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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歌 林歌，80后，文学爱好者，旅游规划师。行遍千山万水，写过四海八荒。新浪微博@林歌，公众号：握刀听雨堂 代表作：武侠系列《银月洗剑传奇》《刺世嫉邪赋》《凤凰东南飞》《光明皇帝》，青春系列《南塘》《一场游戏》《一个地方，两个姑娘》，两京系列《长安古意》《东京梦华》，诗集《江湖故诗》等，计2000万字。 一杆枪，踏破黄河两岸。一首词，盖压两宋文坛。 满腔忠愤，丹心碧血，倾出肺腑，唱响“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一首《满江红》，唱得熊大木热血沸腾，跟刚刚恨不能马上骑马擎枪，追随岳爷爷收复旧山河。 ——那气势就跟刚刚看完电影的人用鞋子抽秦桧的跪像一样。 但是，此刻岳飞已经死去了150年，大宋也已经灭亡了100年。 斯时是明朝万历年间，熊大木是个书商。 他虽然不能跟随岳爷爷直捣黄龙，却从岳爷爷的故事里看到了商机，于是就搞出了一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 他虽然对外声称这是一部描述岳飞北伐的故事，但实际上无论文学性还是故事性，都惨不忍睹，无非就是把岳飞的所有奏章、题记、檄文、书信都塞了进去。 但由于热点蹭得好，销量却极为可观，印了一版又一版。据说此书甚至还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让人刻了一版，上呈御览。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认为在古代出书很容易，因为不用找出版社，不用买书号，自己写好了直接找人印即可。 其实不然。 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刷技术不行。 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的复制，全靠人工抄写。此产业倒是养出了一大批专业抄书谋生的人，被人称之为佣书。 所以，手抄报价格极高。  比如唐朝的宰相元载，买一卷书花了足足一千文，相当于当时平民一周的收入。 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买一本书花了一千元。 但元载有钱，任性，买得起。 抄书的人，难免人困马乏出错。 要校错怎么办？ 可以对照碑刻勘误。 因为官方的图书编纂机构，会将一些传世经典，诸如《春秋》《论语》等，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对照。 唐代的时候，造纸的技术已经发展得极为成熟，雕版印刷的技艺也开始发展。 人们再也不用往竹简上写字了。 因为将文字雕刻在木版上，直接印刷出来即可。 这就是现在所谓的书籍。 虽然节省了时间，但花费却增多了。因为刻出来的版不能重复利用，所以出书的工作，通常由国家的专门机构进行。 倒不是为了审查方便，而是因为国家有钱。 想让国家给你出诗集、散文集，恐怕只要当时的鸿儒、名士，或者对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大臣才行。 比方说晋代的左思。 左思这个人，有才华，更有营销头脑。 他受到东汉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的启发，废了十年之功，完成了《三都赋》。 文章写得极为恢弘，吴都、魏都、蜀都在他的笔下生春，厚重而华丽。 但不幸的是，他是个文坛新人，毫无名气，想出版几乎不可能。 怎么办？ 他手指在脑袋转了几圈“格叽格叽”了几下，灵感迸发，便去找当时的名家，《博物志》的作者张华。 他先是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的凄惨身世，然后讲述了自己创作《三都赋》的艰辛历程，父母如何不理解，妻子如何不支持，朋友如何得嘲笑。但自己还是挑战了所有的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 那场景跟选秀现场似的。 而张华也像是坐在台上的导师似的，被感动了，问出了汪峰的名言：“你的梦想是什么？” 左思的答案当然是出书。  于是，张华就将《三都赋》推荐给名气更大、更有“话语权”的文学巨擘皇甫谧。 皇甫谧看后，像是北大导师曹文轩看到韩寒的《三重门》似的，连声叫好。 于是，亲自给《三都赋》作序，由朝廷的“作家出版社”出版。 专管出版的着作郎张载、中书郎刘逵，还给《三都赋》作了注。 就这样，凭着左思的这一系列名人营销效应，《三都赋》立刻名声大振，成为当时最佳畅销书，时人竞相传抄。 一时间，洛阳城内纸张价格大涨，由原来的每刀千文涨至两三千文。 不少人只得到外地买纸回来抄写《三都赋》。 这就是“洛阳纸贵”。 到了宋朝，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广泛使用，图书出版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但这仍然是一项耗费钱财的事情，所以市场仍以出版名家作品为主。 比如，当时的文人穆修，十分欣赏韩愈、柳宗元。 他在得到韩、柳二人的善本后，“自镂版鬻于相国寺”。 意思是说，穆修自费刻印韩愈、柳宗元的文集，在相国寺一带出售。 既然是自费出版，又要出售，那么营销是免不了的。 比如在打上宣传性的文案，再比如找名人写点儿推荐语之类，类似于现代的“腰封广告”。 当时出版的《六家文选》上，便有“此集精加校正，绝无舛误，现在广都县北门裴宅印卖”字样。 除此之外，书商还会把纸张规格、数量、工价等相关信息印刻在书中，通过公开书的成本，明码标价，取信于读者。 这就是版权页的雏形。 到了明朝，私人印刷和民间书店极为盛行，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版印刷。 什么书好卖，书坊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 那么，什么书最好卖呢？ 答案是：小说。 《格言联璧》中说：“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  这就是开头熊大木出版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成为畅销书的原因。 之后，他又一口气出版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全汉志传》等，都成了畅销书。 其中《北宋志传》，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杨家将故事，七郎八虎就此扬名。 与熊大木齐名的，是余象斗，此人也是个通俗小说的创作高手。 不过，他的创作多为跟风之作。 比如说，《西游记》出版之后，成为了畅销书，市场上几乎都卖疯了。 余象斗一看，这有何难，于是跟风写了四部X游记。 讲述真武大帝的《北游记》，讲述华光大帝的《南游记》，讲述八仙故事的《东游记》，然后与《西游记》捆绑小说，凑成一部东南西北俱全的《四游记》，扔到市场上去卖。 读者早听说西游记的大名，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立刻掏钱去买。 这就跟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火了之后，立刻有人跟风写了《纽约的森林》《东京的森林》《伦敦的森林》一个套路，最扯的是有个作家干脆写《挪威没有森林》，同样大卖了一把。 这就很扯了。 那个时候，写小说的，出书基本上都很容易，最主要的原因是，书商们的稿荒严重，写作的速度根本就跟不上出版的速度。 怎么办？ 约稿！ 于是，文人的春天来了。 那些在科举之路上绊倒的才子们，为了生计，便放下身段，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之中。  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凌濛初，为了生计，就接受书商“约稿”，编纂了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结果大卖。 几年后，稿费花完了，他又写了《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刻”，是指第二次刻版，即续集。 再比如许仲琳，因为家里穷，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 他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书商看后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 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 另外一个牛人，就是王世贞。 他是明后七子的领袖、大文豪。 但文豪当不了饭吃，于是他就披着“小号”或者说笔名，写了很多世情小说，也可以说是艳青小说。 以致于人们看到文笔绝妙、故事精彩的小说作者，都认为是他的马甲。 比如说《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有传说他是为了报复严世藩故意用马甲写的，还在书页之间用毒药粘连，严世藩看得入迷，用指头蘸口水去捻书页，然后中毒而死。 嘉靖听说《金瓶梅》好黄好暴力，找王世贞要来看。 王世贞怕皇上也被毒死，连夜赶了另外一部献上，就是《封神演义》。 ——这就太扯了。 另一位写世情小说的高手，是清代的李渔。 他本来也是怀才不遇，写书卖给书商。 但写着写着，李渔回过味儿来了，觉得给你写钱都让你赚去了，不如我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卖，谁也别想从我这赚走一分钱。 ——跟许嵩、李荣浩似的，一张专辑，作词作曲编曲和声全自己干，别人只能从他们那里赚点儿水电费。 于是，他又写又印又卖，还开了个芥子园书肆，专门排演自己写的小说。 简直就是清朝的大仲马。  当然，那个时候，风光的是小说作者，纯文学作者和李时珍这样的科普作者，就惨了点儿。 比如李伯元，写了一部《官场现形记》大卖，而编的另外一本《时事嬉语》却出版困难。 为此他到处求人，东拼西凑，借的钱要等书卖完后才能还上。 再比如“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钱谦益，也就是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的老公，想出版自己的作品集《初学集》，却无书商接手。 最后还是由弟子携众同门集资才完成出版。 再比如李时珍。 他步行名川大山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参考了800多种图书，拜访了无数民间高手，历经30年终于编写完成《本草纲目》。 他像每一个初涉文坛的文学青年一样，背着厚厚的书稿，到处敲出版社的门，结果到处碰壁。 李时珍不甘心，决定效仿左思，找名人作序推荐。 他找到了“马甲之王”王世贞。 李时珍到了王世贞府上，也学左思那一套，诉说了自己创作的初衷，还深情地讲述了自己为采药几次掉下山洞，被狗追着跑，甚至差点中毒而死等往事，最后恳求王世贞为他写一篇序，帮自己的作品推荐一下。 王世贞被感动了，而且凭着对文字的高度敏感，他认定该书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值得出版。 他答应为《本草纲目》写序。 但王世贞当时可能是忙着披马甲写世情小说，结果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一忘就是十年。 李时珍已经等不及，病倒了。 李时珍的儿子李建中，知道父亲的心病，便亲自登门，把父亲得病的事儿告知王世贞。 王世贞这才幡然醒悟，自己还欠着李时珍一篇序言。 怀着愧疚，序言一气呵成。 这是一篇文采飞扬的序文，对《本草纲目》充满了赞赏，认为他是天下少有的奇才。 接下来的事就变得无比顺利。 有王世贞的序和大力推荐，南京书商胡承龙立即收稿刻印。 但皇皇近二百万字的巨著，哪能一蹴而就。 这一印，就是四年。 李时珍最终还是未能亲眼看到《本草纲目》的出版。 直到他去世三年后，《本草纲目》的出版工作才算完工。 此书一经面世，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流行起来，常年占据畅销书排行榜。 后来不仅传到日本，还传到了欧洲。 据说当年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就参照了《本草纲目》。 如今，网络技术日益臻熟，但出书仍然是每一个文学青年未竟的梦。 只是这个梦，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渺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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