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有革命大志焦达峰，字掬森，号大鹏，1887年1月16日(清光绪十二年腊月二十三)生于浏阳绥和团南岭新屋（今龙伏镇达峰村）。祖父焦添龄，启蒙两年即学制水烟，后在家南7里的焦家桥开水烟铺，置田土山林数百亩，起新屋40间，内设私塾一所，有《船山遗书》等藏书;晚年爱给孙辈讲岳飞、太平天国故事,说到石达开受剐刑被割一千多刀而不吭一声时，崇敬和仇恨在孙儿的幼小心灵共生。父亲焦舜卿，读书人,崇船山学说, 倾向维新,在家当塾师。母亲沈葆贞，春田（今龙伏镇新开村）秀才沈荣全之女，知书达理，生达峰、达人兄弟和5个女儿，英年早逝。达峰自小照顾弟妹，见包脚受罪,就想破除。当舅母提出将女儿菁莪许配与他时, 达峰只说“不要小脚”, 菁莪忙答“不包才好哩” 。表兄妹以不包脚为条件订婚，取得反旧制的初次胜利。 1906年浏醴一带会党酝酿反清起义时，焦达峰受命回国联络，担任浏阳会党铁血军总司令李金奇的联络参谋。因受敌人突然袭击，李金奇仓促抵敌，落水而死，铁血军溃散，焦达峰逃亡日本。起义虽然失败了，可焦达峰的革命意志因此更加坚定，他进一步看到了会党的力量和一呼即应的积极性，也开始对革命地域的选择进行思索。长期来，革命党人在东南沿海和边境屡屡发动起义，但屡战屡败，焦达峰等人认为有必要改变同盟会如此“纤缓的举止”。1907年8月，他与张百祥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焦达峰任联络部长)，主张将活动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中段，这对以后革命在两湖起事迅速成功有着重要作用。焦达峰等人的举动受到不少革命党人的误解和指责。黄兴质问他“同盟、共进二统谁将为”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共进会实质上一直以同盟会的“外围”自称，而事实也表明，起义成功后，焦达峰等人并没有居功自大的野心。 焦达峰于1909年春回国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活动，先在武汉与孙武设立共进会湖北总机关，随后，回到长沙，化名左耀国，设共进会湖南总机关于太平街同福公栈，以洪江会的名义把湖南的会党统一起来。为发动会党群众革命，焦达峰并不介意别人的看法，也不在乎别人视其为“匪首”。他按照会党习惯，取山、水、堂、香的名目发展组织。在焦达峰的号召和影响下，成千上万的会党群众初步统一于共进会的旗帜下，为革命斗争推波助澜。 擘画两湖起事在革命党人此起彼伏的起义冲击下，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焦达峰敏锐地感觉到革命高潮已经到来。1911年5月4日，焦达峰、孙武等人在汉口胭脂巷24号共进会机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广州起义失败后两湖如何再次发动以及号召各省响应等问题。焦达峰坚决主张:“就从我们两湖干起，再不要依赖别处了。”夕会议约定，如长沙先起事，武昌响应;如武昌先起事，则长沙应速响应。焦达峰等人考虑周密，还在会上商定了起义前三天用密电互相通知，议定一套互通消息的隐语和密码。此后，焦达峰返回长沙，与浏阳同乡、长沙新军四十九标二营排长陈作新研究策动湖南起义问题。焦、陈分别加紧运动全党、新军，并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积极与社会各界人士接触，为后来起义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焦达峰、陈作新以满腔的热情，利用湖南旺盛的民气，加紧策划起义。10月22日，焦、陈亲自率军，分攻小吴门和北门，兵不血刃地攻入城内，起义当晚，长沙各界人士齐集恣议局，推选焦、陈分别为湖南正副都督。第二天，宣告中华民国湖南都督府成立。长沙民众欢欣鼓舞，人们络绎不绝地送来猪马牛羊，全城气象一新，盛况空前。 与立宪党人交手新都督府成立，焦达峰朝气蓬勃，以平民革命的精神雷厉风行地处理政务，接见民众则更是“无间晨昏”。当时，武汉处于清军重重包围之中，求援电报雪片般地发至湖南。而湖南内部矛盾重重，正处于巩固革命成果的紧要关头，但焦达峰权衡轻重缓急，认为“湘鄂一家，安危相系”，从大局出发，把支援武汉战事作为首要任务，以四十九标全部援鄂，并紧锣密鼓地组织第二批援鄂队伍。当时有人建议焦达峰酌留首义军以有所戒备，他却慨然表示:“今汉人执政，如家人聚首，无须戒备。”湘军援鄂支援了武汉抗击清军的战斗，但焦达峰也因此丧失了防御力量，给立宪派篡权以机会。 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在舆论上对焦达峰进行攻击，污蔑焦为“匪首”;在政事上，说焦达峰采取的革命措施造成暗无天日、鸡犬不宁，加以强烈反对。此外，还唆使旧军官发动兵变。面对立宪派的猖狂进攻，焦达峰为稳定局势，表示自己愿意让位，提出实行正式投票，以选举立宪派头目谭延闿为都督。由于同志们坚决挽留，他没能辞职。10月27日，同盟会的重要人物谭人凤由武汉抵长沙，谭人凤及都督府参谋黎先诚力主焦达峰处决谭延闿，镇压反革命，否则将大祸临头。焦达峰却表示说:“谭延闿如此想当都督，就把都督让给他吧!我上前线去。'’黎先诚进一步说明，“你退位，同志不同意;有你，谭延闿都督做不成，这就是他非杀你不可的原因。'’焦达峰听后仍表示对他们的主张“认为理论应如此，而事实或有窒碍。且身为都督，不便执行”。此后谭延闿煽动五十标第二营管带梅馨等人谋杀焦、陈。这一阴谋被都督府秘书长刘仁镜侦悉，他果断地要求焦达峰先发制人，枪毙谭延闿。焦达峰没有接受这一正确意见，认为革命要王道，不要霸道，后来又对人说:“只要是革命排满，谁来领导都可以。有人接替，我就上前线去。'’两天后，焦达峰在欢迎湖北代表的会上再次强烈要求“力辞都督，愿赴前敌”。焦达峰深得广大革命同志的信任和爱戴，因此他又受到“合座慰留”，没能辞职。面对立宪派的进攻，焦达峰当断不断，给立宪派以可乘之机。他的天真质朴令人扼腕叹息，他的豪迈无私令人肃然起敬! 惨遭杀害10月31日，焦达峰一如往常，早早地来到办公处，埋头于繁忙的政务。他万万没有料到，敌人的屠刀已悄然向他砍来。这天，梅馨煽动一些人到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闹事，制造和丰纸币挤兑风潮。他指挥叛兵埋伏在附近，再声称要都督亲自出马弹压。陈作新前往调处，在文昌阁附近被埋伏的叛兵杀死。很快，梅馨又带兵冲到都督府。当时焦达峰正在与人讨论继续援鄂及解决湘西纠纷问题，旁人力劝他速行回避，他却慷慨激昂地表示:“避将焉往?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之附义者，不问其为官僚，抑为绅士，作法皆容之……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谁料，他一出都督府就被叛兵刺伤，并被拉到府门外桅杆边。面对凶神恶煞般的杀手，焦达峰挺身而立，面不改色地说，要杀就在这里吧，说完，从容不迫地向桅杆上的义旗敬了一个礼。叛兵蜂拥而上将他乱刀砍死。这位为民主革命奋斗不息的热血志士，循着“谭唐”的足迹，壮烈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焦达峰叱咤三湘于一时，过早地亡于屠刀之下，犹如昙花一现。但焦达峰就是焦达峰，历史不会忘记—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奔走呼号、不计个人荣辱的湘中英豪! 焦达峰被杀害，激起了军、学各界和会党群众的极大义愤。为缓和群众的义愤，立宪派声言要为焦、陈“厚睑”，铸造“纪念铜像”。谭人凤在焦达峰的追悼会上痛切地写下一副挽联:“生为革命，死为革命，旬日感沧桑，古之良史今何在?成亦英雄，败亦英雄，垂老磋麟凤，人皆欲杀我怜才。”这是对立宪派的谴责，更是对焦达峰一生的高度评价。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追赠焦达峰为大将军，并由政府隆重公葬于岳麓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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