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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戍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 康有为因对光绪怀有赞赏和愧疚之心，遂组织保皇会，在海外策动勤王运动，意欲用武力光复光绪的君权并除掉慈禧太后，被人称为保皇派。 在康有为的努力下，日本、加拿大、美国各地大城市均设立了保皇会的支会，日本横滨的支部由梁启超负责。 一时之间，保皇运动比孙文的革命运动更受海外华埠人士欢迎。 保皇会还通过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既反对国内的保守派，也反对海外的革命派。①  康有为真的要保满清皇室吗？对康有为思想有深入研究的萧公权认为，康有为的保皇立场，是要推翻阻碍变法的慈禧太后及其支持着，以便让光绪重握政权，重启维新变法。这是康有为保皇的重点。 他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所写的《勤王乱匪辨》中说，除非不道德的慈禧被迫退位，无事可成。而在《拳匪之乱为复圣主而存中国说》一文中，他认为义和团起义和外国军队破坏北京，可能对中国有利：“旧堂必尽歼，而圣上必无恙，盖天特以启中国维新之基，而为圣主复辟之地者也。”②言下之意，外国军队有可能除掉宣战的慈禧而不会对光绪下手。 康有为唯恐外国人不了解他的想法，又写一篇《新党贼党辨》，将慈禧太后及其支持者归为后党，而帝党则指光绪及其支持者，以便让处理拳乱之后的外国人知道慈禧与光绪的不同③。 当然，康有为的文章外国人未必会看，而慈禧也未必一时之间可以看到。而自以为通达世势的康有为则因为要坚决保光绪，而徒惹得孙文等革命者满腔愤怒，因为孙文要的是完全消灭满清皇族。 尽管康有为欲除慈禧而后快，但慈禧却在1901年指示光绪重启变法新政，且清廷的变法与康有为1898年推动的变法如出一辙。 这一情况使康有为对慈禧无可奈何，只能转而寄希望于慈禧借着光绪这个橡皮玉玺将变法进行下去。 但他推动变法的最终目的是实行君主立宪而不仅仅是一些新政，因而，便在以暴力推翻慈禧太后不成后，而用劝导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君主立宪的坚持。 他于1903年给慈禧上了一道长奏，请求慈禧归政于皇上，将坏了变法大计的荣禄和李连英赐死，采用宪法以及承认国民的政治权利，建行开明的君主立宪。④  康有为认定君主立宪乃救中国的不二良策。这不仅是因为日俄行君宪而强盛，也是中国的现实使然。这个现实就是帝制已存续2000年之久，国民“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⑤渐进的君主立宪方案才是必由之路，即使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以强盛中国，也仍然需要先由君主立宪取代帝制专制，然后再由君主立宪而达成“以民权为国”的民主政治。 康有为在国体转型上的渐进主义，使他成为革命和共和的坚决反对者。 他在1900年所写《告同胞印[度]事书后》中说：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⑥ 康有为不是不承认共和与民权的政治价值，而是基于中国的士绅和国民之主体农民都还没有接受共和与民权的政治现实。 此外，革命派不流血无以成功的观点，列强图欲瓜分中国的危机，都使他认为激烈的革命将使中国面临巨大的麻烦。 他曾写《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一文，主张汉人和满人同出一源，狭隘的反满清并不足以成为革命的理由，而兄弟之间，为一些相对不重要的问题，诸如政府的形式和种族之别，而相互争战，致使国家残破，实为愚不可及。 为了平息革命者对他的误解，他甚至提出了以孔子后裔为虚君的建议，其理由是，中国需要政治统一而稳固的象征，不需要像其他共和国那样为争当元首而诉诸战争。⑦ 平实而论，康有为的见解自有平实之处。 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为争民权而发生的流血战争，是前事之师，而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近40年的内乱外战，是后世之鉴。 可以理解的是，革命者绝不会接纳康有为的意见。 还在戊戍变法时代，康有为即被指责为保中国不保大清。 萧公权认为，这一指责并非无实据。 因为康有为关注的是“经变法以救中国。他保清[皇]是为了变法之需。他并不反对因保中国也保了清廷。但是，假如保清成了现代化的阻碍——即不可能和平而有序地由专制转变到君宪，他是情愿不保清的。再者，吾人须知，在康氏政治转变的大计划中，即使君主立宪制本身，最终将归结于'民治’。换言之，康氏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单纯忠君或主张君治之人。”⑧ 对于康有为认为汉人与满人同出一源因而反对革命之说，章炳麟曾经著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 年）大加挞伐。现引用如下，从中可体味革命者和康有为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不同： 谨案长素（按：康有为，号长素）大旨，不论种族异同，惟计情伪得失以立说。 虽然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长素亦知种族之必不可破，于是依违迁就，以成其说，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后。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族，固与匈奴殊类。 虽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 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使东三省尚在，而满洲大长，得以兼统汉人，吾民犹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⑨  章炳麟为一专治小学的著名国学家，年轻时以思想及行为激烈著称。从他批驳康有为满汉同出一源的理由来看，实欠周详。 吕思勉认为，满清祖上为女真族，属于萧慎族后裔，但这也只是博采史家之言而成其说，中华各族之间融合杂居错综复杂，要说清楚种族之别，实属不易，康有为之说未必正确，但断然否认东胡一族及后裔与汉族同出一源，大概也很难有确切的证据。 这本来是可争论的问题，在未能清楚之前，假定满汉一源而免同室操戈，是谓善念，而一定要你死我活地去革其命，恐不能说是一个有正确信念的革命者，说其狭隘民族主义也不为过，除非摆明了需要混淆一下以利于革命的目的，否则言之“大去华夏，永滞不毛”，恐怕有失革命之境界。 而所谓满汉平等，应体现在双立君主制这一观点，显然是误解了非单一民族之国家的民族平等之精神。 章炳麟将上院可否定下院议案，解读为如英国那样上院由贵族成员组成，因而可根据自己需要否定由汉人组成的下院的议案，更是对两院制议会之上院和下院职权及相互制衡的有意曲解。 谨以此观之，可知革命者之年轻与易受激奋情绪影响的特征。它反证了康有为顾虑革命之破坏性后果，而反对共和革命之立场的相对合理性。 因此，萧公权所做的“康氏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单纯忠君或主张君治之人”评价，倒是给了康氏一个公道。因为无论如何，一个致力于消除国界而为世界议会设计方案的人（康有为《大同书》），不会不知议会民主之价值，而仅仅为了保一个曾经支持过自己政见的皇帝，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反对革命，绝不是康有为的本意。  实际上，康有为的本意，在章炳麟驳斥康有为反对革命的檄文中已经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就是“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康有为，《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 对此，章炳麟反驳道： 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稽，校轸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盛顿]、拿[破仑]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曾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辟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炳麟所论，反映了革命者之一般心态，即革命之目的正在于开民智，而非以民智之开为前提。这是将革命与共和等同视之的结果。 革命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共和，但革命不等于共和。在革命者眼里，革命目的的神圣性，既赋予了革命目标达成的可能性。这一革命者擅长的逻辑，屡屡在革命中发挥着惊人的影响力，以至于可以革命之名推行任何社会运动而可不顾及人之生命之宝贵。 华盛顿为了美国独立揭竿而起，后创立美利坚合众国，实为信奉合众共和革命者之楷模，但中国革命者并没有深究的是，华盛顿是为了美洲英国殖民者独立于母国而革命，而非为了共和而革命； 同样章炳麟有意避开的问题是，拿破仑借革命之名兴起统一欧洲的战争，结果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而成就了自己的英名，但他对共和政体的贡献实不及他对共和原则的践踏来得明显。 这两个被章炳麟用来证明中国革命之必要价值的例子，都以流血战争而开始，并以革命者或者反革命者的胜利而结束。 而章炳麟用以证明革命之必要性的李自成起义的例子，则属于谋材不当，李自成因饥民而起义，并以造成更多饥民且使汉族付出满清入主北京代价而结束。这次席卷全国的战争，造成了明末清初人口大衰减的惨剧。起义者因不具备刘邦、朱元璋之才而使建立的短命帝制政权夭折。 这本应成为章炳麟等自以为革命者警戒的例子，现在却成了论述革命必要性的例子（毛泽东 1949 年进京时曾以李自成自戒）。而真正算得上具有一些革命性质、且也是以反清为目标的太平天国运动，只被章炳麟列为会党一类，却颇有点奇怪。  这实际上反映了革命者心理上自相矛盾的一面。孙文年轻时师法洪秀全捣毁乡里文庙神像牌位的故事，已经将晚清时代的革命者与太平天国勾连了起来，而作为基督徒的孙文，如果同时也是反对中国传统文明及民俗的革命党人，很容易使人想到洪秀全的造反运动，这势必会因普通国民对长毛子并无多少好感而削弱孙文同盟会反满革命的正当性。 革命者也清楚地知晓，诉诸革命的两大理由和目标——推翻满清帝制及建立共和政府，不能站在反对中国民俗的基础上展开，而只能站在将满清归为非汉族同类的处境，才能为革命寻找到支持者。 孙文十分明白，革命的支持者只是少数，甚至可以说除了三合会组织成员、信奉基督教者、海外华人中的激进者和年轻学生（包括留学生）外，革命并没有在主流社会中赢得多少同情。 孙文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之“有志竟成”中对此总结道： 由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初败以至于庚子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时代也。（孙文，《建国方略·心理建设》第八章）⑩ 因此，一旦当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人所坚持的君主立宪成为主流民意时，革命者要争取到支持者恐怕会更加困难。戊戍变法后，国内积极参与变法的知识精英和支持变法的年轻学生纷纷东渡日本，加上1895年孙文等革命党人因广州首义失败后也逃亡寄居日本，一时之间，云集日本的留学生和政治逃难者达近万人。君主立宪派与共和革命派为争夺支持者而进行思想论战，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这场著名的争论，对中国国体转型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完】 注释 ①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第 179 页。 ②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第 180 页.。 ③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第 181 页.。 ④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第 182－183 页。 ⑤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第 164 页。 ⑥转引自：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第 167 页。 ⑦参见：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第 167－168 页.。著者赞同萧公权就有关问题所作的分析和论述。 ⑧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第 168 页。 ⑨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第 303－309 页。 ⑩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第 287－28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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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广州玉 > 《清朝1636～1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