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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的概念在《内经》就有，“疫气”的概念则来源于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 《瘟疫论·原序》：“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别有一种异气”，吴氏又称之为杂气、戾气、疠气或疫气。
图片截取自2023.1.6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 吴又可通过临床观察，发现了传染病的临床规律，甚至提出了特异性致病因素的病因假说，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由于没有技术条件进行微观研究，最终并没有找到导致疫的真正病因，这是很遗憾的事。 但就疫的治疗而言，仅根据吴氏所总结的“杂气”的种种性质与致病特点，在中医的知识体系内没有办法进行治疗。 吴氏虽然一再强调“杂气”是“六淫”之外的“别有一种异气”，并且也萌生了寻找特异性药物的想法。 如其在《瘟疫论·论气所伤不同》中谓：“一病只有一药，药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已”，但是，因为没有技术手段将病因落实到致病微生物上，所以，寻找针对病因的特异性药物也就难以落到实处。 对疫的治疗，中医还是只能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进行审证求因，而求出来的因，依然在六淫范围的寒热燥湿之内，并没有突破中医以前治疗外感病的框架。 也因此，疫气的病因对临床治疗没有指导意义，疫的病名对临床治疗也没有指导意义。 中医对于“疫”，即西医所说的“传染病”的治疗，还是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进行审证求因和辨证治疗，治疗模式和非传染性的外感病没有差异。 随着西医传染病学的发展，大多数传染病的病因已经可以明确，所以，中医关于传染病病因的假说已经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中医的疫气的病因学说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 对于细菌性的传染病，因为抗生素的发现，基本得到了控制；还有一些传染病因为有了可靠的疫苗而得以控制； 还有一些传染病，西医虽然可以找到病原微生物，比如这次的新冠，但对于病毒西医尚无有效的病因控制方法，没有疗效肯定的抗病毒药，没有完全可靠的疫苗，所以疫情难以真正控制。 对于西医尚无肯定疗效的传染病，中医治疗会有优势。 因为中医的治疗本来就不是针对西医所说的病因的，而是针对病因作用于人体以后，人体状态所发生的变化，即中医所说的证： 针对证的寒热燥湿，或寒热虚实采取针对性的治疗，目的是恢复人体的正常状态，保护人体的正气。 人体病了就会表现出证，有证中医就可以治疗，所以，对于一些突发性的传染病，中医的治疗比西医更及时，更有优势。 因为西医要弄清楚病因需要时间，弄清楚病因、研制针对病因的药或者疫苗，这都需要时间，而特效药或者疫苗研制出来之前就没有治疗方法； 而且很多传染病流行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也总是有一种“迟了”的马后炮的感觉，如2003年的非典及之后的各种流感，都是在西医还没有研制出疫苗的时候就结束了。 这次的新冠是特别的意外，已经流行了3年多，时间已经足够长了，但这对研制抗病毒的特效药或者疫苗，依旧显得仓促，西医还是没有找到特效药和真正好的疫苗，没有控制住疫情，西医还没有找到控制病毒的方法。 中医认为，正气在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有一个事实是：无论多么凶险的传染病，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感染；即使被感染后，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发病；即使发病，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重症；即使是重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死亡。 得病与否，得病以后预后转归，都与人体的正气有关。 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是扶正祛邪，以邪实为主的，祛邪以扶正；以正虚为主的，扶正以祛邪。 所以，在传染病的过程中，经过中医的治疗，人体的状态改善，疾病的发展过程被阻止，人体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为人体的恢复争取到了时间和条件。 即中医虽然没有特异性消灭细菌或病毒的方法，但病人也可以被治愈。 这是中医在和西医还没有特效药或疫苗的前提下的比较出来的优势；但如果西医找到了特效药或者疫苗，则中医会失去大部分优势，可退为辅助治疗或主要针对西药不耐受患者等。 再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医在传染病治疗过程中的这种比较优势，和疫气、疫的概念没有关系。因此，中医学界内部再研究疫气和疫的意义不大。 注：欢迎学术探讨，君子和而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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