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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头母亲往返于县城与老家——为了陪读。说是陪读，母亲初中毕业，并不能辅导我的功课，主要还是做饭，照顾起居。 姐姐上高三时候，母亲就来到了马岭。我们租住在一个院子里，但主要适用范围还是正房那三间。卧室搁着一张床，墙上挂着日历，窗台上搁着雪花膏，客厅摆着一张桌子，左边的房间地上摆着一些苹果。我那时候上初中，周六周日就来到这里，周日下午再从这里出发。院子里绳子上晾晒着表姐给我的一条牛仔裤，洗了怕不干，我一遍遍换个方式晾晒它——于是，口袋下呈现一条褶皱，我拿热水瓶在上面滚来滚去——想要烫平整，无果，我就带着那褶皱去上学。周日下午，母亲喊我去市场街卖药——母亲那时候天天挖地里的一种草（能卖钱，有药用，但极廉价），摊开晒在院子里。要下雨了，并且也攒了不少了。母亲好话说尽（卖了钱给你买饼干点心好吃的），我还是不想去，怕撞见同学。母亲开始央求我了，我还是不去。母亲怒了，说白养你了，打了我，我俩都跪在地上，她使劲地拉拽着我的衣裳，我最终去了。可我躲闪着，只怕遇到同班同学。好像也并没有遇到，后来买的点心我也吃着无味，那是最对不起母亲的一次。 后来，姐姐没有考上，复读两年，母亲没有再去伺候她。反倒是我，我转学到了县城三中，小小年纪住在宿舍，后来家里怕我睡不好，又觉得住宿费贵了，就让我寄居在远房亲戚家，人家一家五口睡在楼上温暖的被窝里，我的床搁在楼下楼梯口，黑暗的房间，还搁着一个尿桶。路灯光照进来，房间里空无一物。有天吃坏了肚子，淋着大雨跑出去拉在马路上。平时我的那张床就是人家歇脚的地方，又黑，衣服可以随便往上扔，人可以随便往上坐。我搁在枕头边的熟菜他们家的小孩还经常偷吃。父母就谋划着赶紧到县城租房，终于有一天，母亲来了。我高兴地蹦起来了，我有个家了。每天放学可以回家吃饭，夜里可以和母亲睡在一个屋子里了。我上课也分了心，下午一放学就赶紧跑去了。是在学校后面的村子里，下房朝东的一间。屋子里搁着火炉，夜里还要将它提出去。案板放在窗口处，母亲经常擀面条。每回放学，我就大喊着，饭怎么还不熟啊！你整天也不知道忙啥哩，饭都做不好。咋又是凉拌菜，不能炒点菜吗？房东看不下去了，说我不懂事，等一会儿不行吗，怎么老是对母亲大喊大叫。你妈多不容易啊。我却一直没有改掉那个坏习惯，经常地大吼大叫，事后又觉得愧疚，说上几句道歉的话。清晨要上早自习，母亲早早地起来，烧馒头，煮粥，切菜。我书包里还搁着热乎乎的烤馒头片。那一年，母亲将鸡全部给了表姐，养了几十年鸡的鸡窝从此空了。母亲放心不下家里，主要是地里。隔三差五就要回家去一趟，锄地、上化肥、播种、收割……母亲不舍得一块钱，大概每回都是从出租屋跑到车站，她从不是空手，捡拾的瓶子，人家不要的东西，回来时候又是大包小包，面粉、萝卜、南瓜。每回来来回回都是好几个麻袋。我从不知道她有多累。夜里睡觉，她总打呼噜，但母亲的呼噜我从不厌烦，仿佛呼噜声使我安心。我们下午五点放学回家去吃晚饭，然后再回去上课，母亲怕我耽误功课，想着给我送饭，我怕她头发花白惹人笑话，坚持说我还是自己回来吃。我很不争气，没有考上县城的高中。到了陕县，又疯闹着玩，考试抄袭，半年后我幡然醒悟，说要回乡复读，母亲很快赶来，将我被褥行李背了回去。几年前，我到县城上三中，母亲头顶被褥，手里拎着大包，冒着大雨，为了省一块钱车费，走了很远的路送我去报到。 我上高三，母亲再次来到了学校附近租房，伺候我读书。仍然是下房朝东的一间，冬冷夏热。有两张床，一张大床我睡，母亲挤在门口那张小床上。很窄的一张小床，母亲臃肿的身子挤在那张床上，我未起怜悯之心，这是我的母亲，好的好吃的她都给我，我从不知道谦让。屋子里还是那个大火炉，只是外皮已经掉着漆，往外露尘土。夜里抬出去，早上抬出来，母亲像几年前一样不断搬动着那个沉重的铁器。有时候夜里火灭了，早晨母亲披着衣裳忙着生火。该除草了，该上化肥了，也要回去看望外婆。母亲奔波来奔波去。平静的日子，母亲吃完饭洗完碗，也就是宏泰超市即将关门的时间，赶去超市，秤边一袋碎饼干，地上筐子里几个发黑的香蕉，坑坑洼洼的苹果，一两个处理的菠萝，母亲提回来，菠萝自己拿小刀削——怕人家削得太过分，苹果大块大块削掉，留下好的，使我粗茶淡饭之间有些调剂——味蕾中多一点甜。那年头母亲常常凉拌白菜菜心，吃着倒是爽口，但也许是因为没有什么油水，我患上了便秘，夜里放了学常常躲在厕所，母亲早已睡熟，喊着还不回来。村里有个男孩家里在街上卖电脑，母亲常常去和那男孩的妈妈说说话，也算是缓解了一些寂寞。包子铺打过几天工，又累又热，没有干下去，那时候母亲才40出头，却比同龄人老十多岁。 姐姐和我先后考上大学，去了外地。再也不需要母亲陪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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