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丨明清小说里的出版

真友书屋 2023-01-03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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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研究方法是以文证史，以史说文。读明清小说，觉得这方法是可行的。从《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可以窥察到历史的一些真实，尤其是明清出版的一些面目，以下几则试以玩味。

古时应试书

古代科举考试，每逢考试之前会有为应考而编选的资料书，《儒林外史》便反映了这一点。这一类书的书名如《三科程墨》《三科程墨持运》等，都是收集考卷编选而成的。这类考卷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从考试主办机构获取，二是从考生那里获取，那时常向考生退还考文。那书店门口有一个张贴：“本坊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乡会墨程。凡有同门录及朱卷赐顾者，幸认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坊不误。”乡会即指乡试和会试，也就是省考与国考。

选编此类应试资料的人，多是不曾考上科举的秀才，甚至不曾参加过考试的人。如书里边最有名的选家马纯上就曾自我介绍：“小弟补廩二十四年，蒙历任宗师的青目，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不胜惭愧。”（第十三回）《儒林外史》中有一个选书人名单：“一路打从淮清桥过，那赶抢摊的摆着红红绿绿的封面，都是萧金铉、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马纯上、蘧跣夫选的时文。”（第四十二回）所选时文也就是前科的试卷。不仅编书的是不曾参加过考试或考而不中的，书里边连设馆教学的也基本如此。

编选此类书有两种途径。一是通常都由书店老板来做这件事，显然是为了谋利。又通常由他们通过渠道收集得试卷，请人来编选评点，再利用历年形成的销售渠道，发往各地经销商销售。给选书人的待遇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报酬，即给一二十大洋的“选金”加几十册样书，这书又可以变现为银两；其二是工作期间的生活待遇，由书店包吃包住，开始的时候请客一次，“发样的时候，再请一回，出书的时候，又请一回。平常每日都是小菜饭，初二、十六，跟着店里吃'牙祭肉’；茶水、灯油都是店里供给。”（第十八回）编这样的书，通常都要抢时间，既要批得好又要批得快。马纯上做三百篇时文的评选通常要二个月时间，而文瀚楼书店则要求匡超人半个月左右批完，这样既抢时间也省费用。结果匡超人6天便批完了。

二是由几个人合伙来做。如诸葛天申突然觉得此中大有利可图，便邀集了萧金铉、季恬逸三人一起来从事。这三人先前均未做过此类事，从租房子，到刻印版子都自行摸索，到所备200多两银子耗用无多了，书还不曾做成。这大概也间接交代了编一本应试资料书的直接成本。

这两种形式的编选，其目的自然都是为谋利赚钱。这就要做到时间上赶快，质量上尽可能行。匡超人就曾对人说：“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第二十回）

虽然这样的书不一定有什么太大的价值，连书店人也说：“墨卷只得一时，那里比得古书。”（第十四回）但这样的考卷资料有一定的市场。如书里写的最有学问与资望的一个真儒虞育德（字果行），人称虞博士，早年曾为人做教书先生，连东家祁太公就劝他说：“你还该去买两本考卷来读一读，将来出去应考，进个学，馆也好坐些。”（第三十六回）后一句的意思是你得去参加一下科举考试，你要设馆教学也好坐得稳教师爷的位子。虞博士听信了祁太公的话，果然买些考卷看了。

作为选家的匡超人曾与人说：“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第二十回）匡超人有吹牛之习，但此语有部分真实。

对于这些考卷资料的评价，小说大概都持批判的态度，屡借他人之口给予差评。如最有知名度的是马纯上所评选的，有个卫先生说：“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见他的选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第十八回）这卫先生更进而说，前科的考卷根本没有好文章。有人问前科考卷到处都见有刻本，怎能没有好文章。卫先生说本来文章贵在，“不但看出这本人的富贵福泽，并看出国运的盛衰”。而这样的文章，“必定要经过我们选家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文了。若是这一科无可入选，只叫做没有文章。”这位卫先生的话其实有点乱弹，岂止某一科，历来科考哪里会有什么好文章呢？他也把此类选学看高了，为应试而备的选评又哪能出如椽大笔定出文章高下？

对马纯上的选书，还有一位施御史也说：“那马纯上讲的举业，只算些门面话，其实，此中的奥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进了考场总是没用的。” “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第四十九回）也有同行相轻的，如后起之秀的匡超人在人前对选本元老马纯上做过评说：“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第二十回）

而马二先生本人对这类选书又看得很重，如他对匡超人说：“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第十五回）蘧公孙未出道时曾谋求在马纯上的选书上列名：“不知道尊选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个名字，与先生同选，以附骥尾？”马二先生即马纯上正色说了一通道理：“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亏几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虚名，所以他们来请。难道先生这样大名还站不得封面？只是你我两个，只可独站，不可合站。”为什么，只因“这事不过是名利二者。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做趋利。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这数十年虚名，岂不都是假的了？”（第十三回）话虽这样说，待后来蘧公孙与人也合编此类书后，这两人又一同署名了，在《三科墨程持运》一书的封面上赫然有“处州马纯上、嘉兴蘧跣夫同选”。

此类应试书，以考卷资料为主，还有其他如《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等，也是马纯上、匡超人辈所为的。

《儒林外史》一书对应试书的描述，很真实，既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科举的情状，也颇能反映明清时候的出版面目，真可以当作史料看的。

小说办书局

因为曾经的职业的关系，对近代创办书局的资料一向颇为注意。《官场现形记》里也正好有此一节，虽然只是插曲，虽然是文学创作，但还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这里不打算叙述这个故事，而是想从这个故事里发掘一些有意味的东西出来。

先说这个书商，作者为他起的名字是王慕善，实际这个人是钻在钱眼里的，倒是他以刻善书的名义来拉支持合于他的名字。这书商的精明处有这么几条：其一，懂得刻书要找官方支持，开发官方资源，故而在获悉江南藩台到上海的消息后便找上门来；其二，懂得怎样接近官方，最好的办法自然是钱，但钱对这个小本生意刚开张的人来说还有困难，于是他的招数是称自己有一个淫书目录，这可吊人胃口。同时又假称京中一位小军机王某人是他的“令亲”。而如此人物，正是地方大员极欲交结的，又正好小军机与藩台有见面之交；其三，懂得向官方推销产品。他以劝人向好为名，以所谓善书如《圣谕广训图释》《太上感应篇详解》来作幌子，向藩台求说在官方系统发行，藩台只当他是奉送，但却是推销；其四，懂得抓住鸡毛当令箭的经商门路。知道藩台对这些善书有些兴趣后，他马上就提出在这些书上加印“奉宪鉴定”四个大字，以广招俫。后来更将书局名改为“奉宪设立善书总局”；其五，利用开局仪式来募集资本，果然也集得几百两银子；其六，懂得抓住机遇。他于无意中听得有一个劝捐册，便请求附骥，利用劝捐册的影响来树自己的影响，他拿了几百张捐册只募得一百八十几块洋钱，数目不大也可见一二。虽有此六招，他办的书局成功了没有，小说并没有下文了，但从其行事来看，还只是一个投机钻营型的生意人，他可能成功但多半不能长久，更可能的是不成功。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书，而是为了钱。而这样一些招数，似乎一百多年来并无大变，当今的一些书商也多沿用，你不能不佩服作者描写之实且透。

再说大官藩台。这个大官之所以轻意地就见了这书商，除了旅途在外的寂寞之外，恐怕主要的还是骨子里想看看书商所称的淫书。作者描写其心理活动很到位，先是“姑且叫他进来问问再说。我生平淫书亦看得多了，那里有七百八十几种？他既然有，姑且调来看看。等到看过，再出示禁止不迟”。而见过书商之后又与幕中人说：“倒是把他那七百多种淫书调来看看，一定有些新鲜东西在内。”（第三十三回）这样的描写很符合这位有大官身份的人物，官员只要有喜好就有弱点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这里只是小小的一例。

小说中写这个故事的篇幅分散在两回中，各占下半回与上半回，两个半回合作一回，篇幅不多，意思很多，耐人寻味。《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也有一个退了官而来做书的王伯述，他对做书这一行的人有一个评价：“市上的书贾，都是胸无点墨的，只知道甚么书销场好，利钱深，却不知什么书是有用的，什么书是无用的，所以我立意贩书，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第二十三回）书商在近代社会变迁中是重要角色，王慕善和王伯述从两个方面扮演了书商的不同角色，一个着眼于钱，一个着意于“有用”，这两部作品中的两个人物，确实可以对照来读，或许会有一些新的感悟。

书商王伯述

上文已提到了王伯述，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小说里和主要人物之一的吴继之一样，先官后商。“我”（小说中第一人称）对王伯述的关注，起因是他与吴不同，做的是书商。

一、在仕途上

小说郑重其事地介绍了其出身：“这位王伯述，本来是世代书香的人家。他自己出身是一个主事，补缺之后，升了员外郎，又升了郎中，放了山西大同府，为人十分精明强干。到任之后，最喜微服私行，去访问民间疾苦。生成一双大近视眼，然而带起眼镜来，打鸟枪的准头又极好。”（第二十一回）

身为文人，大概总有一点怪言奇行的。比如他在山西为官，曾与山西巡抚有过一件“怪遇”。王喜微服私行，一次在茶馆里遇一人谈起地方上事，那人问现在这位抚台的德政如何？这王伯述乃说：“他少年科第出身，在京里不过上了几个条陈，就闹红了，放了这个缺；其实是一个白面书生，干得了什么事！你看他一到任时，便铺张扬厉的，要办这个，办那个，几时见有一件事成了功呢！第一件说的是禁烟。这鸦片烟我也知道是要禁的，然而你看他拜折子也说禁烟，出告示也说禁烟，下札子也说禁烟，却始终不曾说出禁烟的办法来。总而言之，这种人坐言则有余，至于起行，他非但不足，简直的是不行！”这番话说说不打紧，面对面坐的竟然就是这位巡抚。你道王伯述不认识省抚，原来其时官场见上司是不能带眼镜的，王伯述天生大近视，如何认得清这巡抚，可巡抚自然认得他。这巡抚自视甚高，哪受得这气，王伯述又没有什么明显的短处，但巡抚还是上折说他“人地不宜，难资表率”，请将他“开缺撤任，调省察看”。而这巡抚，你道是谁，小说未明说，但证之行事写的实乃张之洞也。

他的怪与狂，还有着哩。他打过两次官司。一次他在一家钱庄有三千两银子的汇票，暂时未取出，谁知就在这一两天钱庄倒闭，于是各债户都告了起来，上海县断了个七成还账。大家都具结领款，唯独他具结领款后又继续上告，告的是上海县意存偏袒。官问为何你领了又告，他说我所有的就是这些银子，不领就无法还欠债，不还就要遭打，故只能领了再告。最后判得十成还款。而差人要向他讨点好处，他满口答应却拉了差人要当着官面给，吓得差人撒手。后经打听才知此人是一位开缺的大同府，此前就有过一次官司。那是往大同府赴任时路过上海，客栈失火，匆忙中一个小伙计口角，那人拉了他一把辫子。他便顶了知府的官衔告了一状。官判那伙计罚款2元充公。他听了判词便掏出二元钱来对判官说，要让那伙计拉判官一把辫子，而由他代赔罚款。判官无法只好上交上海县，县官也无法判，便往客栈专访他。王说他并非要为难，而是觉得衙门判得轻描淡写。县官回去着令打了那伙计一百小板，并架到客栈门口示众几天。如此王伯述也被认为是“健讼”。

二、做了书商

王伯述的走上经商一途，用今天的话说是“下海”，还与前说山西巡抚有关。这王伯述信息还算灵通，知道省抚要下他手，他赶忙也上折“因病自请开缺就医”，不过他的撤任折子正在办，而开缺他的公文已先至。他也无可奈何。摇身一变，便走上了做生意的路子。

“我”与这王伯述倒有点姻亲，虽然有点远。“我”的伯父对王伯述弃官经商颇有点看法：“我们虽是亲戚，然而这个人尖酸刻薄，你可少亲近他。你想，放着现成的官不做，却跑来贩书，成了个甚么样了！”这个伯父看来是个不怎么样的人，但对“我”总是教训，“我”认为好的人，他总要说教一番。不过伯父这回说王伯述的不是，倒也反映了尽管晚清商业社会已然兴起，传统意识对于经商包括做书贩还是有偏见的。

作为书商，王伯述可说之处多有。

他做书似乎还有点理想：“我所以别的买卖不干，要贩书往来之故，也有个深意在内。因为市上的书贾，都是胸无点墨的，只知道甚么书销场好，利钱深，却不知什么书是有用的，什么书是无用的，所以我立意贩书，是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第二十二回）但是这个难度很大，市面读者和书贾一样，只知道些贱近的书和能够做考试夹带的书，他认为有用的《经世文编》《富国策》之类倒无人问津。

他贩书取的是便宜一路。他把石印书从上海贩到北京，因为石印书技术新加上价格便宜，对别家老式印刷书的生意倒有所冲击。因为其书较便宜，他在街上贴的萃文斋招贴，都被别家刮去地址，有的书店在有人打听他时竟回说王已经死了。

作为书商，他还有一点忧国忧民之心。他说：“现在的世界，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还没有瓜分，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传起教来，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他还以俄罗斯灭波兰为例，说明被瓜分的惨状。他又说中国要避免被瓜分，就要“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也寄希望于年轻人，“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总而言之，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第二十二回）

他由官而商，又把做官与经商做了一个比较：“他们那里是做官？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他那谋利之心，比做买卖的还利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类，便是彼类，天下事如何得了！”毕竟是曾经官场的人，把官商两途相通的地方看得透彻。

小说通过王伯述这个人物的描写刻画，表述了作者在晚清中国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所寄予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而通过书商这个特殊角色来表达这些思想主张，也是对于历史现实的准确把握。在历来的思想变革中，出版者与书商总是时代先声的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