都外水街黄伞开了一家碾米厂做掩护。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局恶化，听从邓颖超安排，一直隐蔽至1949年初春。此时，刘邓大军进攻西南，经组织同意，孟和丈夫、与曹荻秋成立三人临时策反小组。四川解放后，受其姐夫、时任西南服务团团长的曹荻秋力挽，在重庆工作。1950年代受排挤；文革中，因其姐夫曹荻秋被打成右派受牵连，游街示众，但她从未动摇对党的信心。她一直奋斗在重庆公交线上，直到1987年组织上为她落实政策，享受局级待遇。对此，她毫无怨言，反而说：“只要党相信我，我就什么都满足了。” 2006年8月15日，因病医治无效在重庆去世，享年92岁。去世前，她嘱托儿女们，“死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儿女们按照其遗嘱，火化后将遗骨安葬在重庆华夏陵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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