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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应该忘记。 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交织，光明与黑暗搏击，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宏大画卷。 历史也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不愧是一个伟大而又优秀的民族，一个敢于同黑暗抗争的民族，一个虚心向世界学习的民族，一个能不断地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民族。 辛亥革命推翻了禁锢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革命。这次革命的到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和尝试过程……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康、雍、乾盛世的繁华景象似乎还没有散去，人们依然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从景山顶上俯瞰北京，大清朝的统治中心于平静中显出一种威严，而这一切不过是封建社会最后的回光返照，落日的余晖已经不再美好。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官僚地主家庭出生的龚自珍，在一片“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的歌功颂德声中，敏锐而又深刻地向人们描绘了一幅清王朝急剧走向衰落的社会图景。然而，时弊的警钟并没有在正统思想体系里泛起涟漪。在这个似乎是亘古不变的思想体系里，人们只知向皇帝顶礼膜拜，而不知其他。他被看做龙的化身，被说成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天子统治的天下被叫做天朝。在天朝人的眼中，中国俨然是世界的中心，天子的每一句话都是法律，他要让他的臣民相信，他的统治是永远的，他的哲学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世界并不是按照中国皇帝的哲学存在，世界在变。 十七世纪，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把象征性的王冠保留给了国王，而实际权利却把握在自己手里，没有国会的通过，国王不能颁布任何一项法律。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北美洲大陆上发生了独立战争，脱离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利坚合众国升起了自己的星条旗。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国王路易十六以叛国罪被送上了断头台。
当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封闭的封建国家，很少有人了解外面的世界。尊古守旧被当成一种美德，它像泛着霉味的空气一样，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早上见面是一长串刻板繁琐的请安问好，婚丧嫁娶更是按照规矩来，不能有丝毫的改变。农业、手工业依然使用着从祖父的祖父手里传下来的工具，保持着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生产方式。乾隆年间，英国派使者来要求和中国通商，年迈的乾隆皇帝回答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这样，自给自足的经济维持着天朝上国闭关锁国的局面。 龚书铎（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 当时不仅是中国一般人，就是清朝的一些重要官员，对外国也是不清楚的。比如说很有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他就认为，如果英国人不喝茶，那就要烂肠子；如果没有大黄，眼睛就要瞎。这种观念不光是林则徐有，当时清朝政府，我看那个记载里面，不少官员都这么认为的。
中国人的对外来事物的陌生与排斥，使一些新的商品很难打开中国这个市场。为了进入这个市场，英国用了好几种商品来试，但是都失败了。后来他们找到了这种“美丽的植物”——罂粟，它的白色果浆可以提炼出黑色的鸦片。十九世纪上半叶，来自英国的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到广州，并以广州为基地大量地流入中国内陆。鸦片麻醉了中国人，也惊醒了中国人。 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广州，立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6月，虎门海滩上演一幕销毁鸦片的壮举。在滚滚的浓烟之中，这位曾经相信“夷人的腿是直的，不能弯曲”的封疆大吏，开始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外国。 龚书铎： 他就很努力地去了解外国，组织一些人翻译外国的东西。比如后来他编成一个叫《四洲志》，就是翻译当时外国人的一本书《世界地理大全》里面的一部分；还组织人翻译包括一些外国报刊，叫做《华事夷言》，用现在话说就是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他一方面了解外国一些历史、地理的情况，另一方面了解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他们的报刊上面或者书，外国人写的书里面对中国怎么说，他就是去了解外国。所以林则徐就被后来研究近代史的人，叫他做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试图了解外国无疑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很自然地，林则徐试图了解西方的努力遭到顽固派的攻击和反对，林则徐求购西方的书籍，被认为有失天朝大吏的体面，探求洋人情报的人被蔑为汉奸，铸炮造船的主张也被道光皇帝斥为一片胡言。林则徐还没来得及把看到的世界描绘给世人时，就被大清皇帝贬到了新疆。
龚书铎： 这部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包括，比如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的议会制度，里面也都作了介绍。当时《海国图志》提出的思想，现在大家学过一点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很有名的话叫做“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就是魏源在《海国图志》里面的思想，这个师夷长技实际上也是林则徐的思想。长技是什么？在战争中他们发现，英国人船坚炮利，它的军舰比中国水师传统的木帆船强，大炮比中国打得厉害、打得远，所以要学这个，这是他们在战争中所接触到的。他有一个观念上的变化，就是承认清朝政府、天朝上国也有不如人家的地方。过去对夷有一种藐视、蔑视，认为人家是没文明、没文化的，只有天朝上国、清朝政府才是有文化、有文明的，但是打着打着发现，还有不如人家的地方，还得学人家的。 除此之外，魏源也注重内政的变革。他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他认为单靠锐利先进的武器是不能抵抗侵略的，还必须解决社会内部的危机，要先平人心之患。为此，他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反对专从书本中寻求知识的治学方法。此外，他还更进一步提出学习西方议会制度的思想。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海国图志》也被日本人翻译过去，作为日本认识西方的工具。遗憾的是，《海国图志》在它的祖国，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而日本在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却前进得快得多。 少数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地呼喊，并没有唤醒昏睡的中国。直到二十年后，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冲击下，一批清政府的官员才真正准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了以自强新政为名的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后，外来的和内在的影响促使封建统治这块坚冰慢慢消融。1851年，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领袖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3年3月，一路高奏凯歌的太平军饮马长江，直捣金陵。内乱未平，外患又起，正当太平军与湘军在长江中下游殊死搏斗时，英法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个电影片段正是当时英法联军在暴掠之后纵火焚烧万园之园——圆明园的景象。
大量洋货打进中国市场，鸦片在中国也得到了合法行销的合法权利；外国在中国建立租界，租界成为中国领土上的“国中国”；外国轮船可以在中国的沿海和内河自由航行；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发行自己的钞票，可以在中国开办工厂；中国的海关也控制在外国人的手中。
龚书铎： 当时有些中国人又进一步感觉到，中国确实有不如人家的地方。有一个思想家叫冯桂芬，在1861年写了一本书，叫《校邠庐抗议》。这本书里面应该说，他的认识比魏源又前进了一些，他觉得中国不仅是船坚炮利不如人家，不如夷，还有别的方面，比如说：“人无器才不如夷，地无夷利不如夷，还有君民不隔不如夷。”这个认识有着比较大的进展。就是说不光是一些军火、武器等这些不如人家，其他不少方面，也包括政治制度方面，君民不隔这些也不如人家。不如人家怎么办？那就得改，所以就要有观念上、思想上的变化，用现在的话说是思想的解放。你承认不如人家，就得学人家，学人家就得改变，所以才有开始说的“洋务运动”。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诸富强之术”。李鸿章在奏折中也呼吁，“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曾国藩也认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在这之后，张之洞更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 龚书铎： 所谓的新学为用包括了，这个在冯桂芬书中也写到了，就是在他书里有两篇，一篇叫《采西学》，一篇叫《制洋器》。学人家西学学什么呢？那个时候主要就是学自然科学的东西，数学，当时叫声、光、化、电，就是物理、化学、光学、电学这些东西。 在思想解放先锋们的鼓吹下，清政府一些官员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批以生产军火为主的近代工业在中国出现。这些企业的创办者就是主张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
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文化和社会风气的改良。1862年，奕䜣奏请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分设英、法、俄、德、日五馆，后又增设天文馆、化学馆、物理馆、医学馆，培养外语和科技专门人才。 洋务派还派一些幼童出国留学，这些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人数虽不多，但对近代科学、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地作用。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回国后受到洋务派的重用。著名工程师詹天佑也是这批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主持修筑的京张铁路向世人表明，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光属于外国，炎黄子孙也一样可以掌握。
龚书铎： 顽固派、保守派就认为外国的西学不值得学，那是奇技淫巧，那不算什么。有的人说数学中国老早就有，不学人家。另外，有人认为中国有忠孝礼义就行了。当时有名的大官，品级很高的大学士倭仁，他是当时保守派代表性的人物。倭仁就讲，“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弩”，忠信就可以当盔甲，干弩就是兵器、长矛这一类东西。他就认为，传统的儒家的东西里面有忠信礼义就很好了，靠这个万无一失，忠信礼义这些东西就足够了，这就行了，什么都不必学了，学人家的算什么。因为当时天朝上国这种虚矫的观念、气派还没有消除，认为天朝上国师夷，学人家外国太丢人，太失体统，所以当时这也是有一定阻力的。 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论使双方的势力经常此消彼长。与此同时，一部分地主、商人、官僚及知识分子也开始发生转变。郑观应等一些改良主义者主张从禁锢人心的儒学学术中挣脱出来，广泛学习西方，改革现行经济、文化、军事，乃至政治，将西方资本主义移植到中国，他们的要求反映了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宣传和呼吁下，改革中国社会的要求逐渐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而随着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这股酝酿多年的改革思潮终于跳出纸上谈兵阶段，转变为具有实际斗争的政治改良运动——戊戌变法。 1895年，日本蓄意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苦难的中国又一次被笼罩在漫天乌云当中。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这是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所描写的一幅列强环视中国、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图景。这是当时有人绘制的一幅时局图，东边是凶焰万丈的日本，北方是虎视眈眈的俄国，英国盘踞在长江流域，法国垂涎于西南边陲，德国霸占了山东半岛，英国还从菲律宾伸来利爪。
龚书铎： 甲午战争清政府又打了一个大败仗，这回不是败给欧洲人，不是败给那些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白皮肤的，而是败给了旁边的日本。对欧洲人中国不是很熟悉、不是很了解，对日本人比较清楚，他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可现在给打败了，人又比中国少，地方比中国小，又是学的中国，却给打败了，震动很大。所以，严复翻译的这本书出来以后，对中国人当时主要是知识界影响很大，因为中国当时老百姓大多是文盲，不识字，在知识界影响很大，震动很大，就是在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解放上面，《天演论》这本书可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严复在《天演论》中把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运用于人类社会的领域，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在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他还提出“自强保种”，他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道西法之嘘声，而言中土之时弊，针锋相对地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鲁迅在回忆自己南京矿务铁路学堂读书的情形时，饶有兴味地写道，“我也知道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龚书铎： 所以有人特别是一些中国的哲学界，就认为严复的《天演论》的翻译出版，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那么就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认为社会是进化的，包括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这些思想在当时都是一些新的思想、新的观念。这些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是为要求在政治制度上面做变革、所谓的变法制造了一种理论。
与洋务运动试图进行经济方面的变革不同，戊戌变法试图使清政府从政治制度上做出改变，可以说，这正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一个结果。这个组织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的康有为是变法维新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糅合古文经学和西方社会进化论，把人类历史分为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民主共和时代，他主张以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在《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当中，他把孔子奉为托古改制的先驱；在《人类公理》一书当中，他描绘了自己的理想社会，那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
原来中国是一个循环论，就是历史的中国观念是循环的，就是越往古，三皇五帝那是最好的，以后实际上你这个社会要是变得好的话，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向远古追溯，就是回到远古，回到远古的程度越高，你这个社会越好。但是到了康有为，他整个三世说是一个递进的，就是越往后这个社会越好，这实际上受严复影响比较大，就是《天演论》，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往前递进的，他有一个时间观念，就是由远古向现代这种递进式、层次式的演变，实际上是一个线性的进化观。实际上这是从严复开始的，那么康有为接受了这个之后，他就改造了古代的一些传统，然后进入到一个现代的脉络里面。 康有为把这些思想主张连续上书光绪皇帝，康有为认为，要想重振国威，仅仅像洋务那样向西方学一些皮毛是不行的，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和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也极力宣扬变法，他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明确提出，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另一位维新思想家谭嗣同则大胆提出，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痛切指出：“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向禁锢中国人两千年的封建纲常开战的号角吹响了。 龚书铎： 封建伦理道德讲的“三纲五伦”，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就是中国过去说的，“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他们就批判这个三纲，批判君主。所以他是接受了西方这种民权平等思想，来反对、冲击当时统治着中国社会的这种封建伦理纲常。这种东西应该说在思想观念上是一种更新，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维新派在全国兴办自己的传播机构，在上海，梁启超创办了《时务报》，创下了当时国内报纸发行量的最高记录；在天津，严复创办了《国闻报》，与《时务报》南北辉映。这些报纸在传播西方学说、促进国人思想解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思想也引起了清政府光绪皇帝的兴趣。
龚书铎： 他里头有一些篇章很强调封建伦理纲常的重要性，批驳民权思想。他认为中国伦理纲常是最根本最好的东西，这就叫万古不能变的东西，就像他的原话叫做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像长江黄河每天都在地上流着，像日月每天都在天上转着，一个行地、一个行天，这都是永远日日夜夜不能变化的。对民权他就很反感，说民权这种学说不能提倡，如果民权学说一提倡，那就“愚民必喜、乱民必作”，乱民就会起来造反，所以这是要不得的。而提倡民权平等在当时中国社会里面应该是最先进的思想，是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东西。
虞和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 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步骤、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政治制度改革这个问题，他们的观念意识是非常领先的，希望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来，思维考虑得也是很理性的，但是怎么样跟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方式这方面做得不够。另外，他们的行为操之过急，希望很快就完成这个变法的事业。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思想解放的步伐并未停止，一个更伟大的变革时代同20世纪一起开始了。
1900年，路灯开始在北京出现，灯光映照在景山前牌楼上“弘佑天民”四个大字，此时的大清朝犹如一座四面透风的破房子，摇摇欲坠。八国联军成了北京城的主宰，《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彻底坠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步走上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 1903年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宣传鼓动革命，掀起了一场创办革命刊物的热潮，这些刊物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为思想武器，猛烈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鼓吹反满革命，使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得到迅速传播。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传播过程中，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宣传家，章太炎、邹容和陈天华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杨念群： “三民主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凝聚性的口号，它非常精炼，表达的内容你别看它简单，实际上已经涵盖了所有我们现代化的应该采取的一些方案，或者说设想的一些方案。比如在国体和政体的问题上，它其实很有号召力，就是说大家为了民主而奋斗，那么民主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取消“皇帝”这个符号，来改变我们这个处境，然后人民就可以当家做主，这个肯定在革命的过程中是很有号召力的。还有就是五族共和的问题，就是种族革命，因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当然汉族虽然是占主要的地位，人数也最多，但是如何把大家协调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或者共同的一个共同体之内，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是土地问题，就是解决了经济的问题。 “三民主义”的提出，对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随着时代的发展，19世纪末中国思想解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经成为新一次思想解放的反对者，他们强烈地反对革命，鼓吹保皇。1902年，康有为在《予南北美洲诸华商书》中提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他断定，革命必然会造成混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1903年以后，梁启超倡言保皇。为了回击康梁，1904年，孙中山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在《敬告同乡书》一文中，他强调，革命与保皇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绝无折中调和的余地。
杨念群： 康梁他们就认为还需要有一个“皇帝”，需要有一个符号，来凝聚中国的各派势力；革命党认为实际上不需要这个符号，我们必须把这个符号拿掉之后，我们才能彻底地解放，彻底来实施我们的一些方针策略。 论战最终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终，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已久，人民渴望尽快改变现状，因而急需一种富有号召力和鼓动性的革命速胜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革命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1911年，一场旨在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运动在湖北武昌打响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终于走到了尽头。 从林则徐、魏源等人最早的“睁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倡导“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的洋务运动；从试图对封建制度进行改良的“戊戌变法”，到彻底结束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各个阶层的有识之士为了探索一条国家的发展之路，做出了不断地尝试。可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同时又推动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是那么的紧密，它们互为因果、相互推动，勾勒出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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