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荆将军忆三年“铁窗”生涯和江南“忠义救国军”的覆灭

张开荆将军

军旅往事

张开荆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紧接着又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我当时在黄埔军校学习，由于叛徒出卖，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被投入广州南石头监狱，度过了一千二百多个日夜的铁窗生活。

这个监狱地处珠江南面的一个小岛上，四面环水。牢房是座二层楼，四个角有四个炮楼，监狱四周布满了铁丝网，有警察看守。每间牢房面积大约只有五六平方米，关着八个人，晚上翻身都十分困难。监狱厕所很少，常常吃拉都在牢房，臭气熏天，跳蚤虱子竞相吮血，昼夜难眠。伙食更是糟糕，每天只给吃两顿红糙米和霉米做成的混合饭，菜是老黄瓜、烂菜帮子、酸臭的豆芽，无油少盐。饭菜极不干净，里面麻绳头、老鼠屎、大绿虫什么都有，很多人得了胃肠病、软脚病和肺病，几乎每天都病死二三人。

每晚反动当局都要杀人，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熊雄就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下。这些革命者不屈不挠，昂首挺胸地走出牢房，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英勇赴刑场。一千多名工人纠察队队员全部壮烈牺牲。革命者可歌可泣的高大形象，为我树立了楷模，引起了我对人生意义的深思和对真理、信仰的追求，坚定了跟共产党走，推翻旧中国的决心。

艰苦的生活、残酷的折磨、严刑拷打，没有把我们吓倒。敌人越是害怕革命，我们革命到底的信心越坚定。1928年春季，经广东省委批准，我们成立了狱中特别支部，郭成荣任支部书记，上官显等同志任委员。为了开展斗争，支部分化瓦解狱警，利用个别有爱国之心的看守人员给传递情报，保持同广东省委的联系。

狱中卫生不好，支部就组织领导全体难友为扩建厕所、改善卫生条件，进行静坐斗争。终于迫使反动当局为狱中难友修了二百多个粪坑。为要求改善伙食，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绝食斗争。

一天中午，伙夫又抬来猪糟混合饭，老远就传来酸臭味，实在令人恶心。饭桶抬入各间牢房，谁也不去盛饭，都高喊：“我们是人，不吃猪食！”一场绝食斗争开始了。党支部一边通过党员做群众工作，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一边又派出代表同反动当局交涉，提出：（1）要切实而不是虚伪地改善伙食；（2）开办卫生间，给病友看病，重病号开脚镣；（3）允许看书学习。这三条有一条不答应，我们也决不复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难友们团结一致，斗争到底。第三天，反动当局怕把事情闹大，无可奈何地答应了我们的全部条件。

第一次绝食斗争的胜利，更加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我们秘密地编成小组，公开以学习文化的形式出现，把广东省委秘密送进来的贴着数理化书皮的革命理论书籍拿出来阅读。牢房里又黑又暗，我们就借小窗口射进来的微弱光线苦读。巡警过来，我们就大声开玩笑、闲谈，狱警走了，我们就悄悄地开展讨论。革命理论象灯塔照亮了我们的心。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积极做好了越狱前的准备工作．学会了开脚镣，并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残害狱中战友，我们绝食；敌人不改善卫生条件，我们也绝食；敌人限制我们读书，我们还绝食。总之，我们以绝食为武器，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迫使敌人不得不向我们作些让步。

一次次绝食斗争，使反动派胆战心惊，更加紧了对我们的监视和迫害。他们到处搜查、审讯，妄图找出地下党组织。在斗争艰苦卓绝的关键时刻，狱中党支部决定对狱中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对个别胆小怕死和出卖革命的不予登记，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我和郭成荣、上官显等同志，再一次进行了登记。那时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砍头不要紧，信念不能动摇，跟党革命到底的决心永不变。

在近两年的狱中斗争生活中，敌人采用了严刑拷打、威逼引诱等手段，没有使我们屈服。无数次的审讯，我们的口供就一条：“求学反帝，爱国无罪！”敌人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于1929年开庭宣判我和上官显有期徒刑二年，加上原先坐牢时间共计40个月。

1930年8月，广东省委利用多方关系，将我和上官显保释出狱。坐牢是对革命者的一个考验。我两年多的狱中生活，革命意志受到了锻炼，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决心更加坚定。这是我永生难忘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节节溃败，苏南广大地区沦陷。当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都是军事要地。在这些地方，日寇驻有重兵，既是日寇向华中内陆进犯的战略后方，又是实行南进妄图灭亡中国的枢纽地带，也是日寇进行经济掠夺的中心。日寇控制了这个地区．掠夺大量的人力、物力，实行“以华制华”。由于苏南地区的战略地位，所以它是日寇、国民党和我党三方必争之地。我们在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就象一把利剑插入敌人心脏。

“忠义救国军”实际上是日寇入侵上海时，国民党部队垮下来的残余武装力量，后来投靠、效忠日寇，充当汉奸、伪军，对当地百姓烧杀掠抢，无恶不作。

根据党中央关于“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的指示。1941年组织派我到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任参谋长。司令员是谭震林同志。

一天，我们一行五人，在谭司令的带领下，戴上礼帽、墨镜，穿上长袍，化妆成商人的模佯，黄昏时出发，通过敌占区，到游击区去。当我们来到常熟城门时，哨兵见我们几个人就高声喝道：“什么人？有良民证吗？”我们泰然自若地掏出良民证。哨兵见我们一副商人打扮。挥挥手就放我们过去了。过了常熟城，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禁不住笑了起来。在那时到敌占区去，常常要化妆蒙骗敌人。当晚，我们在“董浜”秘密联络点上，见到了“江抗”的主任吴仲超、副司令何克希等同志。经过了解才知道，“江抗”只有两个支队，共计不到五百人。“忠义救国军”则有两个司令官，一个叫赵北，掌有三个团，约五六千人，在日寇面前吃得开；另一个叫马乐鸣，带兵约两千人。两支队伍加在一起有七八千人。他们经常向我抗日游击区“扫荡”，江阴到常熟这一带几乎被他们蚕食完了。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整训，决定打出去，扩大游击区。一天，我带着一支还不到三百人的队伍，向“忠义救国军”的占领区港虎镇挺进。这是一个只有七八家的小镇子，后靠一座高山，村前有条两丈多深的大沟，沟上架着一座独木桥，两边都是开阔地。当时我带着三个连，一个连放在沟的左边，一个连放在桥边，身边留下一个连，作为预备队，另抽一个班在港虎镇放哨。拂晓前，敌人派来五名侦察员，当场被我们抓获三人，其中一个是营长。经过审讯，了解到赵北的三个团，除少数留家外，全部由赵北亲自带队开来了，约有二干余人。

在敌我兵力相差十倍的情况下，这一仗怎么打？这一带群众基础薄弱，自然环境又不利于我们，我当即决定，同敌人打近战、防御战。我向全支队宣布了作战部署，作了战前动员，战士们磨拳擦掌，决心以最小的代价消灭最多的敌人。

天刚蒙蒙亮，敌人队伍果然气势汹汹地向我们扑来。敌人远距离开枪，我们不予理睬，只管听响。当敌人接近前沿阵地30米时，我一声令下，步枪、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敌人死尸遍野，有的跑到沟里藏起来，有的往回跑。跑到沟里的敌人，我们近距离射击，真是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战斗从天亮打响，一直打到下午三点钟，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冲锋，使他们受到很大伤亡。在敌人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又派出一个连迂回到敌人的屁股后面去打，敌人以为我援军来了，便丢盔卸甲仓惶逃走。

当天晚上部队原地休息。第二天，二支队赶到，我们让俘虏兵带路，追打赵北的残部。我们靠夜战、近战、连续战斗，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很快消灭了赵北的部队，继而又消灭了马乐鸣的部队。至此，猖狂一时的赫赫有名的“忠义救国军”被全部歼灭。（李贵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