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璇（德国慕尼黑大学心理学博士；德国Galli心理剧中国唯一认证培训师）
去年初，德国朋友赠送给我这本刚刚出版不久的书，暗红色的封面上两个大大的中文字“心灵”，略微有种触目惊心的感觉。
此书在德国出版不久就登上德国心理社科类畅销书的榜首，不难想象，在地球那一头人们有多想理解这个特殊、陌生的国度--在全球化中备受关注和争议的中国。
作者Antje Haag博士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和精神分析师（Psychoanalyst）。她参与开创了中国最早也是最有名的心理治疗-精神分析的培训，陆续在中国工作长达20多年。
80年代初，中国人对心理治疗的需求大幅增长，中断了几乎50多年的心理治疗行业开始发展。最早的一批治疗师们向国外寻求帮助，Antje Haag博士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与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一起成立了德中心理治疗学院，将精神分析疗法引入中国，这就是我们心理咨询业界鼎鼎有名的“中德班”。Haag博士认为精神分析疗法不能脱离于文化使用，“它必须去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化才不致于变得僵化”（146页）。作为培训师和督导师，20多年里她亲身接触了不同年代的心理咨询师和不同时代的案例，可以说是见证着中国社会飞速变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她最早期培训的咨询师和案例都带着深刻的文革创伤的烙印，到了后期，又被席卷到爆发的资本主义消费经济的风暴中。中国，在这短短的20多年完成了欧洲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
在书中，作者试图呈现她所体验和尝试理解的这个令人惊讶和震撼的神秘国家的心灵状态。四个章节分别是：文化特殊性，文革和它的代价，中国新社会，以及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
作为一个在德国生活多年的中国人，我自认为很了解两种文化，但在试图描述中德文化差异时仍然常有“不知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的阻碍。因此，我对作者简洁而精准的语言描述感到惊讶，常常有被“一击而中”的感觉。作者在第一章节中以她的“老外视角”讨论了她所观察和体验到的文化差异——关系、界限、空间、羞耻感和面子等。有许多在西方社会“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中国文化中显得少有和艰难。例如，中国作为集体主义社会，即使是今天，“个人的关系结构仍然以纵向关系为主线，也就是父母-孩子这条线。而在个人主义社会中，关系是以横向为主线，比如夫妻和朋友关系”（27页）。不仅如此，在中国，关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个人，脱离关系意味着恐慌。个人的权力和个性化发展要服从于集体利益。许多当下寻求个人发展的年轻人因此陷入到与家庭的冲突中。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是对中国人的界限感，与我本人所感受到的中国人界限模糊的问题不同，作者以亲身体验做出了更准确的描述：中国人在界限问题上常有两种极端的表现，在面对自己关系内部的人时表现的界限薄弱，任意突破界限；而对自己关系外部的人，则又表现的界限过于清晰，甚至冷漠。（31页-33页）例如，她作为教师和督导师，在医院（培训的场所）和旅馆受到无以伦比的热情招待：旅馆房间里永远堆满学生送的水果，一日三餐被照顾的无微不至，饭桌上不停歇的夹菜，这些尽管在她看来是突破个人边界的行为，但她内心还是充满感激的；不能接受的是上课的时候，会经常有医院其他部分的同事，学员的朋友等推门而入、旁听，许多人路过就会探头探脑看里面在干嘛，学员们也不会为此感到不满，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亲如一家，没有樊篱”。然而一旦作者离开了她所任职的这个“内部环境”，走到外面的世界来，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在超市，在公交站，在银行办事等，寻求帮助受到冷漠的拒绝，排队时一不留心位置就没了，困惑无助的时候没有人来好心相助。自己关系之外的世界，处处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距离感。
当然，在这一章对中德差异的论述中，作者也有她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作者体验关系的人群，除案例之外，主要是与作者合作开创德中心理治疗学院的中方人员。而他们大都来自于中国的的医院和高校，也就是“体制内”。他们虽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体制内外的中国人在心理层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与第一章相比，第二章的阅读让人沉痛。作者说道，虽然在未到中国前就对文革略有了解，但到之后，与许多案例的接触，才让她真正了解到文革的创伤之大是她之前没有想象到的。作者在本章中简述了1949的之后的中国历史，她认为，事实上创伤早在50年代的各种运动中就开始了，文革只是创伤的高潮。
再教育，牛棚，监狱，下放，所有这些持续不断的撕裂一个又一个家庭，而家庭本来是在中国传统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社会网络，所以可想而知这种破坏是灾难性的，遭殃的不止是当事人，还有他们的伴侣，子女，和其他成员。
书中列举了许多案例。有一位Y女士，现在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她的父亲原来是一名教授，69年被下放再教育，在那里由于对中国政治现状的不解，曾3次自杀未遂。她和母亲一直生活了恐惧中。有一次通过一个朋友她获得一个机会去探望父亲，当时她7岁，母亲把一封长信封在她的棉袄里。然而她被搜身时信还是被发现了，她至今还记得当时被羞辱和谩骂，那些人告诉她，他的父亲是很坏的人。后来他父亲重病无人照管，被送回城里不久就去世了。父亲有四哥兄弟，葬礼上无一人参加。她其中一个叔叔因为参加百花齐放运动被拘禁，放出来后在大街上卖早餐为生，有一次他的弟弟路过，装作不认识的走开了，叔叔说自己永远都不会原谅。Y女士本人和她父辈的这些亲戚也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还有一位李女士，1935年生人，53年就读于航天学院。作为年轻的女飞行员想要把一生贡献给国家的建设。62年刚生完孩子就被派遣到拉萨三年，三年里只见过一次孩子。67年，她的一个朋友被批判，她站出来为其说话，随后也被监禁，从69年到72年，她被完全隔离了，无法收信，也无人可以探望。晚上她常有幻听和噩梦。她必须要交代她根本不知道的罪行。放出来以后她性格变得容易暴躁和激怒，对她来说最糟糕的是她无法陪伴和见证儿子的成长。2000年她的孙子被诊断出自闭症，这导致L女士再次被噩梦缠绕，恐惧症、焦虑症爆发。因为孙子的病意味了她又将失去见证后代正常成长的机会。
整整20多年的创伤对社会的毁灭性的破坏令人震惊。对人们心理层面的创伤更是无法估量。更严重的是，作者在与案例当事人会谈时，发现国家和社会对那个年代的受害人遭受到的心理层面的创伤和破坏几乎没有作任何修复，许多病人甚至是在和作者的会谈中第一次艰难的开始叙述那段历史。作者认为，集体和个人对创伤历史的沉默导致了她在治疗和督导中所体会到的中国人很深层的一种对疼痛、软弱和愤怒的防御。“只有在整个社会的支持下，开始体会和面对那段伤痛的历史，让被隔离的创伤开始被交谈，才有可能将疼痛缓解“（第78页）。
对于文革和文革前运动对中国当代的影响在第三章中继续有所讨论。比如反右运动导致的父母子女分离，这类家庭问题又继而影响了第二代第三代人的成长，成为代继创伤。另外，与第一章相呼应，新兴家庭的普及（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和年轻一代对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常常与年长一代追求集体和谐的愿望相冲突。飞速变革的社会，西方现代社会理念的迅速进入和普及，让年轻人在东西方理念夹缝中的成长有些艰辛。就像第一章提到的，这个过程在欧洲用了近100年，在中国却几乎是在短短20年中完成，这对成长中的一代人的压力可想而知，也让社会中的老年人感到不安和无所适从。
最后一章是关于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在此文中暂不赘述。
AntjeHaag博士行文用语非常流畅，整书几乎是一气呵成的读完。德国媒体对本书的评价相当高，认为它是“想要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目”。作为中国人，读罢掩卷，心情略有些沉重，那是一种“一直在经历，却从未被说出”的感受。身在此山中，亲身体验着社会的变革和创伤，经历着各种挣扎和成长。我们需要的，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共情，一种被理解。
本文刊登于《全球商业经典》2013年9月号，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