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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她离家来到上海，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入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开始了地下党生涯。 她曾在国民党大搜捕的时候，解救了党的十八个地下机关；还曾与人假扮夫妻，掩护党的地下电台；国共战争时期，又深入前线策反川军，她被称为“红色女特工”。  逃婚来到上海 1928年，父母给14岁的孟非安排了一门亲事，然而性格倔强的她却坚持不同意，还偷偷给留在上海的三哥写信求助。 孟非和三哥的感情非常好，在她很小的时候，三哥就教她识字读书；给她讲共产主义，讲苏维埃政权；还在纸上教她画红旗，画镰刀斧头。 三哥还给懵懂的孟非说：“妇女要解放，必须参加共产党，共产党胜利了，妇女也就解放了。” 因此，孟非知道三哥一定会帮自己的。不过，她不知道的是，在上海做地下党当的三哥，已经被国民党通缉了。 然而，三哥收到孟非的来信以后，还是冒着危险回到江苏邳州老家来救她。 在一个发大水的晚上，水涨到了孟非家门口，三哥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只小船，带着孟非连夜上船一直划到运河，然后上了火车来到了上海。 孟非就像是笼子里的一只小鸟，哥哥把她放飞了出来。 逃婚到上海后，孟非由三哥介绍到一家袜厂当学工，并参加了读书会。在读书会，孟非认识了人称“三姐”的共产党员程邵贞，并跟着她多次参加了党组织的游行集会活动。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孟非与战友多次赴上海闸北前线，慰劳蔡廷锴将军的十九路军勇士。  因为表现突出，这年春天，18岁的孟非被批准加入共青团。 同年12月，上海党组织在南京路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孟非和一名叫小朱的青年被分配散发传单。集会一开始就遭到了敌人的阻挠，敌人发射了火炮。 孟非拿到传单后，在轰鸣的火炮声中爬上百货公司大楼，把传单分几次从楼顶撒下去。纷纷扬扬的传单雪花般落在游行队伍里，引得群众连声叫好。 这次斗争中，孟非因为表现机智勇敢受到党的奖励，并被批准火线入党。 解救党的地下机关 孟非入党后，被派到了中央特科下属的一个情报站工作。情报站设在现在上海延安东路75弄3号楼的一个亭子间。 情报站领导人是徐强，孟非的上线领导是邱吉夫，秘密联系人是老丁。孟非化名张静，人称张小姐。 按组织规定，她家里不能有任何进步书籍，不得和其他人来往。无论何种情况下，她必须保证身上有3到5元钱作交通费，出门必须打车。 这样的生活外表看似光鲜，实则穷困潦倒，有时一连几天都没钱买米，但她也绝不动用留作急用的交通费。 不久，孟非就演绎了一场生死大营救的传奇故事，这是她的人生当中，最为惊心动魄，最为难忘的一幕。 那时候情报人员接触的人不能多，只能单线联系。孟非那个情报站，任何人都不能来，只能老丁一个人来。 有一天下午四点多钟，老丁突然来了，这不是他们往常规定的时间，孟非有点奇怪。一进门他就交给孟非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中央局下属十八个机关的所在地。 老丁说：“敌人准备今晚八点开始大搜捕，你必须赶在敌人的前面去通知同志们，解救大家。” 孟非听后赶紧换上衣服，她里面穿一件绿色旗袍，外面穿一件咖啡色大衣，穿一双黄色高跟鞋，头发是烫过的。 孟非当时没有手表，组织上也没有经费给他们配表。幸好有两个苏联同志回去之前，留下了一个闹钟。孟非就把这个闹钟放在皮包里，需要时就打开皮包看一下时间。 老丁告诉孟非，这份情报是法国巡捕房督察长陈海涛，让红帮人物钱安澜转交给他的，到晚上八点十分，无论情报是否送完，必须停止行动。  十八个地下机关，散布在从英租界到法租界的各个角落中，孟非只有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情况十万火急。 孟非当时也没考虑自己的安危，脑子里只想着这个汽车跑快点，要跟敌人赛跑。跑得快，多跑一家就是胜利，就能挽救更多地下同志的生命 去送信通知是有暗号的，孟非敲敲门，他们门一开露出一条门缝，问你找哪个？ 孟非说：“你的母亲病了，喊你赶快回去。”他们一听就知道了，马上准备撤离。 剩下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孟非一看地址：甘思东路，理发店楼上，这是她三哥隐蔽的地方。 孟非一看时间，发现已经到八点二十分了，八点十分就要停止行动，如果不停止行动，就要受处分。 不过，孟非决定不管组织上的要求，继续去救三哥。因为她知道，如果当年没有三哥帮助自己逃婚到上海，那她的命运就不会改变了。 孟非跑步往那边赶，到了理发店附近就不敢跑了，担心自己太紧张引起别人的注意。 于是，她就慢慢地走，走过大楼门口一看，暗号还在，表示还没出事。当时他们每一个地下联络点都有能够看到的暗号，有情况就会把暗号取下了。 孟非大起胆子，赶忙爬上三楼，敲开门后，孟非赶紧跟三哥说出事了，今天晚上八点钟开始行动，现在已经八点半了，必须赶快离开。 她和三哥下了楼，两个人高高兴兴地挽起手，一边走一边说一边笑，就像谈恋爱的男女那样，顺着街道往前走去。 走到街角转个弯一看，敌人的那个囚车已经停在了理发店门口。 就这样，赶在敌人抓捕前，孟非终于把她三哥成功地救出来了，这也成了最让她骄傲的一件事情。 假扮夫妻掩护电台 1936年春，党组织交给孟非一项特殊任务：以家庭形式掩护我党电台和报务员的安全。 当时，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如果没有女同志以夫人身份作掩护，很容易受到怀疑，就连租房子都困难。 新家一共有三个人：22岁的孟非，对外身份是张太太；13岁的张莺，对外身份是孟非的妹妹；报务员小张，对外身份是孟非的丈夫。 由于孟非和小张从未见过面，组织上规定搬家那天，三人必须同时到达租住的寓所。 由于工作心切，孟非和张莺早到一步，房东太太问孟非姓什么？孟非答姓张。 等报务员小张到后，房东又问他姓什么？听说也姓张后，房东哈哈大笑说，真巧，你们夫妻都姓张。孟非当场紧张得脸都红了。 他们租的只有一间房子，三个人为了方便，就在房中摆了一个屏风，孟非和张莺住里边，报务员小张住外边。 报务员在窗子底下摆一个行军床，白天的时候收起来，晚上睡觉再打开。 孟非跟张莺两个原本就认识，但是和报务员却完全不认识。关于他叫什么，哪里人，怎么回事，她一点都不知道。 组织上也要求他们彼此之间，不要交谈自己个人的事情。当时才20多岁嘛，有些不好意思，挺羞涩的。 那时候一早一晚很冷，报务员穿的是西服，没有大衣，每天早上天不亮，孟非就能听见他在屏风外面冻得“咝咝”地直抽冷气。 但是没办法，孟非他们当时经费有限，有时候连吃饭都困难，就更别提花钱买衣服了。她只好把自己的毯子拿去，悄悄给他垫在行军床上。  执行任务期间，张莺负责买菜，每次回来经过楼下的时候，那个房东太太挺好事的，总要看看她的菜篮。 张莺也很聪明，每次只买两三条鱼或一二两肉放在小菜上面。房东太太看见了，还以为孟非他们天天吃鱼吃肉呢。 日子在平淡中过去，然而有一次他们却遭遇了危险，那时候报务员正在发报，突然天空开始打雷闪电，就要下暴雨了。 孟非和张莺都担心他触电，赶紧让他停下，可是他说没关系，得抓紧时间把它发完。 话刚落音，就听“咔嚓”一声炸响，一个大雷劈头炸下来，报务员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发报机也是一片雪亮，屋子里顿时啥也看不见了。 孟非和张莺赶忙爬起来冲过去，一片黑暗中听见报务员小声地说“没事，没事”。 当时把孟非他们吓坏了，真怕报务员出什么事。后来检查发报机，也是好的，真是谢天谢地。 几个月后，地下电台撤除，孟非他们三个人分别调往别处，她再也没有见过报务员小张。 红色特工策反川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孟非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她化名莫非参加救国会。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孟非和几个同志一起成立了有名的“孩子剧团”，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 1938年孟非接上组织关系，按党指示搭乘20军的军车直奔武汉。在武汉，她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周恩来对她说：“小鬼，祝贺你，你的关系又接上了，应该高兴啊！” 周恩来肯定了孟非参加救国会、演剧队，组织孩子剧团的工作，说这些团体党想派人进去还来不及，白区斗争就需要这样的同志。 孟非的丈夫曹心哲，是曹荻秋的八弟，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曾多次入狱。 孟非和丈夫既是爱人，又是亲密的战友。虽然因为革命，她和丈夫往往分多聚少，但他们爱得真诚，爱得炽烈，携手走过了那段艰难、但是充满激情的岁月。  1949年初春，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曹荻秋受党中央的指示，派刘连波到成都直接找孟非和曹心哲，成立了三人临时策反小组，频频出入刘文辉、潘文华府上做策反工作。 由于双方开诚布公，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川军三巨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很快统一认识，将精锐部队集合在成都西门外十二桥待命。 此时，欲到成都召见三巨头的蒋介石见苗头不对，怕重演“西安事变”，当即飞离成都，并命胡宗南部围剿川军。 战斗打响后，孟非与曹心哲等到川北做杨森之子杨汉生的工作。杨汉生送他们一辆吉普车，助其火速返回成都，直抵武侯祠刘文辉司令部，为刘文辉平息战事做出了贡献。 当然，刘文辉他们也明白，国民党的失败已经是大势所趋，哪怕他们再抵抗，最后还是没办法扭转局面。 按照共产党的要求起义，就能够把部队的伤亡减小到最低，对他们也是有利的。所以孟非他们的工作进行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尾声 四川解放后，孟非与曹心哲准备回上海，时任西南服务团团长的曹荻秋极力挽留，说：“上海大批干部纷纷入川工作，你们还想到上海？目前正需要干部，我看还是留在西南吧。” 因此，孟非和丈夫曹心哲便扎根在了重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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