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宇 | 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理论贡献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中，恩格斯的贡献体现其理论特殊性，主要归纳为创立、维护和增补三个阶段，体现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一般唯物主义的澄清以及对原始社会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三个主要方面。同时，当其他学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和篡改时，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文章编号：2095-6916(2022)23-0091-04一般观点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的思想观点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指出马恩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思想家，其理论主张在某些方面又有不同，强调两者理论的差异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于马恩关系大致上形成了一致论、对立论、差异论和变化论四种不同的判断。近年来，围绕马恩关系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又不断从文献学、核心理论和概念、社会现实等角度进行确证和推理。总之，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辨析恩格斯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不仅能够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而且为正确认识马恩关系提供了基本依据。马恩早期的哲学研究方法是不同的。青年恩格斯的学校教育仅进行到中学，高中时期便应其父亲要求前往不来梅的亨利希·洛伊波德商行处理商务，早早地投身于世俗事务。相比于马克思囿于学院派的哲学思辨传统，恩格斯更早地将物质利益关系、人们的生活现状、虚幻的宗教幸福等更为现实的对象作为思考和批判的载体。当1844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发现恩格斯写作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时，对这个“天才的大纲”不吝赞美。那时的马克思一方面没有从对抽象理论的批判中抽身出来，另一方面又面临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见解的难事，因此可以说这份“大纲”为马克思打开了全新思路的大门。恩格斯此时的理论水平，用马克思自己的话形容就是“他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1］。马克思走的道路是通过对思辨哲学的批判，试图揭示出掩盖在私有财产之上的国家和法等意识形态，而恩格斯走的道路则将生产、经济和意识范畴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国民经济学批判到达了目的地。在马克思看来，恩格斯的天才性在于为其当前面临的棘手问题提供了另一个切实可行的、现实的解答方案，这种解答方案以较为系统的、历史的形式展开，从而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辨分析给予了重要增补。恩格斯的“大纲”促进了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理解上的更新，将英法政治经济学作为重要的讨论材料带入了哲学和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德国人起初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与国家学相似，认为其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2］，但是按照英法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这种理解上的差异意味着这个学科本身内在形式和目的等方面的变化，从而使国家行为成为私人行为，使追求幸福变为追求发财致富，使公利成为私利。虽然有学者主张将德国和英法的政治经济学做严格的区分，但这种理解一经产生就将带来对理论和日常生活的双重影响。这种由公利向私利、宏观向微观的转变，使得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的内容上更为细致和复杂，或者说更贴近于社会生活和现实生产的具体过程。私有制、交换、价值、价格、土地、资本、劳动等经济学范畴，以及这些概念代表和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实关系成为马克思重要的叙事对象。从此，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成为马克思研究社会理论的必要工作之一。T.卡弗教授甚至认为，在这一阶段中恩格斯的理论水平是高于马克思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的许多观点都可以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找到原型。以往政治经济学所回避的问题，例如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与竞争的虚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劳动和资本的相互对立以及这种生产方式蕴含的危机与革命性等，都可以首先在恩格斯那里得到启示。这种基于批判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研究范式，为马克思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现实材料。就恩格斯而言，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孙喜香和薛俊强先生认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揭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幻象时使用的是经验的和历史的方法，但是到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写作和分析中，恩格斯则“进一步从社会制度、工业史和经济社会史的视域展开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及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形成前提的拷问”，这意味着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方法论上的进步，从经验主义发展为科学主义，“形成了关于现代资产阶级形成史的经济社会学分析框架和传统，把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作为一切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时至《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恩在理论和实践上达到了更深的层次。马恩一方面在理论上对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反对观念决定历史，同唯心主义体系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则通过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指导国际工人运动。这一时期马恩的合作非常紧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可以说两者保持了思想秩序和根本方向的一致性，恩格斯不仅直接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作过程中，而且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为马克思提供帮助。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一般世界观的捍卫，同时也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在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之前，当时的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主要存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方面的质疑。恩格斯为了批驳杜林，同时清理试图利用或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不轨行径，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创作。首先是对唯物论的一般看法。在杜林看来，人类认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非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而是某些具有抽象普遍性的原则，表现出一种理念论的立场。恩格斯批判道：“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4］38恩格斯和杜林的区别在于，恩格斯将原则视作人类基于社会现实所得出的说明，而杜林则将原则视作自然和社会演进的规则，两者存在后天和先天的巨大差别。同时，恩格斯承认意识具有其相对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无法摆脱实践，否则就将滑入杜林的错误中。通过对杜林的批判，恩格斯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重申了唯物论的反映论。其次是对辩证法的说明。恩格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提出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恩格斯的辩证观点，成为后来研究者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参考。恩格斯强调，矛盾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杜林所宣扬的形而上学式的永恒真理从根本上违背了辩证法的一般原则。概念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但概念的辩证法无法创造出事物的辩证法，辩证法的规律性无法成为衡量事物运动变化的准绳，而只是对这种现实运动的反映和把握。恩格斯区分了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并将其对立归结为精神概念与客观事物的对立；进一步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区别，则被归结为孤立与联系、静止与发展、片面与全面、量变与质变的差别。最后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面。恩格斯认为杜林的认识论呈唯心主义绝对论的特征，基于对唯物辩证法的一般理解，恩格斯对人的认识做出了基本的说明。恩格斯认为，人的思维存在至上性和非至上性之分，其至上性体现在作为人类整体的认识能力上，其潜能使人的认识水平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思维的非至上性则体现于认识所获得的最终结果的性质，即绝对真理本身是不可为人所掌握的。恩格斯虽对绝对真理采取一种有张力的态度，但他无疑是支持可知论的，肯定无数发展变化着的相对真理，可以构成当下人们认识所掌握的有条件的绝对真理。同时，由于恩格斯特别注重认识的辩证法，使得真理的相对性成为他所强调的重点。这种认识方法能够被推进于社会历史领域，其优势在于不仅不会忽视对于具体历史条件和特殊性的把握，也不会丧失对于总的历史进程和普遍性的分析。以上部分摘选了恩格斯在唯物论和认识论方面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恩格斯在这一捍卫阶段的全部内容相比于笔者的部分呈现，更具备体系化的优势，也正因其系统化，使得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到了重要的说明作用，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原始材料。同时，恩格斯在此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与马克思本人著述呈现出来的理论思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虽然恩格斯自己申明他的观点“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4］11，却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路径。笔者选取的增补阶段恩格斯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晚年所关注的古代史研究，以及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完成马克思的“遗愿”和“未完成的工作”，这一部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恩格斯自身理论的特征。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写作的《古代社会》，结合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以及遗稿，写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历史地考察了从原始社会到无产阶级社会的进程，提出了重要的两种生产理论和原始社会发展规律学说。两种生产理论认为，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是两种基本的生产形式。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而人自身的生产则关照人种的延续。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了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人口生产又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具有反作用。这一关系反映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即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引导社会制度的更替，而人口在其中起到加速或延缓这一进程的效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口的生产起直接的作用，但它的作用随着社会历史向现代推进逐渐减小，最终在历史进程中它的直接作用被物质资料生产所取代。实质上，两种生产理论并非恩格斯首创，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初步通过分析历史发展的四个要素——生产、再生产、家庭以及社会发展，对这些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关系做了解答。虽然马恩对家庭概念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恩格斯对家庭的重新论述却更具有系统性。恩格斯在对以往有关原始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系统阐发了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认为原始社会经历了血缘家庭、普纳路亚家庭、对偶制最终演变到一夫一妻制，并且对母系社会和氏族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在这种演进过程中，依据生物性建立的人际关系逐渐被由财产关系所引导的契约式家庭所取代，这种变化造成了人在信仰、阶级、生产形式等诸多方面的变革。在这种将社会历史、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分析模式中，恩格斯不仅完成了对家庭形式历史演变的系统阐述，同时结合不同的情景完成了对私有制、分工和阶级关系等重要问题的再思考，为现当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启示。在随后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在恩格斯看来，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概念辩证法虽然表面上具有为现状作辩护的保守性，但也存在着对现存事物否定性的一面，体现出扬弃失去必然性事物的革命性，揭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过程中蕴藏着巨大力量。黑格尔辩证法有其“合理内核”，但其唯心主义体系窒息了辩证法。恩格斯认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是推动了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重要动因，让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成为底色，使哲学对精神和理念的关照回到现实的人身上。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恩格斯认为自然运动和社会历史运动存在自发和自觉的差别，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相对独立性。人的目的和意识在历史进程中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无法支配社会历史的发展。作为决定目的和意识的东西，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唯心主义认为，是人的活动创造历史，而目的和意识支配人的活动，这种目的和意识均是理性的体现，所以理性是历史的支配者。恩格斯批判这种看法，认为决定人的目的和意识的东西具有个体性，唯物史观需要将这些特殊性考量在内，在社会历史领域应用辩证法。唯物史观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视作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强调其中的经济因素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了合力论思想，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做了说明。合力论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的自发性和社会的自觉性的区分，承认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恩格斯强调人的主观因素是非决定性的，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和决定性因素需要在现实物质基础的层面寻找。恩格斯认为，由于在历史活动中的个人所具有的差异性，导致他们本身就具有矛盾运动的性质，使历史的动向不满足于任意一方的要求。对于历史的进程应该导向何处，恩格斯认为，具有差异性的目的和动力相互碰撞会形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最终各意志会在矛盾冲突中得以整合。这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偶然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同时将具有个体性的历史活动者整合为群体和阶级，从而揭示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资料及其生产方式起到的动力作用，体现出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的客观规律性。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贡献可以用创立、维护和增补三阶段来概括。前文所讨论的内容虽并非是这一问题的全部，但可以反映出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使用了政治经济学并对马克思的理论构建产生了积极作用，而当其他学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和篡改时，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恩格斯自身的理论特征。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写作思路和理论构想，继续完成马克思未尽的事业，同时对相对空白的领域进行了增补。总之，恩格斯一生中所开展的全部哲学工作都没有远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旨趣，研究马恩关系问题应把握好整体和局部的辩证关系。［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593.［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65.［3］孙喜香,薛俊强.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时代价值意蕴——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J］.经济学家,2020(12).［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张奎良.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合作创立新哲学体系过程中的贡献［J］.现代哲学,1991(2).［6］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M］.易廷镇,侯焕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7］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M］.姜海波,王贵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作者简介：王贵宇（1998—），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单位为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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