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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要介绍明朝中期的民族关系。  永乐年间，处在蒙古西部的瓦剌部逐渐崛起，瓦剌部首领马哈木被封为顺宁王，后被明成祖击败，死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马哈木之子脱懽（？—1439年）承袭其父顺宁王封号，在永乐后期臣服于明朝。但到了宣德年间，脱懽趁明朝边防日益松弛，开始逐渐扩张，先于宣德九年（1434年）袭杀鞑靼部阿鲁台，正统初年又吞并瓦剌的其他两部（太平、把秃孛罗），基本控制了蒙古瓦剌、鞑靼两大部。脱懽本人虽有做蒙古大汗的野心，但按照蒙古传统，只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才能做蒙古大汗，于是在蒙古贵族的反对下，他名义上拥立元帝后裔脱脱不花（1416—1452年，1433—1452年在位）为蒙古大汗，事实上却是独掌大权。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后，其子也先（1407—1454年）继位，称太师淮王，趁明朝陷于麓川之战时向西北扩张，与沙州、赤斤蒙古等卫结姻，并于正统十年（1445年）攻破哈密卫，后来迫使哈密倒向瓦剌。也先还向东不断发展，攻打兀良哈三卫，势力进入到辽东地区。但当时明英宗与王振对瓦剌的扩张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回击，导致明朝北方边防危机加重，最后酿成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 脱脱不花在明英宗被放回明朝之后，与也先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想依靠明朝的力量来对抗也先。明廷也希望遏制也先势力的发展，因此通过加强贡赐关系来支持脱脱不花，这就使也先对脱脱不花日益不满。不久瓦剌袭杀脱脱不花，景德四年（1453年）也先索性自称“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明朝在官方文书中称其为瓦剌可汗。不久，骄傲自满的也先被阿剌知院所杀。 也先死后，瓦剌部众离散，鞑靼部再次崛起，但内部依旧纷争不止。从成化元年（1465年）开始，蒙古鞑靼部逐渐进占河套地区，将河套作为袭扰明朝西北边疆的重要基地，被明朝称为“套寇”。这一时期的蒙古大汗多为幼主，也被称作小王子。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蒙古达延汗巴图孟克（1474？—1517年？）在位时（1480—1517年），统一了蒙古草原，多次派兵进入内陆骚扰。达延汗将其子孙分封到察哈尔、鄂尔多斯、土默特等部，他死后子孙分裂为四十多个部落，而他的长子长孙卜赤（1504—1547年）虽为大汗却无力约束诸部，而以达延汗次子阿著的儿子吉囊与俺答（也称阿拉坦，1508—1582年）实力最为雄厚。
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美岱召，由俺答汗修于万历三年（1575年），图片来自网络。 嘉靖前期，以吉囊、俺答对明朝北方边疆的袭扰最为严重。嘉靖中期三边总督曾铣曾建议明廷收复河套，得到了当时首辅夏言的支持，但明世宗却听信严嵩谗言，先后杀害曾铣与夏言，而明朝大臣也不再敢提收复河套之事，边患便愈演愈烈。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农历庚戌年）俺答攻打大同，宣府大同总兵、严嵩党羽仇鸾无计可施，不得不贿赂俺答使其离开大同。俺答便率军转而由古北口攻入长城，直至北京城下，大掠而返，史称庚戌之变。 明朝中期北方长达百余年遭受蒙古诸部袭扰的原因也是极为复杂的。从明朝内部来看，由于内政废弛、财政紧张、军队腐败，以及军屯、商屯制度的名存实亡，导致边防压力逐渐增大。 从蒙古地区来看，蒙古各部间的政治斗争与战争导致蒙古各部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而从元朝以来，由于在蒙古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城市与田地，部分蒙古族百姓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但经济发展程度仍逊于内陆，在天灾兵祸的打击下很容易崩溃。蒙古各部贵族也不再是单纯延续北元时期欲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思维，而是在明朝贡赐关系的影响下，希望与明朝保持贸易关系，以获取所需的经济产品。俺答就曾多次向明朝表达过愿意进行通商互市的请求，但明世宗则认为蒙古诸部是“蛮夷”，严厉拒绝了俺答的请求，也迫使俺答不断发动战争。 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明朝中期国内危机的加重，不少北方汉族百姓逃亡到蒙古各部，在蒙古贵族的支持下修建城郭、发展农业，俺答就在丰州滩（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带平原）接纳了大量逃亡而来的汉族百姓，用封建地主的方式来统治这些农业人口，还在此基础上后来修建了库库和屯城（相当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在汉族百姓的影响下，东北、青海等地的蒙古族百姓，有的向明朝交纳两税，有的用互市中所得到的布帛向汉族换取铁器、耕牛。而在明朝国内却有大量的蒙古族官员（被称为“达官”）与士兵（被称为“达兵”），居住在北京周边而不包括家属就有一万多人。甚至在“曹石之变”时，向明英宗告发曹钦要举兵攻打皇宫的官员完者秃亮就是蒙古人。而明朝中期明军以“捣巢”为名远袭蒙古部落老营，杀掠蒙古百姓，与蒙古贵族率军深入内陆杀掠的行为别无二致。这与中国古代其他时期各族百姓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而各族统治者则为了利益发动战争的情况是相同的。 明代西藏地区的藏族与其他各族百姓与内陆汉族的联系主要是茶马贸易，通过贩卖马匹从内陆交换茶叶、食盐。而明武宗崇信密教，通晓藏语，曾专门派宦官运输数量各有数十万斤的茶叶与食盐到乌斯藏以迎接活佛。除了茶、盐外，明廷还用绸缎、布帛等物交换藏族的佛像、铜塔、犀角等物。西藏地区还通过贡赐关系与明朝政府进行贸易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时西藏地方与明朝政府的关系较为融洽，各族百姓之间往来不断，茶马贸易成为汉藏两族百姓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关系。 黄教最初兴起于明初，由宗喀巴（1357—1419年）创始。宗喀巴出生于青海西宁一带，洪武五年（1372年）到西藏求佛法，通过学习钻研各种佛教经典，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声望日高。当时西藏各派喇嘛教高级僧侣与封建主勾结，生活腐化堕落，农奴生活在黑暗之中。宗喀巴看到这种情况，迫切希望改革宗教。在阐化王扎巴坚参（1374—1432年，帕木竹巴法王）的支持下，宗喀巴于1409年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在拉萨大昭寺举行了历史罕见的大祈愿会，参加的僧人超过一万、俗人达到数万，使得宗喀巴得到了西藏教界的崇高地位。会后，宗喀巴在拉萨城东创建了甘丹寺（今我国西藏拉萨市达孜区噶丹寺），并以此为中心发展了新噶当派（也称格鲁派），禁止僧侣娶妻生子，主张苦修，重视研究佛经并建立了系统的、具有较大规模的教学组织，而这一教派的僧侣都穿黄衣、戴黄帽，因此被称作“黄教”。宗喀巴圆寂后，他的两个弟子按照宗教说法世世转生，称为“呼毕勒罕”（藏语意为化生），传承宗喀巴的衣钵，这就是后来的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 最初宗喀巴创立黄教时，在西藏影响还不大，但他与明朝政府密切联系，因此得到了明朝政府的支持，宗喀巴也被明成祖册封为大慈法王。万历年间（1573—1620年）黄教在西藏影响力日益扩大，连蒙古的俺答汗也崇信黄教，他将达赖三世索南嘉措（1543—1588年）请到蒙古传教，于是黄教在蒙古地区也开始广泛传播。俺答汗尊称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尔齐达赖喇嘛”的称号，这就是达赖喇嘛称号的由来，而索南嘉措又向上追认两世。俺答汗还建议达赖三世向明朝政府请求册封，达赖三世在给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致信后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册封与赏赐。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之后历代维系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明朝时期，我国西南的云南、四川、贵州、湖广（略当今天的湖南、湖北两省）、广西、广东等地生活着苗族、瑶族、彝族、侗族、壮族（p.s古代文献写作 僮族，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今名）、黎族、傣族等少数民族，与生活在当地的汉族百姓共同开发西南地区。当时，一些与汉族百姓杂处或相邻的少数民族百姓已经逐渐进入封建社会，在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犁耕。而在一些边远地区仍存在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的情况。 明朝建立后，承袭元朝制度，在西南地区设置土官进行管理，职位包括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而土官基本是由各族各部的首领担任并世袭。一些土官所拥有的财产，不亚于内陆的一大富商，而其经济形式与内陆的差异也不大。土官制度本身是一种通过当地各族统治者来间接统治各族百姓的方法，但世袭土官也易割据地方对抗中央政府的统治。明朝在平定一些土官发动的叛乱后，就逐渐将当地的土官改为与内陆州县相同而可以调任的流官，这就是“改土归流”。“改土归流”主观上是加强了封建国家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实际上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理环境、经济文化的特殊性，明朝实行的“改土归流”并不彻底，易遭到当地各族上层分子的反对而被迫恢复土官。同时，也有部分土官顺应发展趋势，主动请求改为州县的情况。 明朝时随着对西南地区统治的加强，大批汉族百姓也迁入少数民族地区，有的是随军的军户，也有不少躲避赋役逃来的普通民户。类似前文所述蒙古族与汉族的身份转变，很多汉族百姓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也逐渐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的一部分。琼州的“熟黎”中就有相当多从福建、两广逃亡来的汉族。这些汉族百姓把进步的生产工具与技术传入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开发。 在上一期我们还提到了大藤峡起义，这是西南各族百姓反抗明朝统治，反对地主官僚压迫的一个缩影。 元末，东察合台汗国的秃忽鲁帖木儿（1329—1362年）改奉伊斯兰教，与其后裔曾以阿力麻里（在今我国新疆霍尔果斯市北）、别失八里（今我国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镇）、亦力把里（今我国新疆伊宁市）为都。东察合台汗国在明代史籍中的记载较为模糊，有时就被称为其都城的名字，如 亦力把里等。东察合台汗国主要控制现在我国新疆除哈密以外的大部地区及中亚的一部分地区，居住在北疆地区的居民主要是从事游牧业的蒙古族，统治阶级为牧主，百姓主要为牧民；但在南疆地区的居民则主要是从事农业的畏吾儿族，统治阶级为地主、庄园主，百姓主要为农民。这种由环境产生的二元政治经济结构长期影响着东察合台汗国的发展，而东察合台汗国由于与帖木儿及其子孙之间的长期战争，与国内统治阶级间的政治斗争，导致其统治者东察合台汗难以有大的作为，甚至在15世纪前期收复被帖木儿帝国占领的喀什噶尔（今我国新疆喀什）都很困难。
我国新疆喀什老城，图片来自网络。 15世纪末16世纪初，东察合台汗国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其中偏东的一支以满速儿为汗，定都土鲁蕃（明代史料也称之为土鲁蕃），开始对明朝羁縻的哈密等卫产生了觊觎之心。满速儿趁明武宗在位时君臣昏暗之际，于1514年夺取哈密，并企图深入河西走廊。当时甘肃一带明军已经长期没有经历战争，初战遭到土鲁蕃军队的袭击而惨败，但最终仍击退了土鲁蕃军队，满速儿攻占肃州的企图未能实现。到嘉靖初年，哈密等八卫实际上已经被察合台汗国及青海一带游牧的蒙古部落所控制，明朝西北边疆退缩到嘉峪关（在今甘肃嘉峪关市），而甘肃（时属陕西省）三面北、西、南三面受到土鲁蕃、瓦剌等部的威胁。 同时期，满速儿的三弟赛义德在中亚对乌兹别克人的战争失败后，撤退到南疆，消灭了此前曾一度从东察合台汗国分出、割据喀什噶尔的阿巴拜克，于1514年在喀什噶尔建立了单独的汗国，逐渐转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名义上仍臣服于满速儿，史称叶尔羌汗国。到16世纪中叶，叶尔羌汗国趁满速儿之子被瓦剌攻杀之后再次统一了东察合台汗国，将势力扩展到吐鲁番、哈密。 叶尔羌汗国重视与明朝的贸易活动，国内以农业、牧业为主，兼营手工业。明朝时生活在南疆的畏吾儿人用葡萄酿酒，手工业产品有锦、布、铁器等物。畏吾儿百姓受到蒙古贵族（与东察合台汗及蒙古部落有关）与畏吾儿异密（也称埃米尔）的压迫，负担着沉重的赋税。 宣德、正统年间，设于东北的奴儿干都司逐渐废弃，随后瓦剌也先抓住明英宗、王振不修武备、陷于麓川之役的机会，向东将势力扩展到辽东地区。当时生活在辽东地区的主要是女真族，与此前建立金国时的女真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女真分为三大部，分别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与东海女真（也称野人女真）。 建州女真得名于最初位于唐代渤海国建州（约在今黑龙江绥芬河市一带），明永乐年间生活在长白山一带，首领阿哈出（完颜氏）与猛哥帖木儿（清史称为孟特穆，爱新觉罗氏，1370—1433年）分别被封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和建州卫左都督。后来受到东海女真的进攻，猛哥帖木儿在迁徙中兵败被杀，其弟凡察、其子董山（？—1467年）等人被迫迁走，在明中期迁徙到赫图阿拉（满语意为横岗，在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一带。正统年间因凡察、董山争夺对建州部的领导权，明朝分置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分别由李满住（阿哈出之孙）、董山、凡察三人统领，而都臣属明朝。海西女真则分布于松花江上游，包括今辽宁省北部到吉林省中部、黑龙江省南部等地，有叶赫、乌拉、辉发、哈达四部，据传为金国时那拉氏的四大后裔支系，但实际上族源较为复杂，部分部族也有蒙古等族的血统。东海女真主要位于今我国黑龙江省、吉林省东部与俄罗斯境内阿穆尔河（黑龙江）下游与乌苏里江东岸地区，远达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一部分“野人”生活在现代日本的北部，即阿伊努人。其中，建州、海西两大部女真距离汉族、朝鲜族、蒙古族较近，社会发展较快，而东海女真则仍以狩猎为主，未形成部落联盟。 建州女真由于距离明朝统治的辽东内陆最近，与明朝经济联系密切。明天顺八年（1464年），明朝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市）、开原（今辽宁开原市北）两地之外又增开抚顺关（在今辽宁抚顺市东）与建州女真进行贸易。女真诸部用貂皮、牲畜、人参等药材与明朝、朝鲜换取铁制农具、武器及各种手工艺品，东海女真也用皮毛与距离内陆较近的女真部落换取粮食。同时，女真诸部看到明朝中期军政腐败，也趁机袭扰辽东地区与李氏朝鲜。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汉族、朝鲜族百姓被掠到女真部落，成为女真贵族的奴隶，为其耕种土地，对女真社会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影响。 成化初年，董山、李满住率部多次袭扰明朝辽东与朝鲜地区，并与蒙古部落相结。成化三年（1467年），明宪宗派兵攻打建州部，董山被擒后伏诛，李满住则在与朝鲜的战争中被杀。这一战暂时削弱了建州部的发展。据清史记载，董山是清朝皇室的祖先，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死后，其子侄继任，数十年未对明朝边防造成大的威胁。
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老城，图片来自网络。 嘉靖后期，凡察的曾孙、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1529—1575年）连年袭扰抚顺等地，成为明朝在辽东的严重边患。明隆庆四年（1570年），李成梁（1526—1615年）出任辽东总兵，于万历三年（1575年）大破王杲。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由于明朝统治的内因、明朝与东北边疆各族各部的矛盾，以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东北建州女真的崛起与后来清王朝的建立。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陆续介绍，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历史地理小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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