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知识本来就不具备什么意识形态倾向，也没有什么褒贬的属性，但是经过权力的过滤之后，知识似乎成了片面的东西，也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东西。
古代很多朝代人们的文化水平并不高，有知识的都是知识分子和官员，而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之后，做了官员，也就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会迅速适应官场那套迎来送往的礼节，还会迅速和同僚拉帮结派，对上级极尽谄媚之能事，对下级和百姓大多要欺负一下，也从来没有好脸色。他们所能允许的文化，只能是民间俗文化，而民间俗文化的传播大多有着赞美君主和官员的意味，对老百姓自身权益却没有什么诉求，或者只是对皇帝和官员进行一下农民特有的想象，事实上，民间的老百姓连官员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更别提皇帝长什么样了。也就是说，民间文化大多都是通俗的文化，要是高雅一点的，老百姓都看不懂，听不懂，还怎么能接受呢？通俗文化所传播的知识除了那些生活经验，农业经验以外大多带有主观臆想的成分，并非科学的想象，也不是建筑在事实基础之上的，甚至被框定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之内，不得自由发挥。换句话说就是，民间的知识和文化都是被统治阶级改造过了的文化。大多被儒家思想改造。要是统治阶级推崇佛法，就会让佛教思想统治民间，也让人们接受佛家的知识和文化，换了道教也是如此。纵观上千年的历史，还是儒家思想统治人们的时间比较长。
儒家的统治靠道德，就连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都要依靠道德来实行。法律和道德成了两条主线，也成了相辅相成的东西，于是就有了法外开恩，有了告御状，有了刀下留人等等。而道德和法律混在一起执行之后，给执行法律的官员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让他们吃了原告吃被告，吃到一方承受不起或者双方承受不起的时候，才会采用一个比较折中的判决，弄得双方谁都不得罪，算是结案了。如此一来，道德就会具备一定的约束力，也是和知识一起推行的东西。书生要参加科举考试，学习的课本都是儒家经典，却不是佛典和道经。他们要学会儒家道德，还要施行道德，以德治国，以德服人，其实都是表面现象，背地里都是贪污受贿，搞权力寻租那一套，先让自己富了才不枉活一生。于是，他们考中之后，做了官员，推行知识和文化的时候就带了明显的儒家道德那一套，要人们做顺民，不能反抗，要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当然，还要最大程度上愚民，而不是开启民智。连皇帝都要闭关锁国，整天做天朝上国的美梦，就别提各级官员以及普通老百姓了。
考不上的书生也要想办法谋生，不是继续考试，就是给人家做幕僚，或者做私塾先生，以教书为业，而他们教授的书本照样是那些渗透了典型的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典，而不是开放性比较大的书本。于是，一代一代的书生学到的大多都是儒家经典，也要学着圣贤“立功、立德、立言”，而所谓的立功与立德只不过是为统治阶级巩固统治做的努力而已，至于立言，基本上都是学了儒家经典之后，在原有知识框架之上做一些发挥，超不出儒家道德那一套。诚然，儒家道德在古代社会起到了很好的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也成了人们思想的禁锢，甚至成了愚民的由头。而经过儒家道德筛选的知识，基本上都成了道德的附庸，还会传播封建迷信思想，让人们在神权、君权、族权的统治之下，不得自由。但经过儒家道德筛选的知识和文化成了人们思想的安慰剂，让人们不愿去反抗，也不能发现什么受压迫、受剥削的真相，只是要乐天知命，要知足常乐，甚至忍辱负重，也要咬牙坚持。而对于科学的发展，历朝历代都不重视，上到皇帝下到黎民百姓，都不太重视科学发明和创造，如果说有一点觉悟的话，就是纯粹的实用主义害了科学和文化，要学以致用，而看到并不能立刻带来利益的科学发明，基本上都会否决，甚至要嘲笑，打击，命名为“奇技淫巧”。从西方引进自行车和火车之后，还被很多人嘲笑为“奇技淫巧”呢。到了枪炮出现之后，古人就不敢嘲笑为“奇技淫巧”了。
带了意识形态属性的知识只能是愚民的知识，而不是真正的知识。盲目自大，封闭排外的政治维护了固有的知识体系，以至于很多书法、绘画、诗词、小说等内敛性的文化比较发达，而对于经济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学科的发展却乏善可陈，不成系统，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名人和大师出现。即便是对西方知识的译介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对同一西方资源的译介，经常会出现表达完全不同的主张，原因或许在于译介者无视建立于不同文化背景上的语义逻辑的明显区别，直接将某一思想资源等同于一种观念的衍生物，而这种判断本身就是一种中国式独断论的表现，也是盲目和武断的。
知识本身不具备观念的属性，也不具备褒贬的属性。要是把知识判断为观念的衍生物，本身就受了封建儒家道德的影响，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了，而对于知识褒贬的判断，甚至存在的厚此薄彼现象，能够充分说明古人受到的意识形态影响太深了，受到的权力干预太强大了，已经成了意识深层的东西，以至于影响了判断力。那么，当代人对于古代的知识要有一定的鉴别力，而不能全盘接受，要看看真假，剔除意识形态的影响和褒贬的主观判断，还剩下什么，要是什么都不剩了，就不必要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