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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在湖南永州道县的福岩洞，考古发现了47枚人类牙齿化石。铀系测年结果表明，人类化石的埋藏年代在8万~12万年前。 2015年，在英国《自然》杂志上，中外多个作者联名发表了《华南最早无可疑的现代人》，根据道县牙齿化石分析，指出其形态跟今天现代人的牙齿一致，是“无可疑的现代人”。 我们都知道，人类起源于非洲，在600万—200万年间形成非洲直立人，进而向世界扩散，但从直立人进化为智人（现代人）的起源地，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是“非洲起源说”，即30万年前非洲直立人进化为智人，然后在距今6万年前走出非洲、走向世界。 然而，在非洲智人向世界扩散之前，中国智人——“道县人”却已经存在，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鲜为人知的是，中国“道县人”的出土，逼得西方学者宁可修改“非洲起源说”，也依然丝毫不肯认同中国智人的“中国本土起源说”。  既然“道县人”是“无可疑的现代人”，且存在于8万~12万年前，在“非洲起源说”的非洲智人向世界扩散之前，那么只有可能两种情况，即要么“非洲起源说”错了，要么“道县人”是中国本土直立人进化而出的智人。（下图，道县人牙齿化石） 但《华南最早无可疑的现代人》论文的三大通讯作者之一，英国伦敦大学女学者托里斯，以及英国埃斯特大学考古系邓尼尔等诸多西方学者，并不认可“中国本地进化说”，不认为是“直立人在当地演化的结果”，于是对“非洲起源说”进行了修改，让其符合“道县人”的存在逻辑：  首先，改写非洲智人走向世界的时间 面对“道县人”化石，他们认为智人走出非洲的时间要改写，提前到12万到8万年前。 但将这个时间提前了，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即欧洲最早的智人距今4.5万年（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也是计算智人走出非洲时间的重要参考），比“道县人”至少晚了3.5万年。非洲与欧洲相邻，为何在数万年内对欧洲熟视无睹，却偏偏穿越崇山峻岭来到中国道县呢？  其次，改写非洲智人到达中国的路线 以前认为，非洲智人从以色列北上高加索，然后抵达中国的近东路线，但如今改为从阿拉伯半岛南下，沿着红海海岸线到印度，再走到中国华南。 更改迁徙路线的原因在于，西方学者认为：一方面尼安德特人占据欧洲，非洲智人无法移居；一方面当时欧洲正处于冰期，天气极其严寒，非洲智人习惯温暖天气，无法适应欧洲，于是向温暖的东方与亚洲南部迁徙，由此导致非洲智人出现在华南的时间，比出现在欧洲早了几万年。  如此修改之后，在西方学者眼里，“道县人”依然是符合逻辑的非洲智人移民。 但上述猜测疑问很多，非洲智人为何打不过尼安德特人？什么动力驱使他们长途跋涉数万里到达华南，在此过程中有何考古证据支撑？如此诸多疑问都没有可信的证据，中国学者吴新智反驳指出：“这显然是固执夏娃假说，欠缺说服力的。” 其实显而易见的是，既然如今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道县人”的非洲来源，那么在论述“道县人起源”时，为何不可以谨慎地表达“早期中国智人有可能是本土连续进化而来”？ 毕竟，除了“道县人”等智人证据之外，自距今200万年以来，中国直立人遗址众多、规模很大，且具有连贯性，可谓是世界独一无二，比如泥河湾人、元谋人、蓝田人、郧县人、北京人等等，完全有可能独立进化出智人。况且，非洲直立人能进化出智人，那么散布在全球各地的直立人，为何其中一些不能在当地进化为智人？  实际上，除了“道县人”之外，中国还发现很多智人，时间都在“非洲起源说”非洲智人走向世界之前，但很多西方学者探讨其起源时，都预先设定为他们是非洲智人，而不是“有可能是中国本土进化的结果”，比如广西崇左人。 2007年，在广西崇左智人洞，发现两个臼齿和一个下颌骨前段，化石测年约为11万年前，被确认为正在形成中的智人，处于古老型智人与现代人演化的过渡阶段。 按理说，“崇左人”极有可能是中国本土进化的结果，但上述的英国邓尼尔在没有给出证据的情况下，一开始就预先认定“崇左人是出自非洲的智人”，然后再去寻找“出自非洲的崇左人，为何如此之早的出现在中国”！  如今，在中国出土的诸多智人化石，虽然还不能推翻“非洲起源说”，完全证实中国现代人是本土演化为主、与域外智人基因交流为辅的结果，但现在诸多证据都指向“中国现代人极有可能是本土连续进化的结果”。 然而，大量西方学者却固执己见，坚持“非洲起源说”的正确性，连“中国也是智人起源地之一”的“可能”、“或许”的猜测结果都不给。至于西方学者为何如此，或许与基因推算的“夏娃说”有关，或许基于偏见，其中原因到底是什么就不好说了。 参考资料：《“郧县人3号头骨”背后的故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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