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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何为钉马掌？就是在马蹄上钉马蹄铁，天门俗称“钉马刹”，荆州方言谓之“打马掌”，这里泛指给骡、马、驴、牛等牲口钉马蹄铁。马蹄，俗名马脚，马脚趾端的表皮变形物，由坚硬的角质层组成，也泛指马的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马、驴、骡、牛等牲口是重要的货物运载工具，这些牲口的脚掌在行走、奔跑的过程中角质层长期与地面摩擦和雨水浸泡，容易加速磨损和脱落，造成行走困难，人们给马钉马掌，让马穿上铁质的“鞋子”，增强抓力，便于奔跑、行走和劳役。钉上马掌后，马蹄的角质层依然会缓慢生长，造成畸形，影响行走，因此需要定期铲马蹄子（像人剪脚指甲），修剪平整后再重新钉马掌，所以这个行业非常重要。 马蹄外部主要由蹄壁、蹄底、蹄叉组成，属于角质化的结构，没有血管，这就是给马钉掌时马不会感到疼痛和流血的原因；马蹄内部有骨骼、关节和神经敏感系统，蹄缘是蹄子与牲口的皮肤相连无毛的部分，宽约0.5厘米，呈半环形，钉马掌时，铁钉不能逾越这道分界线。由于这道分界线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全靠钉马掌的手艺人在实际操作中灵活掌握。 马和骡子的马蹄铁相同，一般厚约0.8厘米、宽约1.3厘米，与马蹄的形状相当，呈半环形，每支马掌上有6个腰子形的钉孔，呈左右排列，每边3孔，部队军马的马掌一般为8孔。驴子的蹄子稍小一些，其驴掌(蹄铁）也相应小一些，每支驴掌的钉孔为4个，左右两边各2孔。牛也可钉掌，但是牛的每只蹄子分为两瓣。这里面还有一个神话故事。相传牛和马的蹄子很早以前是一样的，都没有分瓣，有次玉皇大帝让神牛去凡间传达圣旨，让凡人一天吃一顿饭，洗三次脸。当牛来到凡间，看见田间饥饿劳碌的农民，不忍人间的现状，于是临时篡改了圣旨，让人们一天吃三顿饭，洗一次脸，这样一来可乐坏了凡人们。事后玉皇大帝知道牛篡改圣旨，为了惩罚它，就用刀把牛蹄子分成了两瓣，这样牛走起路来就很痛很痛，速度也没有马快了。给牛钉掌时，牛蹄的两瓣分开来单独钉掌，牛的蹄铁比马掌薄一些，所用的铁钉也小一些，一般在生活与生产中，给牛钉掌比较少见。 铲马蹄子，除了师傅要有一定的力量，还要有相当的技巧，须格外小心。得将马系在牢固的木桩上，马见了陌生的人靠近，大多会惊恐不安。这时主人在马的前面一手握着缰绳，另一只手轻轻地拍打着马的额头，同时口里发出“吁（yū）……”安抚着马儿。钉马掌师傅左手捉起马蹄，让马蹄搁在一张特制的凳子上，右手拿起铲刀，并用胳膊夹住铲刀的把柄，用力修剪马蹄。马是动物，动物的天性好动，人在铲马蹄子时，需时刻警惕马蹄蹬来蹬去，防止铲刀误伤自己的左手或其他部位（如大腿）。马掌修剪完毕，钉马掌师傅挑选大小与马蹄相当的马掌，用铁钉将马掌固定在马蹄上，如果马掌的大小与马蹄匹配稍有不适，使用铁锤敲打即可。 钉马掌使用的铁钉长约4厘米，是铁匠铺打制的一种特殊铁钉，其钉帽呈扁形，大小比马掌的钉孔稍小一些。当铁钉顺着马掌的钉孔钉入马蹄约2厘米后，钉尖还得沿着蹄壁斜着出来，随后用顶铁（或称靠铁，钉马掌使用的一种专业工具，长约20厘来、宽约4厘米、厚约2.5厘米，上宽下窄、上厚下薄，下端成一钩形）抵在钉尖处，随着铁锤在钉铆处有节奏的敲打，顶铁恰到好处地顶在钉尖处，让钉尖在外力的作用下，逐渐挽成一个好似妇女头上的发髻，俗称“挽簪”，然后使其倒扣在蹄壁边沿，这样既加固了马掌，又能方便下次更换马掌时取出旧铁钉，而且旧铁钉不会残留在马蹄里。当铁钉将马掌固定在马蹄上后，钉帽正好嵌入钉孔，或略高出钉孔一些。钉铁钉也是一门技术活，如果钉入马蹄过浅，钉尖便斜着出来，马掌不牢固，极易掉落；如果钉入了马蹄的内部结构，马蹄则会出血，轻者致伤，重者危及生命。 无论是铲马蹄子还是钉马掌，遇着性子烈的马，不是围着木桩转圈圈让人无法靠近，就是前咬后踢，使人招架不住，没有十八般武艺揽不了钉马掌这活儿。既便这样，从事这一行当的手艺人，平时小伤小痛是家常便饭。我父亲是一名钉马掌的手艺人，也曾被一匹骡子踢断过两根肋骨，卧床达三月之久。钉马掌这一行当，既要有扎实的功底，又要有安全防范意识，因其特殊性，很多人不愿学习，因此从业者寥寥无几。 我父亲小名张金苟，出生于1930年，早年得传于祖上铲马蹄子手艺，时常穿行在乡间豆腐坊及搬运码头，给牲口铲蹄子（当时他还不会钉马掌）。1958年，全国大办钢厂，父亲被生产队抽调到荆门市南桥镇开挖矿石，用作冶炼钢铁的原料。矿石除一部分靠人工挑运外，大部分由骡、马、驴等牲口运输。工地上聚集了各地的民工，运输车辆络绎不绝，人们挥舞着马鞭喊着号子，人声鼎沸，热闹无比。由于路面全是石子路，牲口的蹄子极易走坏，每天都有因蹄子磨损致伤的跛驴瘸马被调换下来，严重影响矿石的远输，给牲口钉马掌就成了当务之急。 这次大炼钢铁中，工地人员除了荆门本地人，其余皆为荆门周边各县所抽调的人员，工地上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因急需给牲口钉马掌，于是天门（县）有关部门将李爹爹与女婿杨伯伯抽调到荆门南桥钉马掌。当时牲口众多，他俩忙不过来，指挥部经大队干部谢义发同志推荐，让我父亲从矿山上撤下来，给李爹爹和杨伯伯打下手。常言道:从师不如访友，访友不如“偷艺”。父亲是个有心机的人，他细心观察李爹爹翁婿钉马掌的一铲一锤，以及每一个细微动作，琢磨钉马掌的技术要领。父亲有时也向他俩请教，但他俩总是三缄其口，不透露只言片语。父亲凭借着基本功和领悟力，基本上掌握了钉马掌技术。后来，大炼钢铁失败，父亲从荆门南桥回到家中。 1963年，生产队实行承包副业，让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外出务工。父亲自忖在荆门南桥学到了钉马掌技术，于是自告奋勇地和生产队签订了副业承包合同，来到天门城关姜店钉马掌。姜店位于原天门大桥南约700米处，是南北交通的一个要道。当时天门河还没有修建天门大桥和天门船闸（天门大桥1968年动工、1970年竣工，是连接镇区南北两岸和天（门）、皂（市）、荷（包湖）两公路的纽带；天门船闸桥位于竟陵西段天岳公路上，为钢梁结构，1970年动工、1971年竣工，是天门船闸的配套工程和沟通南北交通的重要桥梁）。天门河两岸航运码头众多，如生资仓库码头、瑞兰码头、邱家巷码头、张公碑码头、义水关码头、鸿渐关码头等等，航运业务十分繁忙，于是天门城关搬运站和城关陆运站应运而生。搬运站负责将船上的物资搬上码头，然后进入仓库，这一过程俗称“起坡”，旧时搬运工人大都靠人力肩挑背扛，这一苦力活称作“箩行”、“挑箩行”。 物资入仓后由陆运站负责安排车辆将货物运往天门各地，当时由于机械运输非常有限，陆运站只有为数不多的几辆汽车，牲口运输占主导地位。因当时天门大桥与天门船闸桥尚未修建，驶往马湾、干一的马车，需在小板镇过拉（扯）渡船，然后驶往目的地；驶往岳口、横林、麻洋的马车需在姜店过拉渡船后，分别到达各地。为了避免牲口南北两头跑，陆运站于是在姜店的对河两边，设有分站，并分别建有马房。原天门大桥通车后，两个陆运分站以及马房合并，地址位于今天门市人民医院附近的东方大酒店旁边，同年，城关搬运站与城关陆运站合并，统称为天门装卸运输总公司。为了更好地调配马匹运输，原来陆运站旧址设为其分公司，人们仍习惯称之为陆运站。 陆运站旧址（作者拍摄） 父亲正是看中了姜店独特的地理位置，将钉马掌的场地选择在那里。跑运输的牲口众多，天门城关当时仅我父亲一人从事这一手艺，因此生意十分兴隆，从早到晚牵着马匹等候钉马掌的人群络绎不绝。父亲虽然干得热火朝天，但他的手艺还欠火候。手艺好的匠人钉的马掌，牲口一般能行走20～30天的路程而不掉马掌，而父亲钉的马掌，隔三差五总掉掌，而且钉的马掌有时铁钉没对准方位将牲口钉伤，以致耽搁了运输，人们怨言不断。天门城关的铁匠铺对打马掌不熟悉，打出的马掌难以达到标准，给父亲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让父亲焦虑。在焦头烂额之际，父亲忽然想到了皂市镇上的李爹爹与杨伯伯，于是备上礼品北上皂市，寻求帮助。李爹爹毕竟与我父亲相识一场，他老人家有着北方人的质朴与豪爽，对我父亲道:“不砍大树无柴烧。”让父亲去随县（今随州市）找包一忠师傅购买马掌，并为父亲写了一封介绍信。 父亲离开皂市前往随县，经打听找到了包师傅。包师傅是一位铁匠，不仅镰刀斧子等工具打得好，而且马掌打得在随县也小有名气，备受周边县市钉马掌师傅们的青睐。包师傅也是一位爽快人，见是李爹爹介绍而来，不但将马掌卖给了我父亲，还安排既能钉马掌也能打马掌的夏定凯、夏定国两兄弟与钦春如师傅一同前往天门，协助父亲钉马掌。父亲不虚此行，非常高兴，便挑了马掌带领他们三人乘车回到姜店。三位师傅来到姜店后，一边协助父亲钉马掌，一边支起打铁的炉膛打马掌，干得热火朝天。可是好景不长，后来因分账不匀，干了几个月后，三位师傅离开了天门。 父亲考虑再三，决定再赴皂市，请李爹爹“出山”。父亲一生最大的优点是仗义疏财，敬重老人。当时李爹爹虽年过花甲，但身体非常硬朗。在父亲的恳请下，李爹爹与杨伯伯一起来到了姜店，父亲对他们好烟好酒款待。李爹爹负责“指手画脚”，偶尔做做示范，父亲每天所得的收入与李爹爹对半平分，杨伯伯单独钉马掌，其收入归他自己个人所有。在李爹爹的亲自指导下，父亲的技艺有了很大提高。李爹爹见父亲为人厚道，谦虚好学，平日里除了指导父亲钉马掌外，还给他传授了防治牲口疾病的经验以及验方。李爹爹将他一身本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父亲，让他在牛马行内名声鹊起。李爹爹与我父亲因钉马掌而结缘，姜店的合作让他们成为忘年之交，我父亲也与杨伯伯义结金兰，情同手足，两个家庭建立了深厚友谊，时至今日仍有联系。 今日姜店（作者拍摄） 转眼到了1970年，生产队的干部见我父亲钉马掌收入可观，对他“另眼相待”，唯独提高他一人所缴的副业款，父亲十分气愤，便回到生产队干了10个月的农活。在此期间，城关陆运站将杨伯伯和他的长子杨雄光（出生于1949年）留在陆运站打马掌、钉马掌，每人每月工资60元。这年年底，父亲因习惯了在外面自由散漫的生活，受不了农村清苦日子的煎熬，终于向生产队妥协，回到了他的老“根据地”——天门姜店，继续做他的钉马掌手艺。当时天门城关除了杨伯伯父子俩在陆运站钉马掌外，再无他人与父亲争“饭碗”，因此生意仍然兴隆。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同时考虑到祖业传承，于是让我年仅16岁的大哥辍学当学徒。 见我父亲在姜店干得风声水起，我的几位堂叔、姑父以及舅舅曾分别来到姜店，一方面协助父亲钉马掌，另一方面想学习这门手艺，但我父亲认为带的徒弟越多，将来同行之间的竞争会愈激烈，担心他的5个儿子长大后没有“饭”吃（手艺饭），只是让这些亲戚给打个下手，如递递铲刀、捉捉马蹄以及买菜烧饭等，并没有教给他们太多的技术要领。那时给一匹马（骡子）钉马掌（四只蹄子）的价钱是2.8元，驴子钉马掌每头1.8元，除去马掌的成本约一元钱（驴子的马掌成本相应少一些），每头牲口钉马掌的净利润大约1.5元，给每头牲口钉马掌所花费的时间约20来分钟，也就是说，父亲每小时能净挣5元钱。当年他曾有一天钉马掌的流水账高达72元，除去成本、房租与生活开支，能净赚30多元。那年月木工、油漆工、泥瓦匠等手艺人干一天活的工钱为2元，父亲与这些手艺人的收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亲在姜店打拼了几年后，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于1972年回家盖了新房，添置了家具，并让年幼的我们都穿上了新衣裳。父亲开始有些飘飘然，他花90元钱让裁缝做了一件纯皮羊毛大衣，年底当他头戴雷锋帽、身穿这件纯皮羊毛大衣回家过春节时，让村民们羡慕不已，也让父亲得瑟了好一阵子。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父亲的得瑟，人们知道他赚钱了，于是产生了嫉妒心理，生产队便每月轮留安排社员到姜店给父亲烧火做饭，名义上是做后勤，实际上是监督父亲。父亲小名金苟，社员们每当轮到自己去姜店，都说到天门城关“淘金狗子”（发财的意思）去。生产队在1971～1973年的三年时间里，将父亲的副业款从开始的每年500元逐年加码，最后猛涨到3000元，1973年年底，父亲实际缴纳副业款2800元，当时生产队社员的一个工分约0.2元，2800元能抵14000个工分！相当于四个全劳力干一年。后来卢市区区公所知晓了此事，让宣传干事在宣传栏上画了一幅嘲讽的漫画，图中画的是一只大肥猪将屁股微微撅起，猪尾巴甩得老高，寓意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翘上了天。 1974年，天门县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所有小商小贩禁止经营，外出承包副业的人员被全部招回生产队，我父亲和大哥回了老家，杨伯伯父子也回到了皂市农具厂。这一年另一位钉马掌的手艺人黄伯伯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黄伯伯出生于辛亥年（1911年），他的父母没多少文化，当初给他取名时依出生年取名黄辛亥，黄伯伯读私塾时被老师改为其谐音——黄兴汉。黄伯伯年长我父亲19岁，天门市杨林街办事处费湾村人，他早年在湖北省当阳县（市）赶牲口，长年与牲口打交道，也会钉马掌。黄伯伯虽有妻子，但膝下并无儿女，在他63岁时，夫妻俩从当阳回到了天门。黄伯伯在当阳赶了大半辈子牲口，闲散惯了，回到费湾村后，受不了生产队的约束，经常吵着要外出自谋生路，因他俩是孤寡老人，生产队拿他没办法，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他自行其事。我父亲与杨伯伯各自回到当地后，天门城关己无专业钉马掌的手艺人，黄伯伯于是在原天门大桥南边不远处的中窑场（也称窑货垸）钉起了马掌。 窑货垸旧址（天门大桥南，作者拍摄） 杨伯伯父子俩回到皂市后，陆运站的牲口由城关兽医站（地址位于姜店）的医生负责钉马掌，这些兽医平时给牲畜看个病还行，钉马掌却并不内行。1975年的上半年，陆运站将黄伯伯请到站里，指导兽医钉马掌，待遇为月工资37.5元，另加每月24元的补助，可是到了下半年，黄伯伯每月的补助款被停发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他妻子在协助钉马掌时，被牲口踢断了两根肋骨。为了给老伴治病，黄伯伯花了不少费用，但陆运站付了部分医疗费后便不再理会，黄伯伯在讨要医疗费与营养费无果的情况下，愤而离开了陆运站。陆运站对黄伯伯的出走也非常恼怒，于是给黄伯伯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求他不得在天门城关镇内（天门市区）钉马掌。迫于无奈，黄伯伯后来将他原来在中窑场钉马掌的地址，迁到了汉北一桥的西边（汉北一桥的西边属黄潭公社管辖，桥的东边属城关镇管辖）。 今日汉北一桥（谢端平拍摄） 黄伯伯离开陆运站后，城关兽医站的医生没有师傅指导，钉的马掌质量达不到要求。1978年，陆运站领导决定，将我大哥作为特殊行业的手艺人调过来，给陆运站的牲口钉马掌。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还没结束，承包副业仍被禁止，陆运站于是致函合丰公社（1987年，老家划归净潭乡管辖），要求借调我父亲与大哥。陆运站经理吴在德亲自来到我家，给我父亲和大哥做思想动员工作，在吴经理的恳切相邀下，时年22岁的大哥成为陆运站（天门装卸运输公司）的一名非正式职工，期待有朝一日农转非。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市场经济的活跃，大哥和许许多多的时代弄潮儿一样，毅然离开天门装卸运输公司，前往荆州打拼，寻找新的钉马掌场所。 此时的荆州为地区行署，所在地江陵县，毗邻省辖市沙市，两地依傍黄金水道长江，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著名的轻工业基地。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催生了运输业的发展，其运输除一部分机动车辆外，畜力车运输仍占重要地位。大哥来到荆州后，凭借自己过硬的手艺打出一片天地，迅速占领了当地的钉马掌市场，并在荆州东门外通往江汉石油学院方向的三岔路口开了钉马掌档口。 1981年上半年，老家还未分田到户（同年年底实行责任田），仍然实行人民公社集体制，因政策放宽，父亲再次承包副业。虽然父亲有心重操旧业，但因无钱购买马掌，难以东山再起，于是在家捕鳝鱼，一把铁锹、一张鳝鱼钩、一个鱼篓，便是父亲的全部家当。为了捕得更多的鳝鱼，父亲的足迹遍及老家附近的沟渠及堰塘，但收入甚微。后经人介绍，父亲不辞劳苦远赴洪湖汊河镇，继续捕鳝鱼。他的双腿长期浸泡在水中，导致两只脚都泡烂了，双手也患上了皮肤病，其痒无比。因惦念我大哥，父亲决定前去荆州探望。那是夏天的一个中午，父亲从洪湖市乘车到达荆州东门外，找到了我大哥钉马掌的地方，此时大哥因口渴刚好到附近商店买饮料去了。父亲将目光扫视了一下钉马掌的场地，一条熟悉的凳子映入视线，这是一条短而窄且上面钉了皮条的凳子，是我家专业铲马蹄子的凳子，他确定此地钉马掌者非我大哥莫属。当大哥从商店买好饮料返回时，打开瓶盖正欲喝上一口，见一个邋邋遢遢的老头正在场地打量钉马掌工具。但见这老头头戴一顶破草帽，身穿一件褪了色的短袖上衣，裤筒微微卷起，且左右高低不一，脚穿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牌胶鞋，皮肤黝黑，满脸胡子拉碴，背着一个蛇皮袋，提着一个旧鱼篓，面对如此熟悉的身影，令大哥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父亲吗？是那个曾经身穿真皮纯羊毛大衣、头戴雷锋帽威风凛凛的父亲吗？是那个1973年年缴副业款2800元、绰号“金狗子”的父亲吗？大哥正在诧异间，父亲对着叫了声:“超儿（张继超），我总算找到你了。”大哥听到父亲的呼唤，丢下手中的饮料，立马上前将父亲一把抱住，此刻父子俩泪流满面。父子团聚后，大哥将父亲留了下来，让父亲在自己的场地钉马掌，他则骑着一辆驮有马掌及钉马掌工具的自行车，穿行于荆州与沙市的各个码头以及每一个搬运站，联络需要钉马掌的客户。这年底，大哥回天门与大嫂完婚，婚后大哥将他们的新家安在了现在的天门市侨乡开发区接官社区，荆州的生意则交给父亲打理。 作者大哥和他的钉马掌工具与马掌 1982年，年逾七旬的黄伯伯因年事已高，告别了钉马掌这一行当，他后来买了一头给牲口配种的公驴，干起了他的配种业务。俗话说:“拉不完的京山，塞不满的天门”。京山据其地理优势，物产丰富，天门属江汉平原，资源短缺且人口众多。京山与天门两地相连，交通便捷，由于天门发展迅猛，京山所产的木材、石灰、石膏、石头（石子）、水泥以及粮食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天门。农村实行责任田后，一部分剩余的劳动力从田间调剂出来，有的购买牲口赶起驴子板车跑运输。天门西线包括天门至石河、钱场、京山，以及天门至渔薪、多宝、沙洋等地的两条主线，且运输业繁忙，也是牲口比较密集的地方，于是我大哥从荆州回到天门后，便在天门药材大厦旁边钉起了马掌，后迁至西门油库（原天门石油总公司，今西塔寺加油站）附近。不久皂市的杨伯伯也来到位于城关西门的农机公司附近重操旧业——钉马掌。虽然杨伯伯与我大哥相隔不远，但跑运输的牲口川流不息，他们两个人的生意彼此兴隆。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二哥高中毕业后趁在家务农的空闲时间，多次来到天门向大哥学习钉马掌技术。1983年元旦，学有所成的二哥前去荆州接替父亲钉马掌，顺利完成了新老手艺人的交接工作，父亲退居“二线”，回老家打理责任田以及照理家务。二哥的手艺得到大哥与父亲的倾囊相授，加上他勤学苦练，兢兢业业，且为人和善，在荆州得到了人们的好评，并收获了爱情。1986年，二哥与二嫂在荆州小北门外五台村喜结连理，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如果全面谈及天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钉马掌历程，不能不提到另一位钉马掌师傅——吴月清，他是天门市长湾社区人，其年龄与我大哥相仿。吴师傅早年参军，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骑兵连，在部队期间，吴师傅接受过钉马掌的技术培训，他后来也经常给连队的战马钉马掌。吴师傅退役后回到家乡种过地，也经营过各种小本买卖，但还是放不下在部队学到的钉马掌手艺，1986年，在我大哥帮助下，吴师傅在原天门大桥的南边开始了钉马掌，为天门南边跑运输的牲口提供了方便。 时光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汽车运输成为主流。为了美化城市的环境，加快建设文明城市，牲口被禁止进入所有城区主干道，牲口数量逐年锐减，给钉马掌这一行当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杨伯伯在80年代末告老还乡回皂市去了，我大哥和吴师傅的生意也一落千丈。他们艰难地维持着这一行当，一边钉着马掌，一边在附近打些零工。进入21世纪，牲口数量更少，除靠近汉江边的张港、岳口、麻洋、多祥等地的码头仍有少量牲口外，其它地方很难见到踪迹了，钉马掌的艺人们被迫转行从事其它的工作。我大哥成了一名搬运工人，吴师傅经营起了一家蜂窝煤加工厂，如有极少数牲口仍需钉马掌的，需电话预约或等待他们下班后进行。远在荆州的二哥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他凭借着对牲口的熟悉，先后在荆州、武汉等地的游乐园及训马场当过专职的马匹看护员。 2016年，在我大哥60岁生日之际，二哥给他写去一封情真意切的贺信。信中除了叙述兄弟情谊外，也讲述了我家几代人钉马掌的经历，同时也回顾了整个天门钉马掌这一特殊行当的历程，信中沉甸甸的文字后面，既有对老一辈钉马掌人的敬仰与怀念之情，也有对从事这一行当的同仁们在业务上兢兢业业的礼赞，更有对时代的讴歌与对生活充满挚爱的情怀。不幸的是两年之后，二哥在给荆州市沙市区一私营老板看护马匹时，突发脑溢血，虽经医院抢救，仍没能挽救他的生命，三个月后二哥不幸病世。二哥把他自己宝贵的青春乃至生命，献给了钟爱的钉马掌行当，那年二哥年仅58岁。 作者二哥写给大哥的信 时过境迁，李爹爹、杨伯伯、黄伯伯以及我父亲，这些老一辈钉马掌的手艺人皆已作古，我大哥和吴月新师傅也年近七旬，他们早已告别钉马掌这一行当，在家安享晚年。曾经的钉马掌手艺人，从手艺传承人变成了这一行当几近消失的见证者。那搁置在杂屋间锈迹斑斑的钉马掌工具，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以往的故事，那精湛的钉马掌技艺，以及有关牲口方面的丰富知识，封存在他们的脑海，沉淀在人们的记忆里，让人们永远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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