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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影响东亚各国已有千年之久，当人们追溯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时，绝不可能绕开的一个成果就是《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现存最早的传统中华医学著作，分为《灵枢》《素问》两部分。该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  《黄帝内经》 关于《黄帝内经》最早的记录出现在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中，《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黄帝内经》被收录于“医经”中，原文记载“《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根据西汉刘歆的《七略》删改而成的，可见在刘歆之时，已有《黄帝内经》之名。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刘歆在整理书目时为此书命名的。  班固像 事实上《黄帝内经》准确的成书情况已不可考，古人常尊古而贱今，著书立说多借上古名人的由头，以期著述能被更多人阅读传播，《内经》冠以“黄帝”之名，也有这个原因，这就导致难以追寻书本的源头。对其成书时期的推测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大致来说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成书于先秦时期。 晋代的皇甫谧，宋代的林亿、高保衡等人都认为，像《黄帝内经》这样的医学巨著，非通晓智慧的圣贤大智不能为之，所以必定是黄帝所作。但这一观点没有论据支撑，因而并不为大多数学者认同。 其二，成书于战国时期。 宋代的邵雍、程颢、司马光、朱熹 ，明代的桑悦、方以智、方孝儒，清代的魏荔彤等古代学者，多持此种看法。他们将《素问》与战国时期的其他著作对比，发现有很多相同的用语。其次，《史记·扁鹊传》中提到的医理与《素问》的内容相似但更为朴素，而《史记·仓公列传》中提及的医理则比《素问》更进步，由此推断《黄帝内经》应是扁鹊以后、仓公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最后，从文体来看，先秦之文多作韵语，而《素问》中韵语的文字特别多，这也是一个依据。  扁鹊画像 其三，成书于西汉时期。 明代郎瑛从夏禹时仪狄造酒的传说和“罗”出现于汉代等证据推断《素问》产生于西汉时期。 现代中医学专家刘长林、吴文鼎等人也持这种意见。他们认为，《黄帝内经》的篇幅在当时而言可称巨著，其完成必定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巨大的人力物力，战国时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西汉的社会环境则好得多。其次，《黄帝内经》在书名和思想内容上与“黄老学派”的密切联系，而西汉正是黄老学派的鼎盛时期；再者，《史记·仓公列传》记述了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接受老师公乘阳庆传授给他的十种医书，其中没有《黄帝内经》，说明《黄帝内经》当成书于此之后。  淳于意画像 事实上，结合各代学者的观点和今人的考察，如今大家公认的看法是，《黄帝内经》并不是由一个作者完成的，也不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完全写成的，它是多个作者跨越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集结而成。其雏形大致应出现于战国，此后又在历代不断被加入新的内容，从而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黄帝内经》。 除去上文提及的论据，还有更多的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中用的“黔首”一词，是战国及秦代对国民的称呼，而《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的“相傅之官”和“州都之官”则是曹魏时期出现的官名。又如《灵枢》中的《阴阳系日月篇》有“寅者，正月之生阳也”句，说明此篇应成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0年）颁布太初历之后。而《素问》中一些篇章用干支纪年，采用干支纪年是东汉之事。  太初历 如此种种，皆证明正如元末明初医学家吕复所说：“《内经》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黄帝内经》是现存最早的传统中华医学著作，对后世中医学的理论和实务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它引用了约50余种古文献，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并首次将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建立了中医学临床规范，成为中国传统科学中探讨生命规律及其医学应用的系统学问； 它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打好了结构框架，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医也被称为“岐黄之术”。书中提到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就已经是预防医学的理想； 它还影响了其后的中医经典，如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等。  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 而今，《黄帝内经》与《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一起，被列为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且名列首位。它不仅是一本经典医籍，也是学医者必读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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