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可能是跑法院次数最多的人，走遍各地法院、听过各类案件；
他们，和法院干警一同战斗在第一线，将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一线牵；
他们，出门能扛“长枪短炮”，不是在采访，就是在去采访的路上；
他们，归来笔走风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记者看法院”专题策划重磅回归！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联合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近期陆续邀请日常采访最高法的“跑口记者”讲述2022年采访报道人民法院工作的体会和感受，并与读者一起重温他们的代表作品。
想看到这些“跑口记者”的庐山真面目吗？
想知道他们眼中的人民法院
都是什么样吗？
一起来围观！
这位记者是谁？
光明日报记者 靳昊
司法的份量，以人心来衡量
又值年终岁尾，回首2022年，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司法”二字的重量。
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自费购置儿童滑梯被诉案，安医生自杀案……伴随着法槌的一次次起落，一件件纷争得以厘清是非曲直，一个个渴望公平正义的心灵得到慰藉。
家庭教育令保障“依法带娃”，诉前禁止令防治“噪音扰民”，织密打击养老诈骗法网守护百姓“钱袋子”……一项项创新机制，更好守护家庭安宁、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出台反不正当竞争司法解释，优化金融法院案件管辖……一项项司法政策，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这一张“成绩单”，承载着司法的重量，更凸显了司法在人民心中的份量。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渴求、对公平正义的向往更加强烈。遇到难解的心结疙瘩、复杂的利益纷争、肆意的权力行使，越来越多的人更愿到法院寻个“说法”。某种意义上，带给人民群众公平正义感受最深的，除了大案要案的裁判和司法改革的宏大叙事，除了大家对于司法运作的“围观”，更在于“亲历”——当你自己敲开法院大门，法官对你的态度，法院对于纠纷的处理，都会在你心中一遍遍地回放、咀嚼。法官对你怎么样，你对于司法公正的观感便怎么样，无关于威严、无关于“气场”。
所以，处于审判体系最末端的人民法庭，就愈加彰显了价值所在。作为法治微细胞，人民法庭为法治中国的身躯源源不断输送着养料，呵护其健康成长。处在法治的最前沿，人民法庭与老百姓打交道最多，“交情”最为深厚。小小的法庭，营造着人民群众对于司法的第一印象。
这一年，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向前迈进。通过三批人民法庭建设典型案例，我们看到了人民法庭在守护公平正义、推进社会治理、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也看到一位位人民法官如何用心用情妥善处理家长里短、矛盾纠纷。放在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大背景下看，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人民法庭虽然审级最低，但是其作用却一点不小。人民法庭法官虽然身处最基层，但是其专业能力、司法素养、与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打交道的能力却应该一点不弱。
如何拉进司法与老百姓的距离，如何让公平正义更快速直达人心，如何通过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深深锚定方位、目标，这是人民法庭要面对的课题，也是人民司法事业面对的长久课题。
代表作品
海外流失文物，如何“落叶归根”
——透视“章公祖师”坐佛追索一案
判令返还！7月19日，备受关注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一案画上终止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宣判，维持一审关于被告奥斯卡应返还“章公祖师”肉身佛像的判决。
福建高院认为，“章公祖师”坐佛属于非法出口的被盗文物，兼具人类遗骸、历史文物、供奉信物等多重属性，反映中国闽南地区传统习俗和历史印记，是当地村民长期供奉崇拜的信物，与当地村民存在特殊情感，于法于理于情均应返还。
该案的宣判，引发舆论一片赞扬之声。“村民们都很兴奋，期待着'章公祖师’佛像能够早日回归。”此案原告之一的阳春村村民代表在参加宣判后向媒体表示。该案有哪些标志性意义？“章公祖师”坐佛能否顺利返还？我国海外流失文物回家之路还面临哪些阻碍？记者进行了采访。
千年坐佛被盗，引发跨国追索
章公祖师，相传为北宋时期得道高僧，法号普照，圆寂后被镀金塑成佛像。千年来，“章公祖师”肉身坐佛一直被供奉在福建三明市大田县吴山乡，承载着当地信众的精神寄托。
时间回到27年前。1995年12月的一天，在吴山乡阳春村和东埔村共有的普照堂内，村民发现“章公祖师”坐佛不翼而飞，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佛像此后再难觅踪迹。直到2015年3月，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在对展出的一尊佛像进行扫描时，发现佛像内竟藏有一名高僧的遗骸。此事引起了三明当地信众的关注。福建省文物部门迅速做出反应，后确认这正是20年前被盗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
2015年11月，阳春村和东埔村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村民，授权律师团队在中国、荷兰两地向佛像收藏者荷兰人奥斯卡进行平行诉讼。2016年5月底，律师团向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提交起诉状，要求法院判决奥斯卡归还“章公祖师”坐佛。让人遗憾的是，2018年12月，该法院以荷兰法上不存在“村民委员会”这一概念、村民委员会不是适格原告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
2018年7月26日，三明中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案。2020年12月4日，三明中院公开宣判此案，判令被告奥斯卡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阳春村民委员会、东埔村民委员会返还案涉“章公祖师”肉身坐佛。此后，败诉的奥斯卡一方向福建高院提起二审。
开创性判决为文物回归创造有利条件
“本案是中国法院作为文物流出国司法机关，对海外流失文物追索诉讼行使管辖权并作出判决的第一案，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长期关注该案进程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观察员霍政欣如此评价。
我国民事诉讼实行二审终审制。上述福建高院作出的二审判决，意味着阳春村和东埔村村民委员会获得了我国法院的生效判决，在法律上重新获得“章公祖师”坐佛的所有权。但是，霍政欣指出，由于本案被告是荷兰人，“章公祖师”坐佛也位于荷兰，佛像能否真正回归故里，还取决于该判决能否在荷兰得到承认并执行。
法院判决的跨国间承认和执行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依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一国司法机关作出的判决仅在其境内有效，而无域外效力，除非相关国家之间有相互承认与执行民事判决的国际条约或存在互惠关系。霍政欣坦言，就本案而言，由于中荷两国之间没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条约，加之荷兰法院曾驳回过原告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不主动履行中国法院的判决，'章公祖师’坐佛是否能回到故里，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福建高院的判决等于向全世界宣示了这尊肉身坐佛的法律归属，在这种情况下，荷兰藏家即便不立即履行该判决，但如他想再转手，则会比较困难。因为对所有权存在争议的文物，特别是已被一国法院对所有权归属作出明确判决的文物，潜在买家通常会非常慎重，不会轻易购买。”霍政欣指出，“这将为实现“章公祖师”坐佛的最终回归创造有利条件。从这个意义说，福建高院判决即便无法立即得到履行，有其重要意义。”
以法治方式破解文物追索困局
中国是世界上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超过100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曾有300余批次、15万余件国宝重回祖国怀抱。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构建包括文物保护与返还在内的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流失文物追索工作发生格局性和历史性变化，圆明园青铜器“虎鎣”、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等流失国宝相继回归。
据了解，当前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的途径主要有国际执法合作、国际民事诉讼、谈判与协商、捐赠、回购等。在我国已成功追回的海外流失文物案例中，这些途径均有所涉及。不过，文物追索作为一项世界性难题，我国在此方面还面临一系列挑战。霍政欣指出，现有有关国际公约只对缔约国有效，而西方文物流入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大多不加入文物返还公约，导致公约的实际约束力大打折扣。且这些公约均制定于20世纪后期，无法律溯及力，无法适用于其生效前被劫或被盗文物。同时，文物追索受制于西方文物市场国的法院及其国内法，在这些国家提起诉讼对文物原属国明显不公不利。
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文物追索能力？霍政欣认为，应从以下方面重点推进：第一，改革完善文物法治体系，构建完善的文物追索法律制度。文物保护法应制定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条款，明确追索主体和主责机构。第二，稳妥推进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适用于香港及澳门地区。第三，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动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国际合作。第四，积极推进文物追索返还领域国际法制度与规则的改革进程，为国际法朝向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破解文物追索的困局，我国人民法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霍政欣强调，法院在解决敏感度较高的跨国文物归属争议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与温和性的优势。随着我国已从单纯的文物流出国变为文物市场大国与文物资源大国，我国法院应积极行使国际民事审判权，确立中国司法在文物返还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人民法庭，把司法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审结案件510万件，法官人均办案达230件，不少地方超过300件……”过去一年，遍布全国的9000多家人民法庭，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也是我国审判体系的“神经末梢”。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法院着力夯实基层基础，推动人民法庭建设提质增效。人民法庭立足审判职能，通过案件审理、多元解纷以及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等方式，为保障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写下生动注脚，让人民群众第一时间感受司法力度与温度。
倾情耕耘，为民排忧解难
文安驿，一座陕北千年古镇。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北山上的烽火台，山脚下的这座小镇，在睡梦中逐渐醒来。穿镇而过的小河南岸，文安驿法庭一天忙碌而紧张的工作开始了。
一大早来登门的，是年近八旬的王大娘。原来，老人家膝下有五个子女，老伴儿去世后，子女们因为家庭矛盾闹掰了，老人的赡养问题也被抛在了一边。案件受理后，办案法官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让不相往来的一家人“团聚”了。让他们意外的是，见面的场所并不是威严的法庭，而是针对家庭纠纷精心设置的家事审判室。
在温馨的氛围中，一家人坐在一起，慢慢敞开了心扉。经过法官几小时的调解协商，一家人终于冰释前嫌。王大娘的养老问题有了着落，她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你们忙前跑后，不知磨多少腿把子、费多少嘴皮子！”王大娘激动地握紧了法官手。
作为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文安驿法庭是3万多乡亲们“家门口”的法庭。法庭坚持“深入群众，服务群众”，传承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司法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窝窝里。和文安驿法庭一样，从陕南秦岭腹地到陕北黄土高原，从汉江两岸到渭水之滨，陕西全省400多家人民法庭扎根基层、厚植乡情，在三秦大地写下对法治的忠诚。
穿越茫茫林海，踏过高山积雪，在森林覆盖率超八成的吉林省延边地区，汪清林区基层法院的法官们常年穿梭于37个林场，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汪清林区基层法院天桥岭审判点，是吉林全省400多个审判点中的一个。近年来，吉林坚持问题导向，采用“增、调、迁、撤”调整法庭布局，打造全省“半小时诉讼服务圈”，拉近了人民法庭与群众的距离。
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实际运行的人民法庭9654个，其中乡村法庭6028个、城区法庭1288个、城乡结合法庭2338个。依托“车载法庭”“马背法庭”“背包法庭”……人民法庭广泛开展巡回审判，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处于为民解纷的第一线，人民法庭妥善处理了大量征收征用、劳动争议、婚姻家庭、民间借贷等领域的矛盾纠纷。据统计，2016年至2021年，全国人民法庭审结案件2537.7万件，约占基层法院结案总数的25%。
协同共治，守护一方安宁
“还好有劳动仲裁和法院联合处理，真是太给力了！”不久前，通过“共享法庭”，浙江宁波海曙区的37名工人终于拿到了工资，大家伙儿甭提有多高兴！
今年8月，海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接到一份求助。原来，30多名工人在宁波某服饰公司辛苦几个月，却一直没拿到报酬。好不容易与公司谈妥7月底结清工资，可等来的却是一张“空头支票”。
案件受理后，调解员第一时间通过设在仲裁委的“共享法庭”连线海曙法院望春人民法庭，与法官一道开展调解。从阐述事实经过到分析利害关系，数小时的条分缕析，终于让公司负责人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把钱送到了工人手上。
望春法庭位于“宁波城市西客厅”集士港镇，现辖3个乡镇和1个省级工业园区。一根网线、一块显示屏，“共享法庭”的设立，突破了时空距离，让司法服务“瞬间移动”到群众身边。通过“共享法庭”，望春法庭串联起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协会、商会、调解员、网格员等资源，构建起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朋友圈”。三年来，法庭收案量连续下降，很多当事人不伤和气就在诉前化解了纠纷。
“共享法庭”如今在浙江不断涌现。全省超过2.6万个“共享法庭”以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主题，协奏出恢宏的社会治理和谐曲。到今年4月底，“共享法庭”共化解矛盾纠纷3.4万件，组织普法宣传、调解培训9000多场，让法治精神如涓涓细流浸润百姓心田。
近年来，人民法庭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主动融入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蓬勃发展，极大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天通苑社区，坐落在北京五环外，居民超30万，被称为亚洲最大社区。由于社区的上班族工作地大都在主城区，一旦碰上涉诉纠纷，他们参与诉讼与法官开庭很容易出现“时差”。2020年3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全市多家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开展夜间法庭试点，明确对于一些争议不大、数额较小的简单民事案件，可以利用下班时间组织当事人开展诉讼。
如一场及时雨，“夜间法庭”不仅解决了上班族应诉不便的困扰，更成为一场推动基层纠纷源头化解的有益尝试。以“夜间法庭”为依托，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人民法庭在辖区内设立多个“星夜调解室”。人民法庭、派出所、社区居委会、行业调解组织等多方联动共治，大部分纠纷就地就能得到化解。居民们纷纷反映：“有纠纷，先上社区看看！”
练好内功，服务高质量发展
从最初的“一个人、两间房”，发展为“塞上枫桥人民法庭”，宁夏永宁县人民法院闽宁人民法庭与走出大山的移民群众共谱“山海情”，见证了昔日的“干沙滩”脱胎换骨变成“金沙滩”的脱贫历程，成为人民法庭以法治方式保障脱贫攻坚、护航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多年来，闽宁法庭的法官们下田间、走地头，钻牛棚、进羊圈，为闽宁镇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优质司法保障：调判结合，妥善化解政府扶贫贷款、村级互助资金纠纷，保障扶贫资金高效利用；开通绿色通道，协同市场监管等部门及时化解涉农业生产类纠纷，确保不误农时；推进诉前保全应用于土地流转、劳务纠纷案件，避免判决文书成为一纸白条……据统计，法庭近三年受理案件服判息诉率超九成，无一例上访案件。
打造“法护粮仓”工程，护航全国首批商品粮基地、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塘南人民法庭为“粮农、粮企、粮地”提供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在“大蒜之乡”“圆葱之乡”“辣椒之乡”，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在全省率先设立农产品交易纠纷审判法庭，维护农产品交易秩序；青海省湟源县人民法院茶汉素人民法庭创设“四调”阶梯解纷模式，打造农牧地区特色法庭……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一个个人民法庭为服务“三农”司法需求、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写下绚丽篇章。
近年来，全国法院坚持综合性与专业化建设相结合，在农村地区不断加强和完善综合性人民法庭建设；在城市近郊及城区，推动由相关人民法庭专门或集中负责审理道交、劳动、物业、旅游、少年、家事、金融商事、环境资源等案件；在产业特色明显地区，推动专业化人民法庭专门负责审理涉及特定区域或特定产业的案件。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自由贸易区法庭，是我国首个服务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专业化人民法庭。多年来，自贸区法庭不断完善一站式服务、健全专业化审判，为浦东对外开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四川成都武侯区，坐落着13家三甲医院、140多家医疗美容机构。武侯区人民法院晋阳人民法庭突出医疗特色，打造专业化医疗法庭，集中审理医疗纠纷案件，预防和化解医患矛盾，推动医疗、医美产业健康发展……。
人民法庭，如同满天星斗，散落在广袤的乡村和城镇。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是人民法庭履职尽责一方天地。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法庭里每一名干警，在法治沃土上默默耕耘，将法治理念深埋在百姓心中，让法治中国绽放出满园春光！
法槌起落间，守护每一份创新热情
让司法有力量有温度
防治噪声污染，多了一件法律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