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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字数：2105 字 预计阅读时间：5 分钟 值此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了亲历改革开放事业的办公厅老同志，请他们讲一讲“三服务”工作服务改革开放的故事，愿这些在波澜壮阔改革进程中的点滴缩影，对大家有所裨益。
我是搞理工出身的科技人员，1960年，我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在包头的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十几年后，调回北京。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觉得搞文件也好，接触科技人员也好，中央机关里总要有少数熟悉科技的人。就这样，1982年，我调到中南海，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工作。 党的十三大前，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撤销，我们科技组几个人合并到了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从那时起到我退下来，就一直在这里工作。 那时我们的工作大方向是为中央领导服务，其中一项主要工作是服务中央会议，为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工作会议等起草公报、起草会议简报快报、作会议记录，我感觉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从事这些工作，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和自豪感，同样作记录，这里和其他地方就不一样，人生的价值发挥得不一样。 我们当时的第二项主要工作是完成领导同志交办的任务。领导同志交办什么事情，我们就积极地去完成。比如，有人反映一件科技方面的事，领导批示我们去调查一下，看看怎么回事。我一接到这样的批示，就感到责任很大。 开展调研是我们服务中央领导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对我来说，这么多年里，感到影响最大的就是关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40年里影响较大的一件事，因为这个调查，产生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也就是中国首家国家级高新区。这是一种新的模式，当时在国外已经有科技工业园了，但要把经验移到我国来，还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北京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到现在全国已经有100多家高新区。
20世纪80年代“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说到对中关村的调查，最早是因为1987年11月，新华社记者发表在内参上的关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报道。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看到后，作出了批示。我是调研室科技组组长，所以，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家宝温又把材料批到我这里。于是我提出搞一个联合调查组，去调查一下。 我的意见报上去后，得到了领导同志的同意，我们就组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一共有七家单位，除了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外，还有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委和海淀区政府。 联合调查组组成后，经过两个月的调查，最终形成了一篇调查报告，名字叫《“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报告中我们建议：“把中关村地区作为我国科学工业园区（或新技术开发区）的试点，同时制定一个支持科技企业的地方性法规，在中关村地区试行，然后向全国推广……” 报出调查报告那天已经是星期六，下午都下班了，我还没走，就在电话旁等着。果然，大概六点半时，家宝温同志来电话说他已经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了，还说，“我改了一个字”，接到这个电话后，我回家吃饭。周一上班时，我接到家宝温同志秘书的电话，说中央领导同志有一段很长的批示，要安排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讨论。
刊在《报日人民》1988年3月12日第1版上的调查报告 这个报告一共有8000字，后来全文刊发在《报日人民》上。如果你们现在到中关村科技园去看展览，一定会看到这个报告。当时这个报告是报给中央的。我是科技人员出身，写报告一定要很规范，报告下面还有十几个分报告，分报告下面还有一批材料来作支撑，就像一个金字塔，这些内容后来我们编了一本书，叫《希望的火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当时我的一位同样搞调查研究的朋友开玩笑说：“老于啊，你这个调查报告给我们搞调查的人树了一个很高的标杆，以后的人想超过恐怕难了。” 报告安排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讨论。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是中央领导同志，我本来没有资格参会，但它的秘书组就设在我们调研室，秘书组的同志告诉我说，“是讨论你们的报告，你去听一听吧”。 结果第一次开会议程很满，这个报告被放在最后，我有点担心时间太短没有什么结果，可是直到散会时也没讨论到。这样就在1988年3月7日这天又安排了一次，这一次时间比较充足，大家都发表了很多意见。最后，中央领导同志作会议总结，指出科技工业园这个事很重要，要马上做，不能耽误了；这个事涉及方方面面，就交给北京市办，中央部门一律开绿灯；这是个新事情，不要着急，中关村先办，几年以后其他地方再说。 1988年3月9日，家宝温同志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意见，联合调查组各部门包括北京市的负责同志都来了。家宝温同志叫我也去。传达完意见，北京市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北京市制定出文件后要不要报国务院？第二个问题是，将来这项工作筹办时是不是中办也参与进来？最后，家宝温同志对北京市的同志说：“你们搞出文件后还要报国务院批……这个事情就由你们办了，我们中办就不参加了，但是我要补充一条，你们以后有什么文件，多一份报给维栋同志那里，我们这掌握一下情况。” 就这样，到了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政府报告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并给予18项优惠政策，试验区正式诞生。 这就是体制、模式上的创新，属于制度层面的成就。现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年，伴随着这个进程的是不断创新，而各类创新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党的理论层面的创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是我们取得各项成就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把我们的改革开放同苏联当时的改革开放作一个对比，就能看出我们党的理论体系更重要、更珍贵，作为党的工作者，我感到自豪。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相信新一代的共产党人会做得更好，中国这个国家一定是有希望的。 （本刊记者杨宪东、王泽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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