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艺术家、南开大学教授杜滋龄先生 暮秋时节，在北京朝阳区百子湾一处幽雅的住宅小区里，记者按响了著名画家杜滋龄家的门铃。几年未见，年近古稀的杜滋龄鬓发染霜，鼻梁上架了副金丝眼镜，精神依然矍铄，却显得更加斯文和儒雅。步入杜滋龄画室“点墨斋”，一面长近三米的大画案从窗口一直延伸到入户门附近，案上摆放着文房四宝、成卷的宣纸和尚未完成的新作；靠墙的红木橱柜上，珍藏着主人多年积累的碑帖字画、美学经典和中外名著，壁上则悬挂了多幅画家自己的得意之作，一股浓郁的瀚墨气息扑面而来。从落地窗向外望去，绿草如茵，树木葱茏，花卉绚烂，不禁暗自思忖：真是画家的一块风水宝地呀！ 在当代中国画坛，杜滋龄是一位风格独特、成就斐然的画家。他的写意人物画深得中国画传统美学中“以形写神”的精髓，技法兼具南北人物画之长，又自成一家，形成浑厚华滋，豪放洒脱的绘画风格。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他又不倦探索，表现题材更加广泛，用笔用墨更加浑厚自如，更注重绘画的精神内涵，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花甲始得造化魂”。 杜滋龄有位擅长书法的父亲和一个喜欢画画的哥哥，家庭的熏陶为他从事绘画事业创造了良好氛围。初中毕业时，杜滋龄的绘画水准已非同一般。他试图叩响中央美院附中的大门，却因家庭出身问题落榜，这是他人生中遭到的第一次打击。但他并未因此沉沦，经过招工考试，他成为天津荣宝斋画店的一名学徒工。在水印木刻的组稿过程中，他接触了齐白石、徐悲鸿、吴作人等大师的原作，这为他熟悉和把握中国画的技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他人生中第二位老师马达的出现，又使他有机会进行了系统的素描基础训练。三年后，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到他，他被调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三位老师郭钧。郭钧向父亲一样，从思想上、业务上呕心沥血地关心他、培养他，他也兼收并蓄，像海绵吸收水分那样，在人类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邀游。国画、年画、宣传画、连环画、水粉画，他无所不画；又刻苦研究美学经典、画史画论，从丹纳的《艺术哲学》，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到唐诗宋词、曹雪芹和鲁迅。从这些古今中外的经典中，杜滋龄深入探讨了人的外部形象与内心世界的关系问题，为他今后的水墨人物画创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1961年，经郭钧推荐，杜滋龄有幸结识了著名人物画家叶浅予先生。后者在看了杜滋龄的速写习作后，欣然收他为徒。这是杜滋龄的第四个老师。 叶浅予在中国美术界德高厚重。他的舞蹈人物形神兼备，简炼概括，极富动感。他多次叮嘱杜滋龄，要“七分观察，三分作画”，锻炼在生活中敏锐的观察和捕捉能力。“叶浅予是对我指导最多的导师，他不仅使我提高了艺术素养，还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 经历了十年浩劫，在农村“改造”期间仍未丢掉画笔的杜滋龄，迎来了他艺术上的第二个春天。1979年，他考取了浙江美院国画系人物画研究生，导师便是浙派人物画代表之一李震坚，这是他的第五位老师。此时他已38岁。这是杜滋龄绘画艺术发生嬗变和突破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为艺术的繁荣发展开创了空前宽松和自由的氛围，有利于艺术个性的张扬；另一方面，在李震坚的指导下，杜滋龄在解决人物画的造型和笔墨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那时起，他的作品开始强调笔墨的内涵，以及南北人物画技法的交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和个性。 杜滋龄成名于上世纪60年代，早期创作以报刊插图和连环画为主，代表作有《李双双》、《盐丁儿》、《铁木前传》等。80年代初期，杜滋龄在浙江美院研究生班研究中国水墨人物画技法期间，曾赴云南、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写生，创作了一些画风清丽婉约的作品。1983年，杜滋龄首次到青海藏族聚集区写生。雄奇博大的西部风光、魅力独具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粗犷质朴的人民，像磁石般强烈吸引着他。仿佛一夜之间，他找到了最适宜水墨画表现、最适宜张扬自己艺术个性的载体。 这首题画诗，是杜滋龄在雪域高原上有感而发，即兴写就的。这里海拔三四千米，空气稀薄，环境恶劣，而世代繁衍于此的藏胞却性格豪爽、刚毅，“高原红”的双颊绽开着纯朴迷人的微笑；雄浑高亢的歌声仿佛源自天籁；而五彩缤纷的藏女服饰，更显示了对美的追求和憧憬……正是这些原生态的民族风情，点燃了画家灵感的爆发点，令他一次次将艺术视角聚焦在这片神奇的土地。 你看那峻岭、莽原、弥漫的风雪，人与自然环境，与牦牛、骆驼、马等动物相依相存的关系，不仅十分入画，而且有利于处理大面积的黑白关系，取得粗犷豪放、大气磅礴的艺术效果。在这些边塞风情画中，他大胆借鉴中国山水画技法，将干裂秋风的渴笔与润含春雨般的泼墨糅合在一起，以画山石的皴法，表现牧民的刚毅古朴，以干涩遒劲的笔墨表现藏袍的粗砺质感。 在杜滋龄的边塞风情画中，表现西北少数民族生活的部分，很容易令人联想起绘画大家黄胄的风格。杜滋龄虽未拜黄胄为师，却神交已久，以画为师，从其笔墨技巧中受益颇多。他笔下表现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等西北少数民族风情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主角，如《春满帕米尔》，描绘了几位塔吉克妇女在放牧休息时，坐在草地上逗弄怀中幼儿的生动场景，洋溢着浓郁的边塞生活气息。《丝绸古道雪茫茫》中，明眸皓齿的塔吉克女郎携婴骑在牛背上怡然自得的神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丝绸古道在新时代焕发出的生机和活力。 一个画家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往往决定着其艺术的题材选择和审美取向。纵观杜滋龄的人物画，除了他最倾情的边塞风情外，凡他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均可信手拈来，落墨成画。他多次赴欧洲和南亚诸国访问，遂有《塞纳之秋》、《中东风情》、《印度老人》、《卡拉奇妇女》等描绘异域风情的佳作问世；而在诵读《离骚》、唐诗宋词等古籍时，他又常常从那些诗词的意境中，联想到古代的骚人墨客，从而引发思古之幽情。 杜滋龄对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满怀敬畏之情，几十年如一日，浸文淫史，饱读诗书，涵养美学，“不薄今人爱古人”，从古代名士身上汲取高尚的人格力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爱国诗人屈原千古传诵的佳句，体现着中国文人的理想和风骨。在《屈子行吟图》中，杜滋龄以飘逸简约的线条，表现出屈原高洁孤傲的情怀，飞扬的衣袂和飘零的枯叶，正烘托出人物“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唯有一灵均”的凄凉心境。在读诗圣杜甫的诗作时，杜滋龄深为诗人忧国忧民的人本主义情怀所感染，不仅画了杜甫像，又赋诗一首寄托幽思——“清夜滴滴伴酒声，灯下杜诗转时空。兵车尘埃听哀叹，石嚎村里泣幽咽。丽人曲江飘香风，不堪回首秋风屋，千年悲泣坎坷事，万事绝唱是圣诗。” 《伯乐相马图》则以焦墨描摹出马的风骨，伫立一旁的伯乐双手倒背，凝神观察。寥寥数笔，境界全出。从中可见画家对物象高度的提炼概括能力和娴熟精到的笔墨功夫。其它如《庄周梦蝶》、《昭君出塞》、《李白诗意》、《钟进士像》等，人物形象各臻其妙，栩栩如生，抒发了画家对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及其代表人物的热爱和景仰。 2001年，杜滋龄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主任职位退下后，摆脱了繁杂的行政事务和教学工作，仿佛又回到青年时代求学若渴的状态中。心沉静下来，求知欲陡增，又开始博览群书，进一步丰富和提升自己的文化底蕴。尤其近几年，在研究山水画时，杜滋龄特别关注近代大家黄宾虹的画论和画作。学习他如何用笔用墨，以及作画切忌“舞、涂、抹”的告诫。观杜滋龄的新作，多以积墨法为之，用笔用墨不求“帅”，而是增强画面的厚度和张力。他将黄宾虹的精辟论述“艺术流传，在精神不在形貌，貌可学而至，精神领悟而生”奉为圭臬，并在自己的绘画实践中身体力行。 积墨法是杜滋龄近年经常采用的造型手法，在他笔下，无论人物的面部还是衣着，均以不同浓淡、不同笔触的墨色，反复渲染而成，既强化了物象的结构，又增强了画面的厚重感。在注重笔墨的同时，他还在水与色之间寻到了灵感，利用水在宣纸上的无穷变化，使作品的气韵更生动。他还爱用秃笔、硬笔、宿墨、焦墨和颜色的交融，营造出种种特殊的肌理效果。如作于2008年的《建设者》，描绘的是建筑工人在施工间隙，吸烟小憩的情景。画家以多次渲染的墨色，表现工人风吹日晒形成的紫铜色脸膛和坚硬结实的肌肉，更以挥洒不羁的大写意手法，渲染出人物身上的工装，整个画面充满粗犷狂放的阳刚之气，十分契合作品的特定题材和主题。作于2009年的《光明使者》，使人联想起近年来频发的矿难，以及全社会对生产安全问题的忧虑。画面上，一群煤矿工人正扛着工具，或整理着衣帽，其中一个年轻人还摆弄着手机，仿佛正向家人报平安。画家以同样粗粝狂放的笔墨，渲染了他们沾满煤灰的手、脸和衣服。从矿工们松驰舒展的神情中，我们对人的生命和尊严有了一定保障而感到欣慰，同时对这些“光明使者”产生由衷的敬意。 “六十始悟造化魂”，生活中的杜滋龄，生性朴实厚道，为人低调，并无大艺术家身上的那种霸悍之气，不善言辞，不爱炫耀，又忌虚浮。他像一个艺术的苦行僧，不舍昼夜，不惧寒暑，义无反顾地向着他艺术的理想王国和最高境界前进。甘南牧牛场速写之一 68cm×45cm 2001年烟云雾霭的水墨构成 61cm×48cm 2011年 国清寺 43cm×50cm 2015年母与子 166cm×92cm 2015年丝绸古道上的歌 124cm×136cm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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