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甲洲处于武陵余脉深处，洲之上下口端皆有小山，洈河从山口入洲，洲内平坦开阔。覃氏一族在唐末宋初，从陕西汉中南郑县迁出，后辗转至此，斩草居险，开荒垦地。有史以来，这里地名未成列入国家版图，无甲无保，兵甲不至，所谓“冒甲”，意即被世人遗忘的角落，冒甲洲，因此而得名。冒甲洲与陶渊明笔下描述的桃花源一地何其相似乃尔。甚至说冒甲洲正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风景，或者说是陶渊明在武陵余脉转悠，不经意闯入了冒甲洲或类似于冒甲洲之类的瓶颈之地，故有《桃花源记》一作，呼之而出，呯然惊世。冒甲洲堪称桃花源之母版、之模版、之绝版。只是当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边城区人民政府在山山水水间寻访、登记中，才将覃、周二氏的居住地并避乱隐居千年的覃、周二氏人家纳入行政与户籍管理，并取名毛家洲（谐音冒甲洲）沿用至今。覃、周族人给冒甲洲带来的秦风汉韵、唐仪宋礼、大清遗风，至今音容犹在！无独有偶，有原松宜矿务局副局长文锋先生在其《童年纪事》一文中表示：文氏宗族先祖来自江西。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流民大迁徙中，他们长途跋涉，遗落在湖北省荆州府松滋地界落户生根，繁衍后代，生生不息。而在本文第二章“红军帅都”中亦有这样的记述：红四军军部住址、贺龙元帅与之交好的“何广兴”布号店主，其也祖籍广东，亦是经过数代人拼打，方才扎根边城。进而化身边城土著......据考：边城山民中除世代盘踞在高山深壑中的土著居民——土家族外，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大融合中，有从古秦避难而来的客家人；有从大汉、唐、宋迁徙而来的众多汉人；有从临夏一带始出的回人；有从江西西迁至川滞于途中的“老表”赣人；有从广东北上跑生意风风火火的粤人；有从贵州东出的苗人、瑶人；有从下江安徽、江苏逃荒而来的难民；这里的主体民族有：汉、回、土家、苗、蒙、满......等族。他们杂居山里，和睦相处，依山而猎，临河而渔，筑荡围耕，种瓜得瓜，世代繁衍，生生不绝。他们带来五湖四海的风俗文化，弥久，从多元归为一元。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84年，这里的常住居民 4万人；至2022年，边城城乡居民累计达到8. 5万人，比1984年净增长4. 5万人。而从民国初年到上世纪60年代，边城域内，藏有诸如冒甲洲覃氏、周氏的“老屋堂”、“风火墙”般的老宅古宅计有15幢，它们都有各自的老宅名。而在近半世纪的大拆迁中已荡然无存，只剩下秦砖汉瓦断壁残垣之遗迹和弃迹，而代之以居的是简易的现代建筑和水泥森林......二、农耕图
悠悠岁月有多长，边城的农耕历史不会短。上世纪20年代至民国结束，因其地处深山老林，山高地狭，人多田少，边城耕地总面积5060公顷，人均不足1. 5亩地。且多半在半山坡、悬崖边、山缝里、地瘠土贫，有的根本无法畜力耕种，只有靠一锹一铲、人代畜力，出产物以高粱、玉米、红薯、土豆、荞麦、油菜为主，绿豆、黄豆、大豆等杂粮为辅。而在水源充沛的河边，也有连片的良田（种植水稻），有的冲田几十亩，有的平畴上百亩，它们分布在官渡坪、杜家塝、河田坪、龙潭桥、庆贺寺、傅家坪、丁家冲、三溪口、李家湾、梅海垱、黄家坪、向家畈一带，其土地所有权都掌握在富家大户手中（解放后均将其划为地主、富农、工商业兼地主成分）。诸如：罗海珊、张海如、刘甫记、傅玉田、任耀堂、杜渭川、刘元雨、刘元波、胡玉山......犹以刘、胡、杜三大姓氏地主掌握着大片土地。
首富刘甫记，其除在住家洛溪河边拥有大片上好良田（其中有数百亩水田）外，在龙潭桥、樟树湾亦有为数可观的水旱田。他的坐骑是一匹枣红马，颈上挂有4个铃铛（一般大户人家的坐骑颈脖上只挂有一个铃铛），刘乡绅每当看课、收租、议事回家，从不远处传来的铃铛声中，其家人和周边邻居都说道：“四老爷回家了!”那种有钱、有田、有势的傲慢扬在风中......
在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卵翼下，发育出的是地主豪夺农民土地。农民只得失去土地沦为佃农，而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地主过着收租、役奴、不劳而获的生活。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有的打长工，有的打短工，有的佃田交租，过着无法温饱的生活。地主锦衣玉食，在十里八乡拥有话语权、治理权，他们定租、定税、赋徭、赋役，掌握乡规民俗，驱使多数农民为其耕种，而多数农民在生产之外，还得兼做挑夫、出脚力、抬滑竿、赶骡马，维持生计......
1949年，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边城人民获得解放。在随之而来的土改运动彻底砸碎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边城农民分得了土地。而在此后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化运动，土地收归集体所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家庭年产责任制”、“土地个体承包制”为主体的新型土地所有制和使用权关系确立。广大农民再一次从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中解放出来。边城热烈高歌，一时，家家户户有了相应数量的土地数十年的使用权。他们惜土如金，争分夺秒的挥汗劳动，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丰收年景。创造了百年未有的富庶奇迹，而今，边城山民家家丰衣足食......回想上世纪中叶至1978年代，在人民公社化时期20多年的集体经济时代，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边城人民与天斗、与地斗，大兴水利建设，围垱修渠，高山引泉，开荒造田，一时，红旗漫卷，山河沸腾。红岩河、柳林河、干沟河、洛溪河、洈水河畔的大型转轮水车日夜提水，拖拉机、抽水机，马达声日夜轰鸣。向高山要粮、向山坡要粮、向湖泊要粮，以粮为纲，备战备荒，那是怎样的一幅壮丽图景。晨曦里，夕阳下，炊烟缭绕，喜看稻菽千重浪。打谷场上，老牛拖着带楞的石磙，悠然转圈，农人扬起木制的掀板，向空中抛洒，扬起沉甸甸的谷子，微风吹开秕谷和空壳，半圆形的“月牙”晾在银白的禾场上。风车吱嘎吱嘎，钢筛凌空飞架......入夜，一挂印斗打上白色的灰记，留下神圣而庄重的界限，这是集体的粮食，人民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背后，是孩子们的欢笑，社员们的期盼。就这样，春风绿了，盛夏热了，秋风涌起，冬天来了，年复一年，人民公社给边城人民以平等分配的原则，给富人与穷人同样的注脚，那是理想的社会，还是被斥为“荒谬”的年代，历史自有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