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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期 60】孟德斯鸠:法与气候、地理有着怎样的关系?

 襄子的箱子 2023-01-05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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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历史的转身

都在风中徘徊了很久、很久

这是【西方大通史】第 380 篇文章

启蒙时期】第 60 篇文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还提到了法与气候、法与历史以及法与地理的关系。他可能是最早提出“地理决定论”的人,但他并非只是将地理作为唯一一个决定文明的维度。他只不过是借此来表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由上帝的意志计划和决定的,而是由自然界本身的原因决定的。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可能你之前没有听说过“地理决定论”,亦或是对其知之甚少。要知道,地理环境只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孟德斯鸠的一些说法不必当成真理,当成一种观点即可。(实际上,任何人的说法都只是一个观点)

在谈到法与气候的关系时,孟德斯鸠认为,寒冷的空气会增加人体纤维末端的弹力,有利于血液从这些末端回归,而心脏的力量与人的勇气和自信成正比的关系,所以北方人由于皮糟肉厚,对于快乐的感受性比较低,就会显得不那么闹腾。而南方则相反,由于炎热的气候导致那里的人比较萎靡,性格也比较懦弱,对于快乐的感受度就比较高,容易沉迷享乐。

气候不仅影响个体的性格,还会影响整个民族的习惯和宗教风俗。孟德斯鸠就用印度炎热的气候来解释佛教教义的产生,我们都知道,佛教是比较佛的,经常劝导人们看开。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印度所处的热带气候 导致了印度人精神萎靡,因此自然会相信静止和虚无才是万物的本质,因此,他认为,佛教的思想是不大可能在自然状态下在北方传播开来的。

再者,孟德斯鸠又说,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划分界限的,正是气候。比如喝酒,伊斯兰教有明确教义,是静止喝酒的,因为他们大都生活在炎热的气候地区,因此禁酒才是必须的,免得让人们沉迷享乐,都不想努力工作了。而禁酒在北方就不太行得通,因为北方人经常要用喝酒来驱寒。

比如欧洲,南部主要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传统的天主教,而在宗教改革之后,德国、荷兰、英国、瑞士等相继脱离了天主教大家庭,转入了新教教派。孟德斯鸠认为,因为新教国家都处于北方,因此,比位于南方的天主教国家更需要劳动,而南方也更注重娱乐。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提起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我们第一印象都是这地方好玩,意大利和西班牙虽然搞经济不行,但玩起音乐来还是很溜的。而一提起德国与英国,我们第一反应是,去这里上学不错,因为这些国家发达,经济是数一数二的。

虽然一个民族生在哪是天注定的,但统治者依然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与规划使得环境气候对本国人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孟德斯鸠认为,一个民族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气候、宗教、法律、先例、风俗和习惯等其中因素的相互关系,只有气候是人所不能改变的,其他六个都是可以改变的。

孟德斯鸠举了中国和印度两个例子作为说明。气候越是让人逃避劳动,宗教和法律就越是应该鼓励人们劳动。但是印度的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剥夺了大部分人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样一来,所有权意识淡薄的印度人民就更不愿意劳动了。但是中国却刚好相反,中国一直以来就是勤劳的民族,有些皇帝更是亲自种地,给人民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比如汉文帝。因此,中国的统治者相对来说是明智的。

伏尔泰在谈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带有一种好感,他推崇当时的清朝,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制国家。显然,伏尔泰并没有来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很多都是表面,来源于来往传教士们的美化,甚至在很多时候刻意用中国来“借中讽法”。孟德斯鸠也提到了中国,虽然他和伏尔泰一样,也没来过中国,但态度却相反。他在谈到专制的时候,特别专门开了一节用来讨论中国。

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是地地道道的专制政体,它的原则就是恐惧,靠棍棒来统治。皇帝与统治阶层与其说在为政,不如说是在管理一个全国性的大家庭。尽管中国有传统儒家、有礼教、也有道德习惯,但孟德斯鸠在判断其为专制政体的时候,着眼于权力的分配以及运作方式。他甚至认为,礼教虽然维持着中华帝国的和平,但却败坏了中国人的道德。显然,孟德斯鸠的语气有些激烈,他说中国人在生意上并无诚信可言,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他说,在斯巴达,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孟德斯鸠又说,中国虽然有暴政,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中国的人口将永远繁殖下去,并战胜暴政。简而言之,中国的很多土地环境,需要人们勤劳种地才能维持下去,因此这也给了统治者一定的边界,不至于到为所欲为的地步,从而使执政手段也变得温和。

在法与宗教上,关于这个话题的论述,孟德斯鸠放在了全书的最后一章,这在当时来讲是挺奇葩的,因为一直以来欧洲社会都是宗教至上的政权,前人谈论诸如此话题的时候都是把宗教的因素放在开头,而孟德斯鸠却没有这么做,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内心对宗教的态度,至少在与法律的关系上,宗教并不重要,反而是最可以忽略不计的。

孟德斯鸠反对教会,反对神学,但他并不反对宗教,相反,他提倡宗教自由,认为法律和宗教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他不主张革命,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为法国谋一条出路,虽然在其中也不乏对当时教会的嘲讽与不屑,但我们要清楚一点,一个人反对坐在位置上面的那个人,并不代表他觉得那个位置就是错的。

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两年之内加印22次,但后来还是被当局者列入了禁书,因为法与宗教在最后一章。

简而言之,孟德斯鸠并不是希望通过演绎推理来立法,而是认为,每一个地方,亦或是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习性,应当尊重各地的特殊情况。

1755年2月,孟德斯鸠病逝,临终前,他说:“上帝是伟大的,人是渺小的。”

埋葬他的时候,狄德罗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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