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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是湖南茶陵人，但他的出生地是杭州，初名宝璐，字祖庵（组安、祖安)，后改名为延闿，别号无畏、切斋，人称其为“畏公”，斋名慈卫室、镂冰馆。 谭延闿的祖先，自元至正（1341－1370）年间由江西永新迁徙至茶陵，“世为农，朴谨有家法”。其父谭钟麟，字文卿，1856 年进士，曾任杭州知府、陕西巡抚、浙江巡抚、吏部左侍郎、闽浙总督、福州将军、两广总督、陕甘总督等职。 其母李氏，河北宛平人，贤惠俭朴，稍知诗书。 谭延闿 从7 岁开始读书，先后受教于张宝斋、李少苏、陈春坞、姜竹轩、谭铭三、丁伯厚等名师，同时，又得到家学熏染，11 岁时即学制艺文字。 1892 年7月，谭延闿就从福州回长沙参加了童子试，进入府学做附生。1897 年，他自广州回湘应试优贡，以第二名入榜。 可是，后来多次参加乡试都未考中。到1900 年，谭延闿应乡试中举人。1904 年，谭延闿赴开封参加了会试，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中进士，成为湖南两百多年来的第一个状元（明清两代称会试考取第一名的人)。 同年4 月，他又参加了殿试，考中一等第一名，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  谭延闿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谭延闿生长于书香门第，簪缨世家，没有堕入一般浪荡公子之列，而是按照中国士大夫传统的人生模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朝前迈进。 在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之下，他终于跻入了仕途的最高阶梯。然而，20 世纪初，新的时代环境和条件，却又使他不能够按照常规继续走下去了。 这时，他似乎对在朝为官并不感兴趣，不久便告假回到家乡，在湖南地方几所学堂任学监。 由于家庭出身和个人名望等诸多原因，谭延闿自 1902 年中举人至1904年点榆林后，受到湖南巡抚和提学使等人的器重，经奏请清廷准允留在湖南举办新学，“旋以办学劳绩，免考散馆，以編修留馆，仍办湘学”。 他先后担任过中路师范学堂（公立）监督（相当于校长）和明德学堂（私立）的校董，在湖南绅商界的地位日益增高，从而于 1907 年夏被推举为湖南“宪政公会”的主要负责人。 为了把立宪运动广泛开展起来，谭延圈与刘人熙、龙瑜等30 多人联名，于这年冬天遵呈《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恳请清廷迅速设立民选议院，召开国会，并且，重点就开设民选议院与预备立宪的关系问题阐述其意见，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立宪活动的广泛开展。 1908 年 7 月，清政府颁布了《谐议局章程》62 条及《议员选举章程》115 条。从此，湖南与各省一道，逐步展开了成立谘议局的各项筹备工作。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组织发动，谭延闿于 1909 年 10 月8 日，被选举为湖南谘议局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的首脑。 湖南谘议局成立之初，谭延闿等人宣称: “本局既为立法机关”，其议员不应“官可亦可，官否亦否”，而应力争权益，避免其害，从许多方面尽力揭露和抵制湖南地方当局的反动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愿。 1910 年4 月，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立宪派人，不满湖广总督瑞㵟借处理长沙抢米案参办湘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指斥瑞㵟委过于人，有意为湘抚开脱罪责。 谭延闿以谘议局议长名义，电请军机处代奏，请旨复查，结果受到清廷严厉申斥。 11 月上旬至 12 月下旬，谭延闿曾多次组织议员开会，以巡抚杨文鼎事先未征得谘议局议决通过而私自发行公债票、举借奴役性外债为由，与之进行了一系列力争路矿权益的斗争，要求杨文鼎“取消前案，作为无效”，并电奏资政院“请讲前案提出议奏”。 可是，清廷坚持原案，“着仍遵前旨办理”。谭延闿对此很是气愤，“决议俟此次常会完毕，依然解职”，后经全体议员挽留，才暂留议长之职。 在此前后，谭延闿还主持谘议局会议先后否决了湖南抚院交议房捐、展拓街道等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遏制了帝国主义分子乘机攫取地权的行径。 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了“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劭为首。基于此，立宪派人相约提前赴京，举行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大约就在5 月中旬，谭延闿也从湖南火速赶往北京，被各省谘议局议长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 会议决定成立“宪友会”，以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促成责任内阁为政纲，谭延闿被推定为湖南支部的发起人。 会议期间，他们曾先后举行两次上书请愿。6 月 10 日，由谭延闿主持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向都察院呈递《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一摺，请求代奏，清廷未予理睬。  谭延闿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谭延闿等人又一次上书，仍请都察院代奏，重申“皇族不能组织内阁”的要求，遭清廷严词呵斥。 随后，谭延闿等人立即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名义发表一份“宣告全国书”,严厉揭露王公贵族的行径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 他们还发出一份《通告各团体书》，公开对“上谕”逐条进行辩驳，指责其避开皇族不宜组织内阁的主题，答非所问，牛头不对马嘴。 同时，郑重声明，定于 9月间再聚于北京“续行请愿，尤冀我海内外各团体同时派员来京，伏质帝阇，竭力呼吁”。 接着，清廷发表上谕，勒令各省谐议局代表迅速离京。此时，谭延闿已对清廷不存多少眷恋之情，于是 10 月上旬返回湖南。 辛亥革命前夕，谭延闿作为湖南谘议局议长、立宪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保路、保矿一系列活动中，表现出较高的民族意识，且与革命党人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他曾掩护过黄兴脱险。 由于多次请愿不得其果，反遭呵斥，对清廷失去希望，所以，当大规模革命风暴来临之际，谭延闿的政治态度有了进一步的转变。 1911 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党人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随即加入联合反清行列。 在10月22日长沙光复这一天晚上，参加起义的各界代表齐集于谐议局举行会议，推举新的政府领导人。 谭延闿即席发表讲话，明确指出:“湖南革命成功是桩大大的好事”,“今日民穷财尽，危机四伏，我们若不再革命”，“中国有亡国之惨”，公开表明他支持革命的政治态度。 随后，焦达丰、陈作新在长沙组织军政府，就任正副都督。可是，立宪派对焦达峰等革命党人能否担负起新政权的重任，表示了极大的怀疑，甚至产生了对立的情绪。 他们组织以原谘议局议员为骨干的湖南绅商界人士集议，迫使焦达峰同意设立参议院，以谭延闿为院长，用意在于限制、分散正副都督的权力。 紧接着，立宪派又于都督府之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负责人多为立宪派成员。随后，他们更怂恿新军第五十标二营管带梅馨借为前清巡防营中路统领黄忠浩报仇，而发动兵变，不几天，焦、陈二人被杀，谭延闿继任湖南都督。 就任后，他群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滥杀无辜和打击报复。在方针、政策上，谭延闿基本上继承了焦达峰和陈作新的旧制，“凡焦所任之人，一概照常办公”，坚持反清共和的政治路线。 此后，湖南的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并且实行了支援湖南革命的政策，湘军不断北上，参加阳夏保卫战，对巩固武昌革命基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谭延闿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己也是满清科场的得意人物，但他却看透了清朝的腐败，并立志不做清政府的官，而致力于办教育、开风气。 自从担任湖南都督以来，便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一方面，他通过各种途径，与尚未独立各省的清吏，如广西藩司王芝祥、福建新军统制孙道仁等取得联系，晓以大义，劝其早日反正，加速了清王朝各地方政权的瓦解，以造成全国革命的浩大声势。 另一方面，他则从人力、物力上全力支援武汉保卫战，除下令敦促焦达峰原派援鄂尚逗留在途的王隆中部火速开赴前线之外，他又先后赶派了甘兴典、刘玉堂、刘耀武 3 部直上武汉，派王正雅部合攻荆州。 与此同时，想方设法支援湖北大批军需物资，其中“子弹数十万发”，“机关炮、机关枪”一批，米 1.3 万石，面粉 500 袋，油 380 篓，还汇款 50 万元到湖北。 11 月下旬，武汉保卫战处于极其艰难的阶段，谭延闿电告黎元洪:“鄂湘一家，安危同系。现在桂军已于初七日在永州出发，兼程赴敌”,“尚望坚守武昌，以图合剿，决不稍存軫域，贻误中华大局”。 当袁谋与南方革命势力和谈之际，谭延闿早早地看穿了袁世凯的阴谋，他屡电南方各界要人，明确提出：以袁世凯承认倾覆满清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为议和之先决条件， 强调：“此刻断不容稍留君主政治余毒以作第二次革命之资料。” 1912年1月 10日和12日，谭延闿又先后两次致电孙中山、黄兴等人明确表示：“袁贼狡谋、和议不可恃”，“若停战期满，尚未将君主民主问题解决，即令各路开战”； “恳请大总统饬令外交总长与袁世凯严重交涉，无论所订若何条件，以二十七日以前解决，过后只有开战二字，万不承认议和，自弃全功”。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宣统帝溥仪正式宣布退位，孙中山于次日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至此，谭延闿转而支持袁氏执政。 他与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样，认为袁世凯既然承认颠覆君主专制，承认民主共和，那么也就应当化干戈为玉帛，全力同心建设“统一共和新国家”。 同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谭延闿通电表示赞同。7 月，袁世凯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都督。 1912 年8 月，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湖南支部亦于9月改组成立，谭延闿被推选为支部长。 自此，至“二次革命”爆发前的一年时间里，他以湖南军政府都督、国民党湖南支部长合法身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内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谭延闿旧照 在政治方面，湖南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权模式，并率先制订成《湖南现行刑法》，颁发全省实行。 在军事方面，湘军“所有各师旅团新募之兵及教导团老兵均一律尽撤”。通过一番裁军措施，除达到节省饷银减轻民负外，谭延闿还借以达到了排除异己、培植亲信的目的。 在倡办实业方面，谭延闿积极推动和鼓励湖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辛亥革命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公司注册。其最大的目的是尽可能使湖南在工业上不仅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他省份。” 在改革财政税收方面，湖南通过采取开办国民捐，改良田赋征收法，改革食盐行销成例等措施，基本改变了人不敷出的状况，但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在文化教育方面，谭延闿与黄兴等人发起“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确定“以教育促进步之齐一，以实浚文化之源泉，更以日报为缔合之媒介，以杂志为常识之灌输”，此时，湖南各类学校达 143 所，比辛亥革命前大大增加。 随着实业的倡办，各类报刊纷纷创办，新增报刊 10 多种。在严禁鸦片烟方面，谭延闿的态度非常明朗而坚决，其措施和效果在全国各省禁烟中极为少见。 湖南是辛亥革命的中心地区之一，革命党很活跃，新旧势力的斗争历来较激烈，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在这期间，谭延闿为了扎稳脚根，驾驭政局，对革命党人施展了一套逢迎笼络的手腕。 1912 年 10 月，黄兴回到长沙，谭延闿先作了周密的安排，将黄兴所乘兵舰要靠岸的小西门改为“黄兴门”，上岸后必经的跛子街改为“黄兴街”，并组织盛大欢迎活动，称颂黄兴为“开国元勋”。 另外，1913 年1 月，宋教仁回到湖南时，谭延闿又大力施展溜须拍马的手段，在欢迎大会上致辞称赞宋：“数年奔走国事，推倒满清，建造民国，实为我国之大政治家。” 以上种种，使得谭延闿取得了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的好感和信任。然而，谭延闿又不敢得罪袁世凯等旧势力，即在继续倚重原立宪派及国民党各色人物的同时，又注意联络省外的黎元洪、陆荣廷以及其他多方面势力，其“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面目，表现得极为明显。 1913 年7 月，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江西、江苏、安徽等率先宣告独立，组织讨袁军。 可是，谭延闿起初为自身的利益和湖南所处的情形考虑甚多,十分谨慎，保守起见，不赞同贸然使用武力，而主张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南北争端。然而，由于湖南下层国民党势力较强，反袁呼声较高。 迫于形势，谭延闿在派人征得黎元洪所授的“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粒平”的机宜后，于7 月 25 日，也宣布了湖南独立。 谭延闿自任湖南讨袁军总司令，分别以程子楷为讨袁第一军司令、赵恒惕为副司令，进兵湖北；以唐蟒为援赣司令，进兵江西；以蒋翊武为鄂豫招抚使；以邹永成为湘鄂联军军长,同程子楷、蒋翊武部进驻岳州。 同时，他又任命谭人凤为荆襄招讨使，会同驻常德、澧州一带的讨袁军，以荆州为进攻目标，图在荆襄一带与四川讨袁军和湖北刘铁率领的讨袁军会师，然后进取武昌。 但是不久，南方讨协军失败，谭延闿又宣布取消独立，并向袁世凯表示： “此次咎戾罪归延闿一人，请大总统从严惩办。”黎元洪则致电袁世凯为谭延闿辩解说：“湖南虽称独立，始终未尝暴动，今复自行取消，足见谭督暗地维持，始终一致。” 袁世凯接到谭的电文后，虽表面声称“谭延闿素明大义，谅非本心”，实则已视谭延闿为异己。 10 月 18 日，袁世凯任命海军次长汤芗铭为湖南都督，谭延闿被撤换。此后，谭延闿被迫离开湖南，先后寓居青岛、上海，生活倒是过得非常惬意。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对德作战，发起了对青岛的进攻，谭延闿回到上海，每天在家练字，书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图片来自网络 1916年，胡汉民也来到了上海，谭延闿与其在多次交谈中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胡汉民的介绍下，谭延闿还得以见到孙中山，并就当时的革命形势进行了深入谈话。 1915 年 12 日，蔡锷在云南起义，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湖南人民亦掀起了激烈的反袁驱汤斗争。 1916 年 5 月 29 日，汤芗铭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声明和袁世凯政府脱离关系。但因他执政多为人所诟病，湖南人民仍坚持驱汤，汤芗铭通过其兄汤化龙，想请谭延闿出面调停。 6 月，袁世凯愧愤而死。7 月初，谭延闿从上海到达汉口，转而推荐其旧部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陈嘉祐 4 人回到长沙，为汤芗铭“赞襄大计”。在此之前，程潜率军大败汤芗铭部于道林，进逼长沙。 7月4日晚，汤芗铭仓皇逃遁。5 日，曾继梧等率部进驻长沙。鉴于湖南军民及西南军人坚决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情绪甚为激烈，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即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 8 月 22 日，谭延闿回到长沙就职，二次督湘。 在此期间，针对湘军内部派系斗争复杂尖锐、政局极不稳定的情况，他在对内实行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教育等方面改革的同时，对外采取南北依违的种种措施。为了抵拒北洋军阀卷土重来，既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又与广西桂军陆荣廷订立湘桂攻守同盟，使段祺瑞不敢贸然进兵湖南。 同时，利用湖南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心理，倡导“湘人治湘”，反对北洋军阀干涉。 1917 年，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掌北洋政府大权，北方局势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谭延闿 6 月主持召开了长沙上校以上军官会议，强调指出湖南省政府要以保境安民为宗旨。 9 月，段祺瑞利用“湘人治湘”的口号，改派其亲信湖南人傅良佐任湖南督军，一时叫，北洋军大兵压境。谭延闿急电西南陆荣廷、谭浩明、唐继尧等人，请即出兵来湘，抵拒北洋军入境，但久无实际结果。 谭延闿遂辞去了省长一职，同时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安排好了一切：一面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派亲北洋政府的零陵镇守使望云亭赴京迎接新督，任命刘建藩代理镇守使之职；一面又调所属第一师第二旅林修梅部移驻湖南，第二师第三旅陈嘉祐部进驻湘西，佯示退却。一切就绪后，谭延闿于9月初二次赴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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