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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解放军自抗美援朝之后打的又一场大规模战争。虽然从歼敌人数与自身伤亡比例、战前确定的攻占目标均被攻克等方面来说，解放军毫无疑问是获胜一方。 但平心而论，由于解放军三十年没有打过大仗（1960年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和1969年珍宝岛冲突规模都不算大），六七十年代又受文革影响，战斗力大打折扣，虽然获胜但也是惨胜，而且暴露出我军的很多问题，比如很多军迷耳熟能详的不戴钢盔、56半丛林里不敌AK47、没有军衔无法区分上下级等等。 那么解放军的统帅以及东线西线的前线总指挥在战后得出的经验教训又是什么呢？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了解这个问题。  1979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同志在《副部级干部大会》上总结了两大教训，第一大教训是编制弊端： 我们这个仗打完了，我们应该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总结经验。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如在军事上说，包括军队体制，建军的方针，怎么样训练队伍，都有一系列问题要考虑。如简编师，证明这个制度非改不行。一个师要补充几千人，结果一个班原来的兵只有两个，要补充七八个，完全没有训练就拉上前线，这次争取了一个月训练比较好。这个制度不好，还有好多问题要总结。 作为解放军统帅的邓小平同志，在战争结束的3月16日当天（军事科学院的总结工作组3月17日才派出），就敏锐的抓住了此战中我军伤亡较大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简编师制度的弊端。 1975年，解放军陆军编制分为甲种师、乙种师和摩托化师，且有南北方两种类型编制。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我军参战部队，就是按照这个陆军师编制进行整编的。  根据陆军甲、乙种部队编制规定，甲种部队为齐装满员部队，乙种部队为缩减编制的半满员部队。一般陆军乙种师（以南方类型部队为例）兵员在5000多至6000人左右。扩编后，参战各陆军师员额在 11000-12000人左右，都达到齐装满员的甲种部队标准。 1979年解放军共动员参战29个陆军师，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都是乙种师（共21个乙种师），需要进行临时扩编。以成都军区第50军149师为例，全师共扩编1个营部和36个连，调整、提升干部836名，提升正副班长1350名，补充老兵2539人，新兵3108人，共补入兵员5647人，同时补充调整了大量武器装备和物资器材等。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暴露出甲乙种部队编制不符合战争需要-平时简编，战时扩编，但却没有配套完善的预备役制度，只能临时补入大量新兵，由于新兵缺乏训练和扩编后官兵磨合时间不够，在实战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大量新兵在上战场的前两天就牺牲了（13军37师头两天的伤亡占28天总伤亡的46.5%，其中新兵伤亡比例最高）。这也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伤亡较大的最重要原因！ （小编经历过八十年代的高中军训和部队新兵训练，可以说刚入伍一个月的新兵连队列内务纪律三大条令都没搞清楚，更别提上阵打仗了）  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讲的第二大教训是军官的指挥问题： 当然也暴露许多问题，前5天伤亡大，过了5天就不同了。前5天伤亡大，队伍展不开，干部不晓得怎样把部队摆开，密集得很；敌人利用炮火，利用山沟，伤亡不少。 这里的干部是指没有实战经验的连营干部，由于文革期间停办军训，解放军的初级军官都是从士兵中提干产生。一没有实战经验，二没有接受军校教育，所以相当多营连军官的指挥能力不足也导致了很大的伤亡。55军163师第一阶段（即前五天）的伤亡占总伤亡的60%！ 邓小平是站在统帅的角度和全局的高度进行总结，看到的军队编制问题和军官训练问题，对具体的战术和装备倒没有过多的关注，但前线指挥官们则不同。  1979年4月20日至23日，广州军区前进指挥所在南宁市隆重举行对越反击战庆功会。 许世友讲话时将自己所总结的4点教训说了出来： 第一，三十年没打大仗了，有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不适应了； 第二，过去多在北方打仗，对于在南方作战从我自己到下边各级都是不熟悉的； 第三，对困难估计不足，打到纵深去以后，行军无人带路，饿了无人送饭，伤员无人后送； 第四，我们的装备落后，战士负荷太重。 对于东线总指挥许司令总结的教训，小编对第一条是认可的，三十年没打大仗，影响肯定很大。对于第二条第三条，小编认为是训练不足和准备不够，尤其是境外作战，指望有人带路是不现实的。至于第四条，所谓装备落后应该表现在两点上面，一个是步兵班大量装备56半，另一个是最初没有配发钢盔下去。至于越军的SVD狙击步枪和M79榴弹枪，起的作用并没那么大。  解放军步兵手中一大半是拿56半，小编当年军训和新兵训练也是这个枪 西线总指挥有两人，前面8天是昆明军区杨得志司令员指挥，2月25日杨得志急病赴京治疗后，由昆明军区代司令员张铚秀将军指挥。  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司令员为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的彝族雄鹰安忠文佩戴军功章！ 张铚秀将军对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总结没有见诸报端，但2012年，记者采访了张铚秀将军的遗孀和儿子，张铚秀将军的儿子张政民少将在采访中表示： 我那时在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联合组成的观察组，深入战区具体评估部队作战和情报搜集整理工作。 客观地讲，由于我军这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以惩罚为主的特定作战意图及速战速回的作战方针，再加上敌军顽强的战斗力，以及特殊的地形，敌军的某些主力部队并未遭到毁灭性的歼灭打击。而且敌军也早有不和我军硬拼的作战策略，他们采取我们的老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在敌国纵深地区缴获了不少他们在战前下发的文件，内容很多都是#“对付中共军队顶一下，就要撤到山里去”……  张政民少将（曾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倒是坦率承认，敌军战斗力顽强，西线部队没有歼灭很多越军主力部队（采访中给出的数字是西线部队歼敌12300人）。 结语： 由于所处的位置和站的高度不同，对越自卫反击战后，解放军统帅总结的经验主要集中在军队编制和军官训练上面，而前线指挥官则更多从后勤、装备、战场环境等方面总结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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