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潘博山、潘景郑昆仲继承了祖父潘祖同“竹山堂”全部藏书四万卷外，还四处寻觅“三松堂”失散的版本书，曾收回十之二三，其他如曹元忠的“笔经室”、莫棠的“铜井文房”、孙毓修的“小绿天”等旧家藏书，都为他们所得。这时藏书已有三十万卷，为潘氏藏书之最。潘氏藏书从三松堂到滂喜斋、竹山堂，在私家藏书史上，可说是达到了高峰。
景郑先生由于家学渊源，又得名师传承，自幼就在训诂、版本目录学的海洋中遨游，一草一叶，一圭一贝他都可随手采撷，他的老师有二：章太炎、吴梅，都是学问大家。据景郑先生自己说:“弱冠以还，略识为学之径途，余杭章师(章太炎)，诏示经史之绪，霜厓吴师(吴梅)导游词曲之门。”所以景郑先生才有如此学养功底。
景郑昆仲不惜工本地收书，1919年秋天，吴县书市曾出现了一部宋蜀大字本《后山居士文集》(后山指宋诗人陈师道的号)二十卷，由于纸色晦暗，大家都以为是明代的翻刻本而没有价值。景郑昆仲却慧眼别具，竟以二百元收下这本集子。此集字大如钱，字体古朴浑厚，用黄麻纸印刷，上面刻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因此他们将“竹山堂”改为“宝山楼”，作为深藏珍品之意，该套文集成为镇库之宝。著名学者傅增湘从北平南下，曾到吴县潘宅借赏，惊喜地认为:“盖不特为海内孤行之本，亦实为后山集传世最早之编。”其后他们又陆续购得《明弘治本后山集》《蒋子遵手校弘治陈后山集》，使“后山集”更为完整，景郑先生对三集又各有跋语。
在“宝山楼”的收书中，景郑昆仲怀着一番爱国情怀，很看重明末史料的收藏，因为在光绪末叶，朝廷腐败，外敌人侵，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尤其是南明史。景郑先生对明代史料常有评述，对南明爱国志士的情怀有所赞颂与共鸣。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向苏州，常熟虞山藏书家丁初园的遗藏散落狼藉，为他手辑的《河东君轶事》(河东君即柳如是)也已流落市场。先生发现此书后，虽然国难期间，家境困难，但还是“斥饼金得之”。并且在《轶事》后写了跋语。因为先生认为柳如是虽然身陷花街柳巷，但却能深明民族大义。陈寅恪先生作《柳如是别传》时，大多依据丁初园的《河东君轶事》。
在景郑昆仲的书库中，还藏有柳如是尺牍及诗集《湖上草》。此外钱牧斋的集子也有多种，但在景郑先生的跋语中，对钱牧斋的评论却不如对柳如是那样赞扬备至。先生忠奸分明，通过藏书题跋能直言抒发爱国之情，严词斥责奸邪之说。他在《校明抄本〈南迁录>》跋语中对“桧之议和，亦为国计”等语义愤填膺地说:“读此史者，当反复深思，勿为邪说惑其志行，变乱史事，自欺欺人，终为识者所齿冷耳！”这几句话，虽然是出自一位出身簪缨世家、文质彬彬的学者笔下，但却是一声唤醒广大读者的呐喊，是作者的民族自觉。
抗战时期，景郑先生为了不作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顺民”避居上海租界，和他的妻舅顾廷龙先生携手于合众图书馆，仍为整理版本目录而埋首苦研。他们俩在合众图书馆合作编著了《明代版刻图录初编》。此书收罗了明代所刻书籍，分为十二大类，书后加以说明、图录，直到今天仍是唯一的一部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来介绍明代版刻的书籍，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景郑先生非常热爱这项工作，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此吾版本图录之作，所由梦寐向往……”
当时的藏书家都是从文物价值出发，重视宋元刻本。而景郑先生和廷龙先生都认为:“惟朱明(明代)承先启后，继往昭来，传递之迹，有所踪寻，而其精粗高下，尤足以觇文献之盛衰。”正如廷龙先生后来回忆编辑此书的目的时说:“日本侵华，劫去大量文物古籍，为防万一，使后代能有搜寻明代史料踪迹的工具书。”他们的看法是明代史料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来说，有承先启后的价值，所以，他们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要编成此书，让后人对明代史料有迹可循。只有保文化，才能报国家。
解放后，景郑先生和廷龙先生一起由合众图书馆到上海历史文献馆。在这一时段内，景郑先生着力于古籍版本的鉴定，还编了很多专题目录，有新意、有特色。如编《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石刻分类目录》，景郑先生首先提出将石刻分为十六类，如此分类，令行家感到既合理又明晰。上海图书馆为景郑先生开拓了更专业的文化天地。由他对古籍做鉴定，编目录，他神游其间，独有情钟。早在1971年，景郑先生就曾参与了清盛宣怀档案中的钓鱼岛资料整理。1978年，上图古籍组，为配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准备工作，在廷龙先生的指导下，先编辑《善本书影》，因而必须要从众多的善本中挑选宋元明清刻本和抄稿三十种，其中挑选和《简说》工作主要是由景郑先生所完成。从酝酿到看样本仅用了一个星期，可见他的敬业精神。
WG后，景郑先生被评为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又被任命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顾问、《词学》编委。编中国善本目录是上图的一大工程，他也是这项大工程中的主角之一。为了编好这本书，他默默地竭尽全力，一编二十年。在编书过程中，全国大批善本需要重新审阅登录，因而集中了一批年轻人，廷龙先生与景郑先生、凤起先生一起尽力教导他们，有心要为上图培养一支能担负起整理古籍、文献的文化专业队伍，当代版本目录学专家沈津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情不自禁地颂扬他的老师潘景郑，“绝不恃才傲物，顾盼自雄”，相反的是“功成不居，劳不矜功，一片冰心在玉壶”。
景郑先生可谓著作等身。他著有:《说文古本再考》《日知录补校》《词律校导》《词选笺注》《图书金石题跋》《寄沤剩稿》；编校辑成的有钱牧斋《绛云辑题跋》、毛晋《汲古阁跋》、沈复粲《鸣野山房书目》、马瀛《金香仙馆书目》等；还与顾廷龙合编《明代版本图录》，参与廷龙先生主编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史子部门的编辑；辑佚书一百余家，题为《著砚楼佚书》；景郑先生晚年得幼子家武的帮助，搜辑丛残，编成《著砚楼书跋》，著砚楼是景郑先生的个人藏书楼名。
自1949年后，景郑先生即将宝山楼的余藏善本佳椠,以及清代缙绅录朱卷等献给了上海图书馆。后又将所存六朝、隋、唐墓志，六朝造像，宋辽金元经幢，汉砖汉瓦百余种，以及唐代井栏的拓片等统统捐赠给苏南文管会。而“字大如钱”的《后山居士文集》已归入北京图书馆。宝山楼藏书大部分已入南北图书馆和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