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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中国历史上人口分布的形成和变化是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的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也会起不同的作用。 1 自然条件 除非受到外力压迫，人类主观上总要寻找自然条件最舒适的地点生活。即使在原始社会，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一般也都具有地势适中，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而疏松，植被良好但不过于茂密，近水源又足以趋避洪水这样一些条件，这从一些主要的文化遗址可以证明。因为适宜的生活条件比最低生活条件要高，而只有在适宜生活条件下人口才不仅能绵延，而且能增殖繁衍，逐步形成人口稠密的地区。 从春秋战国至西汉末年，人口稠密区都处于海拔200米以下的华北平原以及海拔不超过500—600米的关中、成都、南阳、运城等盆地或平原上，其北界不超过北纬41度，南界不超过北纬30度。这是因为当时的气温比现在略高，这一范围内的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活。当时这一区域内的河流、湖泊比今天要多得多，利于灌溉和航运，也利于水量的调节。冲积平原的土壤肥沃而疏松，黄土冲积平原尤其适合用简单的工具来开垦。它的北方因气候寒冷，粮食作物的生长期太短，可以供养的人口有限。它的南方大多数地区还过于湿热，容易发生疾疫，不宜人类居处。加上原始森林或湖泊沼泽遍布各地，土壤黏性太大，在铁器工具还不普及的条件下难以开垦。山河的隔绝和地形的崎岖也限制了外来移民的进入。 在这以后，气温有所下降，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变得更加适宜。铁器工具的普遍使用，也使砍伐森林、清理灌木、排除积水、开垦低洼地变得比较容易。相反，黄河流域却由于原来土壤比较贫瘠，经过长期耕种而地力下降。黄土高原因土地开发和人类居处加剧了水土流失，黄河经常性的泛滥改道对农业、交通以及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由于开发初期必须投入较多的劳力和财力，所以只要黄河流域不出现大的战乱，或者还没有出现很大的人口压力，长江流域的开发就会缺乏动力。每次人口南迁，往往会继之以乱后的回归。但当长江流域的开发最终完成后，它便吸引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的人口，其数量大大超过了黄河流域。 自然条件的优劣是相对的，人类的选择也是相对的。例如在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压力增加，条件优良的平原已开发完成，大批贫民只能涌向丘陵、山区，并且越来越深入，开垦和耕种的条件也越来越差。清朝中期，华北平原人口激增，已经无地可垦，山东、河北灾民就不顾禁令闯关东。同样，对山区或关东（东北）的开发也有一个对自然条件自优至劣的选择过程。 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例如黄河下游曾经因河道经常摆动，有大片土地人们无法定居。但在人们懂得筑堤约束水道以后，两岸就成了平坦肥沃的良田，形成了人烟密集的居民区。在海外贸易不发达或者被禁止时，沿海人口稀少，海洋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有利条件。但在对外贸易兴盛的时期以及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清朝的口岸以后，沿海就出现了大中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 2 经济条件 前面已经提到，历代的人口规模都是与当时农业生产所能提供的粮食数量相一致的。不仅如此，人口的分布也基本上是与产粮区的分布是一致的。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一般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反之也一样。这是因为运输困难，长距离运输代价更高。直到19世纪后期新式交通工具被引进中国之前，唯一经济的运输手段是水运。但由于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大多由西向东，贯通南北的极少，一般仅适用于东部平原地区和中部一些河谷盆地。但从秦汉以来大多数时代粮食的需求区是在北方或西北，对这种逆向输送，水运不是无能为力，就是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除了边防的军事要地、政治中心等特殊需要外，绝大多数人口都就地或就近获得粮食供应，消费与产地不会离得太远。在发生供求矛盾时，为了减少粮食运输的困难，宁可让人口向粮食靠拢，如常常将灾民临时安置到粮食富饶地区。如唐朝在关中受灾时，由皇帝率百官、百姓到东都洛阳就食。 与农业相比，商业、手工业对人口分布的作用要小得多，明、清之前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商业、手工业的存在离不开劳动力和消费者即人口这个基本因素，只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和农产品才会对商业和手工业产生需求并提供发展的可能。手工业的大部分原料如丝、麻、棉、漆、油、粮、木、竹等都是农副产品，又需要从农村获得多余的劳动力，一般都以在产地就近生产为主，而以产品运销外地。所以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地区一般也是农业发达、人口稠密地区，仅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政治中心稍有例外。部分以矿物为原料的重工业如陶瓷、冶炼、盐业等固然不能远离产地，但成品的运输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所以产地的分布也不会离消费者太远，否则就难以长期存在。当然手工业中的奢侈品和工艺品如珠宝首饰、雕刻摆件、贵重器皿、绫罗绣品等往往不必考虑原料产地和消费区的距离而作长途运输。但这类产品的需要量毕竟有限，产业规模不大，对人口的分布的影响至多只限于局部地区。 以商业、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其规模一般取决于周围农村能够提供的粮食数量和消费能力。但处于水路交通线上的城镇由于运输的便利延伸了它们的供求距离，扩大了它们的腹地，可以容纳较多的人口，如明清时的沿运河城镇，而陆路交通线上的城镇就缺乏这样的条件，山区的城镇更是如此。晚清时铁路、轮船的使用和近代工矿业的兴起开始改变这种关系，但由于新式交通和工矿业的数量有限，且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对全国的影响还不大，因而中国的人口分布基本上还是以农业为基础的。 3 政治条件 首都和地方行政中心需要并能吸收较多人口，但行政中心的确定也不得不考虑粮食供应这一基本条件。如东汉建都洛阳而不继承长安，宋朝以开封而不是以洛阳为首都，朱元璋一度拟定都开封或自己的故乡中都（今安徽凤阳），又不得不放弃，粮食供应的可靠性和便利程度都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建都或设置行政中心还必须考虑其他多方面的因素，有时无法兼顾这一方面。如西汉的首都长安、明清的首都北京都不能就地解决所需粮食，这就必须为保证首都的粮食供应而付出巨大的代价。明清时每遇天旱，为保证运河中的水量，就严禁沿河农民引运河水灌溉及使用作为运河水源的泉水；每遇黄河决口泛滥，为保证漕运畅通，往往不惜置黄河灾情于不顾，集中精力于维持运河。所以从全国范围来说，这样的例外只是个别现象。 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政治中心必定会聚集一定数量的官吏、学者、艺人、驻军、差役、奴仆、工匠、商人、僧尼、游民等，因此一般都较同类城市人口略多。即使是普通居民，也会受到较好的生活条件和社会优越感的吸引，较少外迁。另外，政治清明、秩序安定的地区因人口增长率略高以及能吸收较多外来人口而使人口密度相应提高。反之则也如此。但这些条件同样受粮食供应的制约，有一定的限度。 军事设施和国防要地有时不得不设在完全不生产粮食的地方，口粮只能依靠外地（甚至相当遥远的外地）供应。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不少朝代采用过屯田的办法，即让驻军或随军人员就地开垦，自己生产全部或部分粮食。实际上这还是以改变农业生产的布局来平衡人口分布。当然必定会有一些军事设施附近根本没有开垦土地和栽种作物的条件，或者因敌情严重而无法从事耕种。但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纯粹出于军事需要而配置的单位不会很多，其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是相当小的。 战争能用破坏手段减少一个地方的人口，或者迫使当地人口外迁，从而改变人口分布的格局。但是再大规模的战争总是有时间限度的，一旦成为过去，起决定作用的就依然是该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一般都会恢复原状并继续发展。黄河流域经历过无数次战乱，不少地方的人口几乎灭绝，但在战后无不一一恢复，人口数字一次次打破原来的纪录。由于破坏程度、原有基础、自然环境、政治制度、周围地区的人口压力、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条件不同，恢复的过程会长短不一，各不相同，但战争的影响绝对不是一个经常性的因素。也有的地方经过战争从此一蹶不振，或者就此湮灭，这更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或者该地本来就是凭借政治力量建立起来的，存在着难以补救的缺陷。 4 社会条件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形成了对土地，特别是对自己所耕种的土地的依赖性，在土地私有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这种安土重迁的观念再加上传统的宗族观念，使绝大多数人轻易不愿离开家园。即使遇到天灾人祸被迫流亡，一旦可能也要重新返回故乡。在“民以食为天”“农为国本”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人们普遍以农业为正业、本业，而以商业为末业、贱业，甚至视为罪恶的渊薮，因而大多数人安心于农村中匮乏而贫穷的生活，而不愿进入城市去追求商业活动带来的财富和利益。初期的手工业只是农村自然经济中“男耕女织”的一部分，只是在农业生产已经无法安排剩余劳力以及经济作物的生产形成相当大的规模时，才逐步形成专门的产业。由于手工业的主要原料是农民提供的经济作物，而庞大的人口所必需的粮食供应又制约了经济作物的增长，因此手工业的有限发展并没有动摇以农为本的观念。直到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业在中国出现之前，多数文武官员、商人业主、文人学者以至普通百姓积余钱财的主要出路还是购置田产，他们的生活基础还是在农村。 中国地理上的封闭环境和儒家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观使多数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视边疆为畏途，视异族如“禽兽”，缺乏开拓和冒险精神。中国有引为自豪的探险家张骞，旅行家法显、玄奘和航海家郑和，但驱使他们踏上征途的只是军事或政治的需要和宗教热情，而不是新大陆和黄金的吸引力。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口分布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因为战争而改变的格局往往还会恢复。南方自然条件的优势早已具备，但人口重心的南移过程却经历了几百年才得以完成。农牧界线长期固定，非到人口压力严重时不会突破。社会条件及其历史效应起着明显的作用。 人口分布重心的转移反映人口分布的另一项指标是人口重心所在。人口分布重心就是假定一个界定的区域中每个居民的重量相等，在全部空间平面上力矩达到平衡的一点。要准确测定这一点的前提是准确的人口数量以及每个居民的准确位置。这前一项条件，读者们大概都已经明白，对中国历史人口统计数来说是很难具备的，只有其中少数几个年份的人口数能大致符合要求。这后一项条件只是理论上的要求，实际上只能采取集约的方法，例如以某一行政区域为单位，以其中心点或治所作为该区的人口重心，然后用于计算更大范围以至全国范围的重心。显然，这一单位取得越小，计算结果的精度越高。但是现存的历代户口数，即使不考虑它们的可靠性，大多也是以县以上一级政区为单位的，即数县以至数十县合并计算的，所以至多只能将这一单位（如郡、州、道、路、府、省）的地理中心或治所作为该单位的人口重心。这必然与实际存在不小的差距，累积起来求出的全国人口重心误差会更大。而如果要以县为计算单位，那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还找不到这样的数据。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根据现有条件计算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重心还缺乏实际意义。 就目前已有的成果而言，以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一书中的计算最为详备（见表35）。作者是人口地理权威，计算方法自无可挑剔。但就原始人口数据的可靠性而言，只有公元2年、1393年、1840年以及1953年后的几个比较可信。根据目前的认识，1391年至1840年之间的移动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明朝除了初期以外的大部分时间内户口的隐漏都是相当严重的，而南方的户口隐漏率又比北方的要高得多，所以根据户口数计算出来的人口重心必然比实际偏北。而这一情况大致为清初的户口记录所继承，到1767年还没有根本改变。742年的数字也有类似问题。前面已经确定，盛唐时的实际人口中有约三分之一没有登记户口；尽管我们无法弄清各地在户口隐漏率上的差别，但可以肯定各地的隐漏率是不同的；所以只根据户口数计算出来的人口重心与实际人口重心之间的差距是无法避免的。 表35 历代我国人口分布重心的转移  录自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217页 在历代中原王朝直接统治区以外的地区不会产生更大的误差。原因之一是这些地区根本没有任何人口数据，也缺乏推算估计的依据。原因之二是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要确定这些地区的人口重心也更加困难。当然和上面一种误差相比，这一种肯定要小得多，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口数量毕竟有限，加上它们距全国人口重心一般都很远，所以对决定全国人口重心的位置的作用就更小了。 另外由于在利用原始资料方面的差异和测算过程中的误差，具体结果也可能不同，如唐天宝元年（742年）的人口重心，此书定为今河南省驻马店西南15公里，而费省《唐代人口地理》中定于驻马店的西北，相差40公里。 不过从公元2年至1840年（当然如果选择1850年将更有代表性，理由已见绪论），中国人口分布重心基本保持向东南移动的趋势，和前面论述的人口南北比的逐渐加大是一致的。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在1393年前的元朝中后期和明朝初年，人口分布重心还应更偏向东南，因为元代人口分布的南北比最高，元朝覆灭时有大批蒙古人北迁，而明代最初这二十几年中已经多次从江南向北、向西迁移了数以十万计的人口。14世纪中期的人口分布重心应是中国人口史上的东南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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