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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论题中的一个主要范畴，被理论化为资本主义后竞争阶段特有的趋势。 在后殖民世界背景下，西方左翼无论在方法、目标、对象等方面产生了多少差异，但在具体论证过程中的核心区域是有所重叠的，即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主要集中在国家—资本—帝国的三元关系上。  当代西方左翼关于新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主权的辩论新帝国主义理论家纠偏了长期以来对于帝国主义政治后果的侧重，转而认为经济力量在其中的作用被大大低估。 当然，资本—帝国主义不能消灭现有的民族国家，但国家作为制度化的阶级关系并不完全与领土相匹配。 相反，资本主义关系的扩散是由作为全球资本循环的新监管者出现的超国家机构阐述的。 因此，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在对当下帝国主义概念的分析中，对于政治、经济、主权三个领域进行了权衡和比较，试图更加接近当代帝国主义的内涵。  帝国主义可以指涉某个国家向其他国家或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群在政治、权力或影响力等方面的强制扩张行为。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经济和政治之间存在分歧。 “经济决策主要面向世界经济领域，而政治决策主要面向拥有法律控制权的较小机构”。 帝国主义的执行者以领土为载体培植权力，并能够利用该领土上的一切资源来达成其战略目标； 帝国主义通过操纵资本来掌控弥散于时空中的政治经济历程。 具体而言，一方面，领土扩张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资本积累必须借助于权力的持续增长，而新帝国主义的政治策略正是为资本积累铺路搭桥和扫除障碍。 另一方面，如果权力的积累必然与资本的积累为伴，那么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写满了霸权无休止的扩大和空间无限度的扩张。 这意味着，自帝国主义崛起之日起，资本主义就要求建立像控制资本一样控制全球的政治结构的霸权。  可以说，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分散的去领土化的统治机器。 在其无限拓展的范围之中，这一统治机器接连强化对全球各个领域的整合。 人员、信息和财富的流动创造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力量，几乎无法从一个中心进行监控。 因此，核心和边缘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传统二分法正日益被更加复杂的不平等模式所取代。  当代西方左翼对新帝国主义运行特征的解读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以及来自第三世界对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呼吁，东西方之间的军事冲突转变为南北经济对抗。 基于已有的经验与理论，资本—帝国主义的逻辑围绕领土和资本扩展，其表现为有时领土逻辑变得更为重要，而有时资本主义逻辑占据主导作用。 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导致政治权力无限积累过程的坎坷甚至中断，那么资本的无限积累也会因此谢幕。  基于此，权力的双重逻辑如何并行就是当今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有关学者指出： 资本主义内部持续存在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趋势，资本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往往在过度积累危机中并存。 只有资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循环方式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地理，过度积累危机才得以暂时克服。 否则，各个资本积累中心之间的恶性竞争通常会上升为国家之间的对抗，在处理严重危机的过程中甚至会由贸易战演变为军事对抗，这就使时空修复成为以战争来重新定位全球空间体系的帮凶。 这也意味着为给资本保驾护航，私有财产体系似乎正在独立于政治权力，与之相关的国家职能也由公共领域附属于私有经济领域。  不可忽视的是，经济力量对于超经济力量的超越并不意味着超经济力量就此从历史舞台落幕。 相反，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巅峰是主权民族国家。 全球化并没有让国家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主要原因有二： 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超经济力量的维持；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运行和扩张更需要超经济力量这一强力推手。 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或许可以扩展到超经济力量的控制范围与影响力之外，但是只有当资本的经济法则本身向外扩展时方可如此。  “资本决不是比从前更少地依赖地理上的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讲，它的依赖性更强了，世界比从前更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 资本主义依然无法脱离提供了语言、文化、领土等历史因素的民族国家。 每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同样无法脱离给予其庇护的国家机器。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生产一直处于向“信息经济”的过渡中。 这种过渡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到泰勒制—福特制—凯恩斯主义新形态”以及“反殖民化和反中心化”的过程，致使世界市场和劳动力的分工在帝国根茎式的生产结构中得以形成。 其中，非物质劳动概念居于核心位置。 非物质劳动源自意大利自治主义的理论传统，毛里齐奥·拉扎拉托将其界定为：“商品的信息和文化的范畴”，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种劳动的最终产品不是物质产品。 相反，最终产品是一种服务，一种文化产品，交流或知识。 当非物质劳动成为非物质产品的时候，劳动的形式就跳脱出空间的束缚，渗透进人民的生活，具备了情感劳动的形式，并进一步塑造了生命和生活的形式从而完成了对生命的操纵，产生了资本支配生命的权力。  信息经济的主要服务部门已经非属地化。 这种去属地化是由于高效的通信网络带来的距离的不断缩短和时间的压缩。 地理位置因此变得无关紧要。 在后福特制社会，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由统治转向治理。 从而，生命政治的本质融入了帝国的权力范式：在生态权力所指向的生存状态中，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已沦为权力的猎物。 于是，帝国以崭新面貌示人，帝国常规性的源泉是一种新的机器，一言以蔽之，就是全球化的生命政治机器。  当代西方左翼帝国主义理论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偏离21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进程明显快于20世纪，因此，帝国主义的发展形态与未来趋势更加难以把握。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对新帝国主义进行阐释，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帝国主义理论。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但西方左翼帝国主义认为，在各项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地理学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不应再局限于时间维度，而应将资本主义当作运动开放的结构，因此需要构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地理的理论化框架。  然而，西方左翼帝国主义过分强调空间地理的作用，对时间历史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新帝国主义的基本方法的修正。 如此一来，不仅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而且限制了从更长远的视角去探讨新帝国主义历史结局的反思深度，对新帝国主义发展趋势作出了不恰当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左翼帝国主义所指的“空间”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时空均衡，而是更多地展现在领土逻辑与空间修补的领域。 另外，西方左翼帝国主义脱离了整体的视角，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给予了过多的关注。 列宁将唯物辩证的方法贯彻其中，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向。 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研究新情况，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成功尝试。 在分析新帝国主义的动态发展中，西方左翼帝国主义割裂了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统一体，本末倒置地认为两者的分离催生了新帝国主义。 显然，脱离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其自身理论的自相矛盾，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伍德着重凸显了经济力量的作用，新帝国主义将经济霸权作为最终目标，并通过经济（市场法则）来向全球推行自己的统治。 另一方面，伍德以大量的笔墨来论述超经济力量诸如军事、政治法则等在新帝国主义的扩张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此看来，新帝国主义的最大依仗——经济力量反而需要寻求超经济力量的庇护，产生了理论内部的自相矛盾。 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唯一主体，力求以变革阶级关系与国家权力体系，来推翻帝国主义统治。 但西方左翼帝国主义在革命主体上寄希望于诸众，即不仅包括工人阶级，还包括以任何方式屈从于帝国的生产方式之下的个体。 这就忽视了划定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而将其退化为抽象的个人，从而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主体论。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西方左翼帝国主义凸显异质性，这就消解了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所具有的单一性； 其次，西方左翼帝国主义脱离了阶级的范畴，这同样是对阶级的一种消解。 可以说，西方左翼帝国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实际上矛盾地回到了甚至是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结语：今天我们主要研究了西方左翼帝国主义与列宁主义中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当代西方左翼群体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到底，从而造成了他们的政治规划有名无实、缺乏对社会主义实践可操作性的现实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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