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和历史首席礼宾官欧文·胡佛回想起威尔逊的几次突发奇想，包括他臆想自己家中满是法国间谍:“无论我们说什么都不能打消扎根在他思想中的这个念头。差不多也是这一次,他还有了另一个古怪的幻想,他所住的这个装修过的地方的所有财物都归他所有……这些离奇的事情都出自我们曾非常了解的总统,我们只能猜测他的精神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误的——病了这么一小段时间后,他已经不是先前的他了。”大瘟疫、严峻的疫情，并非只有我们这代人赶上、遇到了。在人类历史上，大瘟疫、大的疫情曾经多次出现过，并对人类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早在1347年到1353年，流行于欧洲的“黑死病”就曾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这相当于当时欧洲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在现代历史的开始时期，1817年到1824年持续暴发的病毒性流感，也对20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1918年至1920年是20世纪“大流感”持续的高峰期。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保守统计，“大流感”造成全球4500-5000万人死亡，感染人数超过18亿人，超过了当时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对于这次“大流感”，我们中国人似乎有关的记忆很少，几乎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和叙述20世纪的历史——在今天的条件下反思一下，我认为这是学术研究和历史叙述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正如科学家们所承认的那样，在疫情暴发期间，当时的自然科学没有起到成功阻击疫情的作用。当时的世界，即使是欧美国家也没有疫苗的普遍接种与开发，因此“大流感”的最终结束，并不是疫苗起了什么作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疫情在1919年达到了高峰，然后病毒逐渐变异，越来越弱，即导致疫情最终结束的，是自然所造成的病毒弱化。而由于自然科学和医院研究的滞后，人类只能开始动用社会组织的力量来对抗疫情。从那时起，逐步建起了一个全球的卫生防疫隔离体系，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隔离之外，人类没有别的办法应对大流感的蔓延。由于疫情暴发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因此隔离首先是从各个国家的兵营里开始的。当时的国联提出，各国士兵在返回家乡后，首先要进行7天的隔离——这就是7天隔离制度的开始。我们今天再看这段历史，所知道的是：在疫情暴发期间，人类能做的就是随着病毒逐渐变弱，不断地调整、缩短隔离期，最终等待疫情消退。人类文明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但自然科学对于一个小小的病毒却束手无策，这就是康德所说的——自然科学所能够面对的只是物质的自然属性，而人作为生命的其他属性，对自然科学来说，基本上还是“虚无”或者“虚空”。一方面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在自然面前，人变得非常渺小，这就是20世纪初的一种意识。海明威当时就说，人类认为：自己在科学技术和艺术上取得了了不得的成就，但人在自然面前其实是很渺小的——这种意识与我们今天差不多。20世纪那一代伟大的作家都经历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但小说里谈这个问题的很少，加缪写过《鼠疫》，马尔克斯写过《霍乱时期的爱情》，而别的作家很少写到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人类在疾病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的身体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谈它，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它，而恰恰是由于每个人都深深地经历了这个历史过程，但却对此无能为力，因此缄默无语。因此，当整个现代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小小的病毒面前，表现出其局限性的时候，我们需要诉诸一个最普遍的东西——历史。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真正的历史，马克思说过，历史是唯一的一门科学。当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记录历史，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因为除了诉诸时间与历史，除了让时间和历史去回答、解决问题之外，我们自知——人类的认识水平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今天深深地自我感觉到这一点，这使我们从骄傲与无知中觉醒。以往我们很少从自然生命和疾病的角度，对我们的整个现代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反思。如果说，过去能够给今天的我们传递了什么样的历史经验，大概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应对手段都是对的，但我们的手段是十分有限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历史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特别是——让我们从自然生命和疾病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人类整个的现代知识体系。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凭空创造，而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对中国来说，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产生的，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真正的起点。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我们过去研究五四的人很多，但是专门研究巴黎和会的人并不多。历史学者邓野研究了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当中的表现，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涉及了巴黎和会。通过他的研究，我们看到，在五四运动之前，即国际联盟形成之后，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平民政治以及世界永久和平的美国道路，这使美国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的20世纪初，就成为全世界的希望。在北京各界庆祝协约国获得战争胜利的演讲当中，无论是蔡元培、陈独秀，还是胡适、李大钊，他们都提出：美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平民主义与和平主义，就是真正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因此，对于美国积极参与和主导的巴黎和会，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知识界都充满着希望。当时的北洋政府充分发挥了民间的力量，除了成立了外交委员会之外，还成立了一个由当时的社会名流组成的国民外交委员会。北京大学则由校长蔡元培牵头，成立了国际同盟同志会，秘书长是胡适。他们的主要理念是：中国要依靠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依靠威尔逊总统所提出来的那些条款，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实现世界和平与平民政治，争取中国的独立与主权。然而巴黎和会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没能主持正义，这造成了中国对于美国和美国道路极大的失望，威尔逊总统还被中国人起了个名字叫“威大炮”。美国之所以没有主持正义，邓野认为，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在袁世凯死后，在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之后，北洋政府还单独和日本秘密签订了关于胶济铁路的三个秘密条款，正是中日之间的这三个“密约”，造成了中国主动把青岛的利益以秘密条款的形式让给了日本的事实，也就是说，造成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全面被动的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二十一条”，而是中国与日本单独签订的三个“密约”。在巴黎和会这场改变了中国现代命运的外交博弈当中，中国的外交失败了，中国的领土被断送了——对于这个失败，我们后来绝大多数看法是说——美帝国主义口惠而实不至，根本靠不住。但问题在于，美国起初确实是站在中国一方的，但是，美国的立场在1919年4月底突然改变了，整个会议的基调也迅速改变了，为什么会如此，这是我们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当然，除了牺牲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的利益之外——巴黎和会造成的结果更是世界性的。从会议议程上来说，当时中国青岛的问题其实还不是焦点——更重大的妥协，是威尔逊向法国所做的妥协，就是让德国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同时把阿尔萨斯—洛林全部割让给法国，把德国的空军完全取消，陆军只保留很小的数字，同时把西普鲁士等地划给波兰，这就造成了后来促使二战爆发的所谓波兰走廊问题。这些情况，这些妥协，造成了德国后来的希特勒上台和法西斯化，同时，巴黎和会还造成了对于日本的一系列让步。日本当时还提出过一个不得歧视有色人种的议案，法国带头反对，美国最后也支持了法国和英国的做法，这就造成了日本极大的所谓名义上的愤慨。美国在巴黎和会的巨大的妥协，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它使美国在20世纪初所扮演的——支持平民民主以及世界和平的世界领导者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倾斜和变化——简而言之，也就是美国作为领导者失信于世界。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后来很可能不会那么迅速地走上俄国的道路，这一点，从李大钊和陈独秀思想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二个后果，就是对德国过分严厉的惩处和对日本过分的放纵，这给德国的法西斯化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兴起埋下伏笔。这些妥协和错误主要是美国造成的，但是，这个结果与美国在会议前期的主张截然相反，美国为什么会反对自己？威尔逊为什么表现得如此精神错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甚至有一种阴谋论的看法，即美国是故意这样做的，当时的美国就是为了让世界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让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但这个推断是太有点事后诸葛亮了，几乎是靠不住的。那我们怎么解释美国的立场，会突然发生变化呢？对这个问题，我过去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发现一个过去从来没有揭示过的、需要重新考量历史的角度，一个在大流感、致命的瘟疫造就的封锁的状态中，巴黎和会是怎么召开的？实际上，就在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的4月份，疫情在巴黎暴发，一个月就造成了4974人死亡，而巴黎和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正是在严重疫情流行肆虐下的巴黎，巴黎和会召开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蒙梭都被感染了，更严重的是——威尔逊总统在4月底也遭遇了严重感染，而他的女儿因为病得很厉害，而不得不被送往布鲁塞尔，且差点死在那里，而总统的两个助手都因病死在了巴黎。“美国和平使团的年轻助理弗雷里（Donald Fray）与威尔逊同一天患流感病倒，四天后，25岁的他就去世了。”中国的代表陆征祥在会议中间也从巴黎跑出去了，有人说是卸责逃跑，而他自己说是生病了。实际上他确实生病了，他也跑到瑞士去了，在瑞士康复后才赶回了巴黎。我们看到，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几乎所有的代表团都是在疫情的严重压力下进行工作，威尔逊总统病了半个多月，甚至完全可能因此死掉，这就导致会议谈判最后草草了结。事实上，病重的威尔逊总统完全被隔离了，他不能参加会议，当时当然没有线上会议的说法，因此，只能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跟已经感染的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做最后的讨论。会议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召开的，而过去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美国代表团的格雷森写道：“总统从周四（4月3号）病得非常厉害。发烧达39.4度以上，严重腹泻——（这是）流感侵染的开始。那天晚上是我有生以来最糟糕的一晚，我还能够控制住咳嗽发作，而总统的情况看起来十分严重。”在1919年4月3号之后的一个星期里，威尔逊的病情不断恶化，他出现了诞妄和错乱，产生了巨大的幻觉：首席礼宾官欧文·胡佛回想起威尔逊的几次突发奇想，包括他臆想自己家中满是法国间谍:“无论我们说什么都不能打消扎根在他思想中的这个念头。差不多也是这一次,他还有了另一个古怪的幻想,他所住的这个装修过的地方的所有财物都归他所有……这些离奇的事情都出自我们曾非常了解的总统,我们只能猜测他的精神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误的——病了这么一小段时间后,他已经不是先前的他了。”——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事实上，作为一个领导，而且是一个大国领导人，威尔逊已经完全奄奄一息了，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们还能希望他为人类社会争取什么和平利益呢？这是不太可能的。后来有人说，威尔逊总统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坚持他的原则，没有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没有维护美国的形象，他没有把正义的、和平的外交原则坚持到底，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种批评都是在没有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的前提下提出的。因此，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重要的失败，实际跟美国总统的身体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过去在研究鸦片战争与广东公行制度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清政府规定：所有的英国商人在进入中国领土之前，必须在广东外海的一个岛上先隔离两个月，两个月之后才允许他们上岸，而且上岸后也完全是封闭式的管理，不允许他们直接与中国的老百姓接触。我想，这种闭关自守，是否跟清王朝关于疫病的历史经验有关系呢？我们还没有从瘟疫史的角度去思考这个历史问题。总起来说，20世纪初的“大流感”究竟对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很好的研究。20世纪初的这场疫情，它的症状表现是肺部的严重感染，并且产生了两种后遗症：一是肺部的疾病；二是精神方面的紧张和妄想。我们看到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作品当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肺结核”的病例和案例。如果我们是医生的话，大概还可以去看看郁达夫、鲁迅的小说，研究肺结核的后遗症在文学作品当中的表现。柄谷行人专门研究过疾病与日本现代文学的关系，他认为这是由于一种现代的压抑和焦虑。他认为西方思想的动力来自意识内部的焦虑，疾病本身只是一种想象，是焦虑的载体，这个想法作为一种深刻的唯心主义被继承了下来。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观点，比如黑格尔说劳动起源于对失败的焦虑，就是你拼命地去劳动，就会忘记失败的焦虑。韦伯说人拼命地劳动和积累是在上帝死了之后，为了摆脱在人间的孤独、恐惧和焦虑而进行的。我们把这个焦虑归结为西方传统心理的压抑和焦虑。福柯也是从这个角度解释西方文明的，说是理性主义的偏执造成了人的焦虑，以及对于快乐的拒绝等等。这些理论很深刻，也有西方的特点，柄谷行人说日本人原来是不焦虑的，但当西方的思想进入日本之后，就有了关于疾病的焦虑。我过去没有深究柄谷行人和福柯的这些想法。我读过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自我是一种排他机制，超我就是纯粹文明的压抑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直到福柯，整个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以精神的焦虑和压抑，以及内心的独白为关键词的。我现在倾向于认为：20世纪的人类面临的疾病的压力是真实的，疾病的焦虑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现实的产物。20世纪的焦虑，不是由所谓的知识传统或者文化传统造成的特定的焦虑。关于死亡的焦虑也不仅仅是来自战争、人类自身的制度以及贫困。尽管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20世纪也是人类用科学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战胜贫困和饥饿所导致的死亡的世纪，而且20世纪后半期还形成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机制。但是一个遗留到今天还没有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自然界当中一个小小的病毒，就会让人类处在严重的焦虑和压抑之下。如果不是像今天这样，我们大家都处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大概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疫情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焦虑，但推动了两个方面的进步。第一就是盘尼西林的发现。英国科学家弗莱明是在培养细菌的过程中发现的盘尼西林，成为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的药物。另外就是造成人类大规模的志愿者体系和隔离系统。为了应对疫情，人类的医疗系统、防控制度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对医院的科室、病房管理制度，医院整体的信息管理和处理体系，医疗体系的变化，对原有的科层制度产生重大的影响。福柯认为这种隔离系统是人类专制的起源，并对此做出了尖锐的批判。但我发现，弗洛伊德和福柯都主要是从精神疾病的角度去思考，他们只是从疫病的后遗症为出发点，来研究对于精神的影响以及隔离所带来的问题。而他们的理论最大的缺陷也在于此，他们似乎无视疫情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想象出来的，因此，他们的理论中没有、起码是缺乏对20世纪初期这场巨大的致命性疫情本身的思考。所以，他们的理论仿佛在无形当中遮蔽了更真实的问题——焦虑不是文化的产物，而是现实的产物，并不是谁基于其他目的要造成一个防控、管控体系，而是因为这个体系是应对现实疫情的唯一方法，因为今天我们处于几乎完全相同的立场：防控措施是不得不然。因此，无论我们是否有所意识，目前我们所有政策的判断（起码是中国的所有政策）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我坚定地认为我们目前的政策，总起来说是正确的。因为除了通过这个方式来等待病毒的减弱之外，历史告诉我们别无他法，仅仅依靠疫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今天，我们带着真实的感受去看福柯，才会看到他的问题。因为他所说的规训和监控的系统，很难说就一定加重了人类的心理压力，因为这个系统往往是我们在抗疫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依靠。而且这个系统，也不会严格区分穷人和富人，不会加剧贫富分化，以及精英和大众的分裂。那么，我们怎么去审视西方的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传统呢？怎么去看到他们所谓压抑的机制呢？我们可能把它归结为宗教原因，可能把它归结为黑格尔所说的奴隶的意识，摆脱焦虑的意识、劳动的意识等等。但是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还是说人类就是一个喜欢焦虑的动物，人类就喜欢自我压抑，并因此导致了文学的内心独白？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可能就要由康德的那一句“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来回答，就是说，确实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物的世界。就像依附在人身上的小小的病毒一样，医学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人类实际上还是拿它没有办法的。它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整体的人类，它时时刻刻会提醒你生活的限度和生命的限度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一种很确切的焦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经历了三年多的疫情，要是说没有焦虑的感觉，或者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确切的认识，恐怕是不太可能。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人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包括我们的身体在内。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可能要到几十年以后才能找到它的原因。我想这也许是今天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心照不宣的态度。那么现在，我们就只能把问题交给其他方面。首先就是制度，我们只能通过制度来控制，用控制来延缓疫情，所以我认为我们总体的战略是正确的。举个例子，澳大利亚在面对20世纪的“大流感”时，及早地利用了自己的地理条件采取了防控措施，禁止任何的船只靠近澳大利亚。当时全世界的批评甚嚣尘上，指责澳大利亚置身事外。澳大利亚是在最后才开放的，短时期内疫情迅速扩散，但是经过了半年的抵抗，也算是平稳过关。这个例子对今天的我们可能有一定的启发。说到制度，我们都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基层制度建设迅速崛起，并且基层组织的力量是很强的。除了秦朝以外，我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朝代建立起了这么强悍的基层组织。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我过去的理解是，这是出于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经营以及中国治理的传统。毛泽东在新中国消灭血吸虫之后写过的一首诗中说“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我多年前在美国加州大学参加过一个讨论，他们就说毛泽东怎么把大粪也写进了诗里。周锡瑞教授当时就这件事对我说，过去许多农村每家都有自己的厕所，后来为了建立集中处理粪便的检测制度，就需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基层组织，这跟后来的人民公社化有关系，而当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灭血吸虫。为了这个目的，结果就是建立起强大的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以及基层的防控和检测机构。这就是福柯所一直批评的，以及韦伯后来所说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就是所谓技术官僚统治的铁笼子。我们说这个批评当然是有效的，但问题是它的起源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够变得合理合法，并且逐渐地强大起来，并最终坚持成为一种制度？我想从制度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药物、没有自然科学的手段来解决这个疾病扩散的问题。回到康德的说法，人类自然科学的能力是非常滞后的。西方的哲学、文学、社会科学中所存在的巨大的意识焦虑，它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有可能说是两次世界大战，可能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或者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这些都不是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今天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就是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让人类大量死亡的致命的瘟疫，但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叙述当中，我们都没有很好地直面这个问题。这才是一个关键，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确实处在见证人类历史的重要阶段，我们绝不能无所事事，但我前面也说得很清楚，客观上我们只能等待病毒减弱。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因时而变的防控措施。那么我们每个人除了平日的工作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从个人的角度去记录这段历史，因为等三五年之后，疫情过去了，大家也许就不会认真地反思我们此刻经历的东西。这些都是历史的经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有意义的思考。20世纪初的“大流感”被我们淡忘了，而只是注意到了它的后遗症。这是很遗憾的。我们要思考自然史和重大的疾病，思考自然史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其次，我们要思考这个疾病的后遗症所造成的精神问题。我们看到弗洛伊德、福柯还有马尔库塞都认为焦虑是一种文化压抑。我认为这些想法有它的道理，但也有它形而上学的地方。我们要看到：焦虑本身是由一场重大的致命性瘟疫所造成的后遗症，而这个后遗症的影响可能会超过战争、革命和贫困。所以我说，新时代的文学、新时代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起码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因为它在制度和文化上造成的影响，可能是极其深远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