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宁 |力难胜任：中国远征军卫勤保障的运作与困境

力难胜任：中国远征军卫勤保障的运作与困境

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于宁

［摘要］  卫勤保障是维系军队战力的基础，深受卫勤力量、战场环境、卫生材料供应等因素的制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加紧筹备入缅部队的卫勤保障工作。入缅初期，中国远征军卫生机关尚能基本保证伤兵的及时救治与后送。随着战局突然恶化，原有卫勤保障系统运作失序，卫生机关疲于应付，不仅无法向穿越丛林的部队提供有效的防疫保障，反而损失了大量人员及装备。卫勤保障能力的羸弱与外部支援的缺位是远征军撤退途中死伤惨重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缅甸战役  中国远征军  伤兵救护  卫生防疫

卫生勤务是军队后勤保障的主要内容，有平时与战时之分。国民政府战时卫勤即“依据作战计划及阵中要务令所规定，运用各种方法，使各级卫生机关协同动作；以谋军队之保健，救治之普遍，材料之补给，转运之敏捷，而图增进我军之战斗力为目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是国民革命军建立后首次出国作战，因人地生疏，卫勤保障在实际运作中面临着诸多挑战。目前，中国远征军的相关研究聚焦于整体战略、军事作战、大国博弈等层面。关于卫勤保障问题的研究，学界更多聚焦于红十字会在缅甸开展的救护活动，而关于军事卫生机关的运作情况等问题较少涉及。本文试从卫生机关、伤兵救护与卫生防疫等角度，探讨第一次缅甸战役前后远征军卫勤保障的运作与军事作战之间的关系，借此透视各种后勤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实质。

一、入缅部队卫勤工作的筹划

1940年10月，滇缅公路重开后，确保滇缅国际交通线的安全成为中国外交政策关注的焦点。因英国奉行现实主义的外交原则，极力避免卷入中日战争，中英双方关于共同防卫缅甸问题的交涉进展缓慢。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后，国民政府决定加强滇越边境的防御力量。除将赣北前线的滇军第六十军调回云南外，蒋介石陆续抽调中央军第五、六、五十四军向滇黔、滇桂边界集结。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重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1941年7月，广西的第九集团军进驻滇南。第一、九集团军协同防守滇越边境地区。10月下旬，东条英机组阁后，日本“宣称将以全力解决中国问题”。蒋介石判断“日军如进犯云南昆明，对我危害最大”，并立即决定增强云南防务。随后，中央军陆续开赴滇境，第六军派遣一部防守滇缅公路，一部驻防滇南的佛海、车里一带，第五军则移驻昆明等地。与此同时，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即开始筹备卫勤工作，以应对迫在眉睫的战事。

首先，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着手充实滇南驻军及昆明行营的卫勤力量。11月初，进驻昆明后，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发现，“行营各处所准备作战之事大体未能照计划做到，尤其粮食与卫生欠缺殊甚”。在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的协调下，卫勤工作由昆明行营卫生处、后方勤务部及军政部军医署统筹办理。军医署协同后方勤务部卫生处负责充实兵站区、后方区的卫生机关力量，“由黔桂两省抽调15个机关前往设立，近又抽组8个，候命开滇”。截至11月底，军政部配属昆明行营兵站医院10个，收容所8个，卫生大队1个，患者输送队2个，卫生列车2组，防疫大队1个，卫生材料库2个，合计26个单位。军政部在云南有后方医院6个，重伤医院1个，卫生材料库4个，服装仓库、服装支库、军医分校、办事处、汽车连各1个。昆明行营兵站总监部先后在昆明、宜良等地成立担架兵营、汽车队、列车医疗队、伤员运送站、预备医院各1个，兵站医院、陆军医院、卫生材料库各2个。野战区的卫生机关主要由第一集团军下辖的第一兵站分监部和第九集团军下辖的第九兵站分监部负责配置。此时，驻防云南的卫生机关尽管数量众多，但其保障能力与预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预定总数须能收容5万人，而现在能收容者只1.5万人，其余调动中者1万人，其他尚无着落”。

其次，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加紧筹备入缅部队的卫勤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尚未对缅甸发动全面进攻。12月16日，第五、六军奉命沿滇缅公路开赴边境地区。为收容行军途中掉队、生病的官兵，中方决定在祥云、下关、保山、武陵各地设兵站、医院，第五、六军将在重要地点设立收容所。后因英国仅同意第六军的第四十九、第九十三师入缅，前期动员的第五、六军主力只得就地整训。尽管如此，中方仍按预定计划加紧在滇缅公路沿线部署卫生力量，以便待机随军入缅。“兵站卫生机关共38个，内抽出2个兵站医院、1个收容所归九十三师，此外调集黔滇各地配属滇缅路5个。兵员差2000余，由黔滇两管区拨补（第一、二担架兵团）。医官差70余人，必需时由军医署拨。卫生材料不成问题，惟种类不能完备耳。”

军医署及后方勤务部计划为入缅部队配备卫生汽车6组，卫生列车2组，卫生船舶4组，卫生大队2个，收容所10个，兵站医院8个，后方医院11个，卫生材料库、服装分库、防疫大队各1个，共计46个单位，可收容约1.89万人。但因种种原因，仅有37个单位可调往前线。这些单位主要由昆明行营兵站管区及黔、桂、川、湘各省的卫生机关中抽调，缺额则由军政部编组补足。根据作战需要及抽调情况，入缅卫生机关计划分批开拔。第一批11个卫生机关主要来自云南当地，包含进驻昆明的第四后方医院，第十四卫生大队，第一七六、一七七、一七八收容所，第四十七、四十八卫生汽车组；进驻曲靖的第一八〇后方医院；进驻开远的第一六四兵站医院，第十九卫生列车，以及由贵州抽调的第一九六后方医院。第二批由云、黔、桂、川、湘各省抽调18个卫生机关组成，包含第九十五、一一二、一七五、一九一、一九八、二〇八后方医院，第一五二、一六五、一九五、一九六、一九七兵站医院，第二十一卫生大队，第一六八、二〇一、二〇二收容所，第六十、六十一卫生船舶，第六十三卫生材料库。按计划，军政部增拨的卫生机关，将在1942年2月底前，开赴指定位置，归兵站接管。为弥补医护人员的缺额，后方勤务部计划由“其他不抽调的机关先行择优抽拔，但人数不应超过原编制的1/3”，倘若仍无法达到足额，卫生机关可报请“军政部向所属卫生教育机构征调四五年级学生及毕业生，并商请卫生署调用优秀医生”。

虽然昆明行营的卫生机关、人员配备不足对入缅部队的卫勤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因部队尚未大规模入缅，并且英缅当局“对于主副食、医药等有一定的准备”，中方卫勤保障存在的问题并未立刻显现。

二、缅甸战场远征军的伤兵救护

1942年1月初，日军由泰国攻入缅甸南部，至2月下旬，已逼近仰光。在英缅当局的请求下，中方以第五、六军为基础，编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赴缅参战。3月初，第五军先头部队第二〇〇师经滇西进入缅甸同古及以南地区，第六军主力则由昆明经保山向缅泰边境推进。

此前，因英缅当局对于中国军队入缅问题的犹豫不决，中方后勤机关的部署也一再延误。入缅初期，中方卫生机关曾希望利用缅甸当地医疗资源，强化卫勤保障能力，但这种想法却引起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的不满，“他们来到缅甸时，没有完善的医疗卫生组织，而且希望我供养他们。由于我自己部队的补给都极度匮乏，所以我们只能将中国人称为后勤寄生虫。”实际上，当地医院要处置大量英缅军伤病员，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时的医院床位非常紧张，挤满了伤员，很多伤者都睡在走廊上”。赴缅视察的后方勤务部副部长端木杰也发现，“医院少，容量尤然”，他据此推断远征军将面临“无病院之危险，最低限度亦必感受大恐慌”。

3月17日，林湘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兵站总监，并于21日赶赴缅甸腊戍，筹划组建总监部。后勤机关随即派遣人员入缅，考察英缅当局的卫勤准备情况。25日，兵站副监邓旭初抵达腊戍，负责调查卫生、运输、粮秣等，并将调查结果以书面形式报告国内。3月下旬，军医署署长卢致德访问缅甸，他发现密支那、八莫、棠吉等地的医疗资源与自然环境适合设立医院，如南卡姆附近的一座矿场可以改设医院，并可利用当地木材搭建简易木屋充当院舍。此外，上述地区的水陆交通也适合运送伤兵，“由曼得勒运往密支那之伤兵可循江上溯至卡他换乘火车北上，由密支那南下者亦然”，倘若他希至曼得勒的铁路无法通行时，也可利用雷列姆至希包公路运送伤兵。

后方勤务部结合前期考察报告拟定《远征军第一路兵站设施指导纲要》，对卫生勤务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如按15%的伤病率估算，约13万人的入缅部队将产生伤病官兵近2万人。中方计划将腊戍至昆明之间公路地区设为收容、疗养基地，并在缅甸的八莫、南卡姆、贵该等地布设国外收疗基地。伤运路线包含陆路的1条主线、6条副线及水路的1条线。雷列姆经曼得勒至南卡姆或昆明的伤运主线配属卫生汽车6组，卫生列车2组及荣誉军人招待所1个总队；伊洛瓦底江北段配属卫生船舶4组；包拉开至雷列姆、雷列姆至希包，各设卫生大队1个；棠吉等10处各设收容所1个；他希等8处各设兵站医院1个；八莫、南卡姆各设后方医院2个，贵该、南都各设后方医院1个；贵该设卫生材料库1个。后方勤务部提议，军政部应尽快组建卫生机关，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应与英缅当局商洽拨付卫生列车及卫生船舶等事宜。

虽然后勤部门事先已制定计划，但部分单位或是因补充人员、器材，领取经费，更换服装，耗费大量时间，延误出发；或是因驻地距离前线路途遥远，短时间内无法到达。3月下旬，仅有收容所和兵站医院各1个到达指定位置。其间，征调卫生人员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按照前期部署，军医署一方面要求“军医学校云南分校抽调第一期学生30人及安顺军医学校医科第三十期学生40人”，赴缅补充卫生机关的缺额；另一方面与卫生署协商，缺额“由滇缅公路、铁路卫生处，英国抗疟队中抽调补充”。不久，军医署又命“昆明军医第二分校抽派医科五年级学生20名，由校派员率领，用汽车输送即日入缅”。

3月下旬，兵站区、后方区的卫生机关多数尚未到达，卫勤保障工作主要由野战区各部队自行承担。第二〇〇师抵达同古后即确定：“卫生队以一部于阔色牙冈、主力于卡约开设裹伤所。野战医院于开阳冈开设之。师或团卫生队伤病者之后送，视状况依汽车输送之。”师长戴安澜也致电蒋介石称：“卫生机关应在平满纳、曼得勒各设后方医院一所，收容伤病官兵”。不久，同古守军与日军展开激战，尽管中方伤亡2000余人，但官兵士气旺盛，战力尚存。完成阻击任务后，戴安澜奉命率军撤离同古。撤退前，伤兵通过色当河大桥由师卫生队收容送后方医治。4月1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告知蒋介石称：“伤兵之救护、医药布置亦经完备。前线伤兵，先收容于叶达西，然后以卡车经一日之行程运至平满纳。在梅克提拉设有后方医院，计有病床200架，曼得勒今亦正在筹设医院中。”此时，中日双方在叶达西以南形成对峙局面，伤病员数量增长有限，现有卫生力量尚能满足伤兵后送及救治的需要。

与此同时，军医署和卫生署由国内征调的多支公益医疗队陆续赴缅，协助军方救治伤兵。3月8日，新运第六医疗队队长梅国桢与第五军军医处处长曾济仁率救护车由云南出发，途经腊戍、眉苗，抵达瓢背。第五军军长兼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委任梅氏为医药顾问，由其率部协助军部野战医院工作。4月4日，携带X光机等器材，由云南驿出发的第二批人员也抵达瓢背，并随即开展救护工作。

3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总队长林可胜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军医监总视察，亲率新组建的第〇七一、〇七二、〇七三等3个医疗队及5辆救护车，携带大量药品、医疗器械，由贵阳图云关驻地出发，途经昆明开赴缅甸。医疗队主要负责设立救护医院，收容伤员，运送药品等工作。到达缅甸后，林可胜奉史迪威之命派遣第〇七二队赴曼得勒附近，停泊在伊洛瓦底江上的“阿山姆”号收容伤兵，第〇七一、〇七三队开赴曼得勒以南的闵既协助第一七六收容所收治、后送伤兵。4月14日，林可胜致电国内：“为应缅方需要，新组第十四队。”此外，第二五三汽车队配备5辆汽车，携带爱克司克2组，检验器具1组及各项器材，也已赶赴缅甸。

其间，卫生署派遣滇边检疫所所长沈阶民率领4个医疗队赶赴滇缅，1队驻防畹町，其余3队驻防腊戍。上海医学院的毕业生也组成中缅救护队随军出征。中央医院“调派医师率同训习生赴缅甸腊戍、曼得勒等地担任伤兵医疗、预防霍乱及扑灭疟疾等工作”。

截至4月中旬，首批来自云南的11个卫生机关陆续到达指定位置。除第四、一八〇、一九六后方医院分别进驻南卡姆、贵该、八莫外，其余卫生机关暂驻腊戍，共计可收容4850人。为协调各支医疗队的工作，4月15日，卫生署副署长沈克非飞赴腊戍。

多支救护力量抵达缅甸后，按配置区域不同，任务亦有所区别。配置在野战区的新运第六医疗队负责协助第五军野战医院转运、救治伤病员。卫生列车运至瓢背的伤病员先由新运第六医疗队用救护车转往军部野战医院，待其伤势好转后，再由医疗队运往火车站。新运医疗队还协助野战医院为伤病员换药、X光透视、施行手术。梅国桢在负伤的情况下，“每晚施行手术计4至8人，X光透视均在10次以上”，“全队人员常至通宵不眠”。

兵站区的卫生工作则较为繁重。到达闵既后，救护总队的医护人员发现，“负伤官兵秩序颇为紊乱，轻伤胡乱抢换药、抢饭，并殴打看护士兵。而重伤者，则数日不得一餐，换药更属不易。”4月8日，在英方的协助下，中方使用29辆汽车将收容所的560余名伤病员及曼得勒医院的11名伤者，转运至掸邦商冈太火的土司王宫。因伤兵缺乏管理，“早到之轻伤者尽占宫中一切最优良之房间，并将宫内一切之设备、床铺、家具并为己用”。不久，曼得勒的第一六四兵站医院也迁往该地。为整顿伤兵秩序，军医署秘书陈璞倡议成立荣誉维持会。救护总队的医护人员则被分配至新成立的重伤室、重病室、手术室及4个伤兵换药组，以最大限度发挥现有医疗资源的效能。除参与救治工作外，救护总队还负责向军队医官和看护兵讲解医学知识，开设轻病门诊部，设立环境卫生工作队，改善医院周边环境卫生，筹建新病室，设计各病房床铺等工作。为将土司王宫改建成缅甸境内的模范医院，救护总队计划“宫内收容500重伤及其他重病者，宫外另建似贵阳一六七后院之病室940间，预计可收容2000名轻伤”。

战地医院住院期间，伤兵不仅受到医护人员的及时救治，也得到当地华侨的慰问和照料。3月22日，南洋华侨疏散总会（简称南侨疏散会）派委员、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第二处处长李朴生到战地医院向伤兵每人发放慰劳品1包。4月13日，南侨疏散会派常委白三江等人携带绣有“为国争光”四字的慰劳品前往腊戍伤兵医院。15日，常委吴文举等前往希包医院慰问伤兵，各赠慰劳品及缅币5盾。17日，腊戍医院新到大批伤兵，南侨疏散会又连夜赶制慰劳品千余袋送往医院。此外，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也派员赶赴曼得勒战地医院，为伤兵表演文艺节目，部分队员还为伤兵清洗伤口，换药包扎。4月底，中国妇劳总会主任委员宋美龄携5万缅币亲往缅甸慰劳受伤官兵。战地卫生状况的改善，社会各界的慰问令伤兵士气高涨。中央社、路透社记者赴伤兵医院采访时，受伤官兵“均要求于最短期间返还前线”。

根据上表可见，卫生机关的伤患来源不仅有野战区，还有其他医院。因配属的部队战况不同，造成各卫生机关之间收容的伤患数存在较大差别，但收容的伤患总数尚在《远征军第一路兵站设施指导纲要》预定的收容量范围内。

即便如此，因外部因素所限，卫勤保障工作有时难以发挥实际效能。“南孟、施恩各附近之战斗，既无兵站及野战医院之设置暨辎重部队之配属，而军部亦遥驻腊戍，英方补给又仅属口惠，……伤兵亦无法处理。”伤兵有时因无法及时后送，被迫滞留阵地。在六四二高地及吉同冈作战的第九十六师，部分伤兵“耻被敌俘，咸抱战必死、不战亦死之决心，以战场上遗下之枪弹与敌作殊死战”。因战况激烈，在前线抢救伤兵的卫生队同样面临着极大危险。按照1940年的《国民革命军各级卫生机构编制表》的规定，团卫生队应配有官4名、士12名、兵69名，共计85名。新唯作战中，仅新二十八师第八十二团卫生队即死伤39名，生死不明者29名。

三、远征军卫生机关撤退与伤兵疏散

当卫勤保障工作步入正轨之时，缅甸战局的突然恶化打乱了中方的部署。4月底，日军长途奔袭远征军后方基地腊戍，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鉴于缅甸境内尚滞留大量伤兵，蒋介石指示林蔚，伤兵应提前由卡他用车辆运回畹町。此时，原定赴缅的第二批18个卫生机关已无调动必要，被就近配置给云南省。第三批原计划共有第二十一卫生列车、第六十三卫生船舶、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卫生汽车组、防疫大队、第十七服装分库等8个单位，但除卫生汽车组抵达云南外，其余单位或尚未成立，或奉命取消任务。

其间，兵站区卫生机关奉命自行携带伤病员撤退。4月26日，第一七六收容所负责将第二〇〇师的伤病员撤至曼得勒，并计划在此搭乘医疗船逆伊洛瓦底江而上。日军飞机不断扫射撤退的队伍，不少人因此丧命，担架兵也多有伤亡。5月3日，医疗船到达八莫，重伤员被转移到第一九六后方医院。第一七六收容所经小路绕道返回云南。因战况紧急，部分伤兵或移交当地医疗机关代为照料，或被迫遗弃。由商冈太火撤退前，第一六四兵站医院将31名重伤员移交给当地土司代为照料，医院携带40余名轻伤员经小路由腾冲撤至保山。当日军逼近八莫时，第一九六后方医院仅能携带伤病员200余人一同撤离，其余病患任其自谋生路。这种情况虽属无奈，但对军心士气极易造成不良影响。

救护总队原计划将大部分伤病员由曼得勒经密支那撤回国内。林可胜率队克服敌机轰炸、司机逃散、火车相撞、燃料短缺等困难，抵达孟拱。当获悉密支那情况危急后，他决定率队及当地的第一七七收容所改乘汽车转往印缅边境。“途中桥梁常为障碍，有时须得将土填满桥身，汽车勉强通过，过孟关后雨水甚多，路面已被水冲坏，泥泞深度达二三尺”。救护总队被迫放弃车运改为步行，重伤员改由担架兵抬运。为维持必要的食物供给，林可胜下令“除必要之行李外，余物用火烧毁，以减负担，又恐食粮不敷，故每天只啜稀饭，以塞饥肠”。5月底，救护总队经过长途跋涉最终抵达印度。

由上表可见，中方卫生机关的非战斗减员所占比重较大，总计伤亡209人，失踪866人，失踪人数是伤亡人数的4.1倍。其中，负责运送伤病员的第十四卫生大队的伤亡与失踪人数是所有机关中最高的。物资损失方面，日军公然践踏国际公法，多次动用飞机轰炸卫生机关。如日军首次空袭曼得勒时，虽然英国陆军医院事先在空地“用白床单和红色毛毯，铺成一块足球场大的红十字”，但仍无法阻止轰炸的发生，“X光室和外科手术室都被炸燃烧”。4月26日，日军27架飞机轰炸希包，第五军仓库及兵站医院、第十四卫生大队伤亡惨重，爆炸引发的大火延烧一昼夜。撤退途中，因卫生机关的水陆交通工具数量有限，大量装具和医疗器械因无法携带被迫遗弃。

尽管兵站区卫生机关利用配备的运输工具将许多伤兵运往国内或印度，使其脱离险境，但人数毕竟有限，多数伤兵则随部队或机关一同转进。随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撤退的伤兵有800余人。5月5日，中国远征军兵站总监部卫生处计划携带伤员156人撤往印度。抵达八莫后，因缺乏运输工具，74名重伤员委托八莫市民医院代为收治，其余82人随军开赴印度。到达印度后，已经痊愈的56人被编为长官部直辖的荣誉大队，其余26人移交第五军军医处收治。撤退途中，野战部队因作战或疫病不断产生新的伤病员。新二十八师第八十四团第三营“自4月29日由曼得勒转进，经月余之长途行军，丁卡、张凤两次战斗，计士兵伤亡88名，途中病故12名，因病落伍者56名”。虽然野战军的伤兵同样面临被遗弃的命运，但并非所有的将领对伤兵都忍心弃之不顾。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本应有机会安全撤退，但他不忍抛下在第五军野战医院治疗的该师伤兵，选择与他们共进退。除精神安抚外，他还购买黄牛驮运重伤员，“辗转走到清得温江岸的孟坎，重伤官兵的创口又发起炎来，连骑在牛背上都不能走，齐将军再去设法买来竹子编成竹筏，乘着大水准备顺流去荷马林”。其间，伤兵队伍不幸遭遇日军袭击，齐学启受伤被俘。

因种种原因，部队时常会出现掉队的伤兵。落单的伤兵要时刻提防充满敌意的亲日缅民，“此次转进给养困难，沿途缅民迁逃一空，时有截击我后尾部队及杀害落伍病兵等事”。此外，许多来不及撤走的伤兵被赶来的日军射杀。林蔚在报告中亦称：“闻伤病兵之撤回国内者寥寥无几，惟陷于敌手者究有若干，其确实人数，本团未据报告，仅可判断为数目甚大。”

四、远征军撤退途中的卫生防疫

缅甸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分布极不均匀，自4月至11月为雨季，其余时间则为旱季。湿热的环境极易滋生蚊虫，缅甸是“传染性疾病如霍乱、伤寒、丝虫病和疟疾的主要流行地区”。入缅作战开始后，计划配属远征军的防疫大队尚未抵达。军队的卫生防疫工作暂由卫生署、中央医院、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等派遣的医疗救护组织，配合部队卫生机关完成。

3月初，随着赴缅人数的增多，已有部分官兵患病。史迪威在日记中记述：“医疗器械极其匮乏，没有药品，疟疾、疥疮、黑水热等疾病已经出现了。”远征军急需914与606治疗回归热，以及治疗疟疾的“朴拉斯木奎宁药针及奎宁丸”，但这些药物国内无法批量生产，主要依赖进口。为缓解药品供应不足的状况，蒋介石致电远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命其与美方交涉，运送药品接济远征军。3月11日，印度医务署署长周立（Gordon Jolly）访问重庆，商讨中印医药合作事宜。4月上旬，英国驻华使馆发表公告，印度政府将向中国赠送用于治疗疟疾的奎宁丸500万粒，其中100万粒将交予中国入缅军备用。尽管部队内部因传染病已出现非战斗减员，但缅甸正值旱季末期，卫勤保障尚能满足常规的防疫需要。

4月底，战局急转直下，英军决定弃守缅甸，退往印度，中国远征军也奉命撤退。当时，可供撤退的路线大致有五条，即缅北的野人山路线、葡萄福贡路线，缅西的英帕尔路线，缅东的滇缅公路沿线、景东路线。相比其他线路，缅北地区原始森林密布，人烟稀少，缺乏道路，补给困难，并不适合大兵团行动。5月初，杜聿明原计划率远征军主力“在大雨季前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以缅北为基地，阻敌于国门之外。不久，日军攻占缅北重镇八莫、密支那，并封锁滇缅边境的主要道路。5月下旬，在缺乏丛林作战经验和卫勤支援的情况下，第五军军部及新二十二师余部被迫选择在雨季徒步穿越野人山向印度前进，第九十六师余部则沿葡萄福贡路线撤回国境。临行前，杜聿明指令军医处及野战医院，“应发动全体卫生人员，救护未归队之伤病官兵”，并限期收容完毕。官兵撤退途中，正值缅北雨季来临，陆上交通变得更加困难，各种疾病肆意侵蚀着第五军官兵。蚊子叮咬可导致疟疾，蚂蝗叮咬则引发破伤风，饮用不洁的水源更可能患上痢疾。

翻越野人山前，蒋介石曾多次致电杜聿明，详示陆空联络方法，并告以可空运粮弹接济及回师途径。5月30日，杜聿明致电国内：“疟、痢与回归热盛行，官兵病亡甚多，恳饬备特效药及粮秣，一俟空地联络确实，即请投送。”但因电台电池耗尽，第五军与外界通讯中断，而缅北山高林密，飞机一直未能发现目标。撤退途中，杜聿明在大洛患上回归热，昏迷两天，已不省人事。此时，军中虽有药品，但并无注射所需蒸馏水。军医冒险将开水用药棉、纱布反复过滤以替代蒸馏水。经注射抢救，杜聿明才侥幸脱险。然而，这种方法并非每次都能奏效。第五军参谋长罗友伦不幸感染痢疾，军医注射时使用生水代替蒸馏水，导致其手臂发炎引起高烧。军医起初准备将其手臂锯掉，所幸最后在死尸上找寻到消炎药及606，罗友伦打针吃药后病情好转，才避免截肢。

高级军官尚且如此，下级军官及普通士兵的命运可想而知。“沿途倒地而死的，不知凡几！军部一个落伍的病官，孤零地躺在担架上呻吟，担架兵却不知逃往哪里去了。”相比于肉体的痛苦，更令人恐惧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因为不知道何时能够到达目的地，许多人在目睹身边的战友患病离世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他们会逐渐丧失继续活下来的勇气。有的人面对死亡和伤痛难以忍受，甚至选择自杀。“开始是把枪口放到下巴下面，用大脚趾头扣动步枪的扳机。……后来是上吊死的，因为枪都扔了。尸体挂在树上随风飘动，很可怕的。”

经多日搜索，飞机最终在大洛附近发现了杜聿明部的位置。6月中旬，蒋介石下令兵站机关在保山、云南驿两处储存军米、食盐、子弹及药品等，并计划用飞机每日向第五军投送10吨以上的物资。药品补给困难也困扰着其他撤退部队。6月12日，抵达葡萄的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致电林蔚称：“恶性疟疾、霍乱、回归热甚流行，死亡率日增，焦急万状。”7月17日，新二十二师也报告称：“饥病而死者已达2000余人。”为缓解药品短缺的状况，自6月13日至8月12日，卫生机关通过空运紧急向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第二十二师投送药品96包，向第九十六师投送39包，总计135包。

并非所有的撤退部队都能及时获得空投药品的补给。第二〇〇师官兵“长途跋涉，饥疲之余，疾病复加，潜逃落伍，防不胜防”，即便是医务人员“亦大半皆患重病，不能随军行动”。由于缺医少药，“官兵90%患了疟疾，第五九八团第八连有一天竟有8名战士死亡”。5月18日，第二〇〇师余部在通过希包至摩谷的公路时，遭到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两个大队的袭击。混战中师长戴安澜身负重伤。经抢救，他意识尚能保持清醒，“对于部队行动犹照常指示，部属状况随时垂询”。然而，“医药非常困难，连药棉都没有”，担架上的戴安澜雨淋日晒，又无药可换，伤口化脓，8日后因病情恶化，不幸壮烈殉国。远征军在撤退过程中蒙受了巨大损失，“据各部所报存余人数推算，则退却中之损失，竟有超过伤亡数字一倍以上者”。

5月23日，罗卓英率远征军第一路长官部到达印度。6月下旬，第二〇〇师余部抵达保山。7月25日，杜聿明率第五军军部及第二十二师余部等抵达印度列多。8月底，得到沿途兵站补给的第九十六师官兵陆续翻越高黎贡山到达剑川。

远征军入缅后，尽管防疫大队未能到达，防疫药品配备不足，但因缅甸处于旱季，卫生机关又设法进行弥补，各类传染病在军中尚未大范围流行。但在仓促撤退途中，野战部队失去了卫勤支援，加之雨季来临，官兵缺乏必要的防疫知识，许多人患上疟疾、痢疾等疾病，部分人甚至因此丧命。作为远征军主力的第五军，共计有4.2万人入缅，作战死伤仅7300人，撤退途中死伤高达1.47万人。

余　　论

1940年，出于保卫滇缅国际交通线的需要，中国军事当局谋划派遣军队协助英国防卫缅甸。入缅前夕，后勤部门着力强化云南的卫勤建设。中国远征军赴缅初期，因伤病员数量有限，卫勤保障尚能满足作战所需。随着战局的恶化，卫生机关的主要任务由战地救治变为转运伤病员。其间，因掌握的运输工具数量有限，且卫生材料准备不足，在撤退中卫生机关不仅自身蒙受巨大损失，而且无法向部队提供有效的防疫支援。撤退的远征军官兵也因此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卫勤保障暴露出各种问题，这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一，缅甸的地理与气候增加了卫勤保障的难度。由于物资准备不足和缺乏丛林作战经验，雨季穿越缅北地区的远征军主力损失惨重。实际上，这种情况在缅甸战役期间并非个例，即使是卫勤保障能力相对较强的英军，在穿越丛林地带时仍无法避免大量非战斗减员。随部队沿路况较好的缅西撤往印度的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回忆称：“我们终于穿过英帕尔来到一个被称为'痢疾山’的营地。尽管我们只在那里待了几天，但似乎每个人都开始拉肚子。”

其二，伤兵及卫生器材的转运过度依赖英缅政府的协助。入缅初期，中方卫生机关配备的运输工具数量有限。伤兵后送需要英缅政府交通部门的配合。战役后期，由于英军撤离时携带了大量运输工具，伤病员的后送及卫生器械的转移等工作陷入停滞的状态。此外，部分缅甸民众与英缅政府的关系长期紧张，加之亲日分子在缅甸民众中的恶意中伤，造成中国军队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以往在国内作战时，卫生机关可以利用地方基层组织动员民众组织担架队，协助军队后送伤兵，而在缅甸作战时，这种方式很难实现，许多伤病员无法及时转运。

其三，卫生防疫准备不足，欠缺热带丛林作战经验。入缅前夕，为提高部队免疫力，出征部队及汽车驾驶员注射斑疹、伤寒、霍乱、鼠疫预防针，普遍点种牛痘。然而，中国治疗疟疾和回归热等疾病的药品多数依赖进口，卫生机关此类药品的储备却并不充足。入缅之初，远征军部队已出现防疫药品供应紧张的情况。虽经后勤部门多方筹措，卫生机关仍无法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此外，缅甸与国内的药品价格相差悬殊，部分不法医务人员趁机倒卖药品，牟取暴利。“军医院携带的药品，本来已不足，一些腐败的职员，还要乘机做生意。”撤退途中，由于药品供应不足，许多伤病员病情恶化，甚至死亡。

综上所述，远征军卫勤保障出现的部分问题，在国内作战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面对缅甸作战中出现的新情况，卫生机关尽管尝试作出一系列调整，但受制于整体实力所限，又缺乏外部力量的强力支援，造成卫勤保障的成效和力度难以达到预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远征军档案整理与研究”（18ZDA203）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1年第三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