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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威即位（后周太祖）时，赵匡胤任禁卫军长，甚得当时已是开封府尹柴荣（即周世宗）的赏识，成了柴荣的部属。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在跟随世宗南征北讨中战功卓著，深得世宗的信任和重用，成为屈指可数的禁军高级将领之一。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北征燕云，势如破竹。正当这个时候，世宗不幸染上重病，被迫退军后不久便去世了，由其幼子柴宗训继位。临死前，世宗对最高军政人员进行了变更调动，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禁卫军首领）。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四，掌握禁军的归德(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乘“主少国疑”之机，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史称北宋)，改元建隆。 太祖的日常生活很朴素，衣服、饮食都很简单，虽然对自己的家人较约束，但绝非吝啬之人，他曾在一些工程上花下大笔费用，对于投降的各国国君也给予优厚的待遇。自己的私生活严谨简朴，对于该花费的地方，却是十分慷慨，这是历代皇帝中较少见的。 曾经流浪的痛苦经历，使赵匡胤对老百姓的苦难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对民生问题十分关注。当天下初定的时候，他马上就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以便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961年，他明令免除各道州府征用平民充当急递铺递夫的劳役，改用军卒担任。第二年，又免除征民搬运戍军衣物的劳役。若州县不遵令行，百姓可以检举。在五代之乱后，连年的战乱使田地荒芜严重，土地是立国之本，因此赵匡胤下令，凡是新垦土地一律不征税，凡是垦荒成绩突出的州县官吏给予奖励，管辖区内田畴荒芜面积超过一定亩数的，要给予处罚。赵匡胤刚当家仅仅两年，就下令在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其后多次就黄河的修治下达最高指示，例如在建隆三年（962），赵匡胤下诏说：“沿黄、汴河州县长吏，每岁首令地分兵种榆柳，以壮堤防。”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是黄河堤坝的例修期，年年都会加固维修，加固了堤坝还绿化了环境，两全其美。 范仲淹曾由衷地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庆历三年》）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勒石三戒”（太祖碑誓）。王夫之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宋论》卷一《太祖三》） 九七六年，赵匡胤崩，关于太祖的死因，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因饮酒过度而暴死，有的说是因腹下肿疮发作而病亡，更普遍的一种看法则认为太祖之死与宋太宗有很大的关系。 究竟真象如何，由于史料阙如，至今还不很清楚，但有一点肯定，就是太宗在掩饰太祖死因上做了大量工作，太宗朝所修撰的《太祖实录》历经三次而无成，虽然已篡改和掩盖了大量的真象，太宗还是不满意。太宗对《太祖实录》异乎寻常的关注，足以说明太宗非正常继位的奥妙，而“烛影斧声”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强干弱枝： 从唐朝中叶以来，形成了地方藩镇权势过大的局面，他们常常割据一方，乃至进行武装叛乱，给朝廷造成严重的威胁。在宋王朝建立之后，赵匡胤依据宰相赵普提出的“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十二字方针，分别从政权、财权、军队这三个方面来削弱藩镇，以达到强干弱枝、居重驭轻的目的。 在“削夺其权”方面，赵匡胤陆续派遣文官到地方州郡担任长官，以取代跋扈难制的军人；并在知州之外设立通判，两者共掌政权，互相牵制，分散和削弱了地方长官的权力。在“制其钱谷”方面，赵匡胤设置转运使来管理地方财政，并规定，各州的赋税收入除留开其正常的经费开支外，其馀的一律送交京师，不得擅留。这样，既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又使地方无法拥有对抗中央的物质基础。在“收其精兵”方面，赵匡胤将厢军、乡兵等地军中的精锐将士，统统抽调到中央禁军，使禁军人数扩充到几十万，而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员，只能充当杂役，缺乏作战能力，根本无法和中央禁军抗衡，这就摧毁了地方反抗中央的军事基础。 太祖通过对藩镇权力的剥夺，对武臣的压抑，改变了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朝廷寡弱、武人跋扈、文臣无权的状况，提高了中央的威权。在中央内部，太祖又着手分割宰臣的权力，为宰相设置了副相参知政事，来分散和牵掣宰相权力，宰相和参知政事统称为执政，而军政归于枢密院，其长官叫枢密使，枢密院与执政合称“二府”，财政大权另归于三司，其长官叫三司使，号称“计相”，这三者地位都差不多，都直属于皇帝。通过对相权的分割，防止了大臣专权的局面，太祖就曾直言不讳地当面对宰相赵普说：“国家大事可不是你们书生说了算的。”说明宋代君主独裁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加强。这些措施结束了唐朝中叶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这些措施也使得官员增多，开支增大，权力互相钳制、地方实力削弱，埋下日后积贫积弱的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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