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静：平台资本主义的劳动协作与剩余价值形成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雾海中的漫游者 2023-01-08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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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静，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

［摘要］随着数字平台经济形式的出现，劳动协作和劳动过程的组织方式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网络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增和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劳动社会化外溢。在数字平台的主导下，互联网突破层级化的高度互联和非组织化的链接方式，呈现出“八爪鱼”式的层级结构，逐渐演变为具有超强中枢节点的平台生态系统和更加集约化的资本主义垄断形式。不断收缩的系统中枢和逐渐扩张的商业覆盖结构，极大地改变了劳动过程及其社会构型。解读平台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理论入口，就是分析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分工和协作方式的变化以及劳动结合方式的更迭。资本在更广阔的全球劳动力市场范围内通过数字平台链接保证了高效低价的劳动社会化。“活劳动”与“死劳动”从二元对立结构向人—机双向互联结构的转变，打破了生产环节的封闭性，向公共性产品或服务的社会链接中弥散。对平台资本主义的劳动协作与剩余价值形成的政治经济学解读，需要深入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中，并对其展开内在性批判，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唯物史观对当前研究提出的要求。

［关键词］总体吸纳平台劳动结合活劳动剩余价值

与前平台时期互联网企业的特征相比，数字平台企业在很多方面展现出了由自身结构特点所决定的不同价值生产样态和组织形式，其中最明显的特质莫过于网络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增和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劳动社会化外溢。从经济学视角来看，这种变化显然是颠覆性的，但它的出现却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数字经济”的规模化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种“似自然性”的指认不但将“数字经济”这一概念先验化为固有模型，更掩盖了其自身的不断发展变化及其在社会所有维度上造成的不同影响。忽视对变化之具体原因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线性因果联系的总体性指涉，这恰恰是我们在认识不断变化、更新和发酵的数字现实时面临的最大理论障碍。因此，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躬身进入对现象的分析，才能由此上升到对现象背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把握，从而真正实现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即经过科学抽象，从具体的现象进入对具体发展规律的研究。

为解决网络时代的“科斯地板”问题（即通过组织化降低自由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应运而生的多边数字平台，一直致力于在排斥高沉没性的固定资产的同时，增进价值链下游的生长性。这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数字平台企业一方面向着资产轻量化、另一方面向着最大范围地扩大和拓展下游网络系统（包括平台的终端用户、平台应用服务的开发者、平台零售商户和物流等）的极致目标努力。由于边际递增效应，后一种趋势不但不会因为规模的扩大而使企业受到掣肘，反而使得其收益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物联网、应用软件嵌入和模块化业务分包模式则在客观上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它们在提高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同时，完成了劳动的社会化迁移，使得劳动协作和劳动过程的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的新构型和多样化是其中最关键的部分。这种迁移趋势随着数字平台企业青睐于打造以核心业务为中轴的商业生态系统而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数字平台企业成为市场中握有话语权的生态系统建造者，同时也是对劳动过程享有规约权和监管权的第三方。正因如此，平台资本同时实现了对劳动本身和社会公共性的双重吸纳，笔者将之指认为“总体吸纳”。这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劳资关系、劳动过程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布展方式存在显著不同。相应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必须被置于整体性结构中来进行考虑。尽管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是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难以想象的。但事实上，马克思的理论资源依然有助于我们在不简单套用其理论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从“块茎”到“八爪鱼”：平台生态系统的劳动外溢

在互联网产生之初，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高度赞扬数字化生存方式使人得以打破时空限制，获得更大范围的自由。尽管类似的将民用化之后的互联网视作自由的“应许之地”的技术乐观主义观点很快遭到了质疑和批评，但这种态度恰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在面对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应用导致社会存在形态发生巨大改变时的眩晕与欣然。

无独有偶，与尼葛洛庞帝同时代的美国批判理论学者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中以互联网的出现为分界点，将大众媒介时代分成两个阶段。前互联网时期是播放型传播模式盛行的“第一媒介时代”，其特点是由少数文化精英和专业人士主导着自上而下、由一对多的单向传播。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时代则被称为“第二媒介时代”，这是一种去传播中心化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多散点之间的自发性双向交流。

这一超文本链接结构的特点让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曾经将互联网视为“块茎”理论的理想实现模型：块茎的逃逸线可以渗透至所有维度，穿越一切边界。“块茎”的比喻贴切至极。这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他们合著的《千高原》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比喻一种无限蔓延的、去等级化的关系模型。与根—树模式或须根模式的二元逻辑相反，块茎作为一种开放的系统，强调了生产的生成性和游牧性。这样一个形象化的比喻所揭示的是关系性生产中反对组织建构的总体化和等级制的倾向。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欲望机器政治学，块茎是一个无器官的完全身体：它是生产性的，但却不会在其组织中被僵化，因为指向域外的新的逃逸线始终以潜存的方式真实存在。欲望机器的最终指向是欲望生产。这种生产并不局限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它更大的功能是形成新的关系（社会性条件链接）。如果说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还停留在大工业时代的物质生产层面是因为其时代局限的话，那么德勒兹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他的欲望生产理论所暗含的生产的丰富性以及对关系的重视更具有一般性指向。不受制于任何等级架构、通过网络互联所形成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使得机构和组织成本趋零，共享和协同在最大范围内成为可能。当时人们关于前平台时期互联网的愿景在一定程度上寄托在这一意象上。

在算法问题不断围剿日常生活的平台时代，这种对互联网过于乐观的理论主张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它却真实地再现了互联网发展早期在按需工作链接方面取得的令人惊异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旧金山湾区建成了一个全球电子链接（WELL，即Whole Earth’Lectronic Link）的拨号数字虚拟社区。它实际上是一个远程虚拟会话系统，可以满足用户同步或非同步地发送和分享信息的需求，从而自由地形成社群。在湾区的数字技术从业人员看来，WELL不仅是一个可以共享信息、建立社交网络的虚拟社区，更是一个可以让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直接对接、寻找自由职业或灵活工作的平台。它在软件系统内部通过协调各部分的行为进行非组织化的调节。WELL在当时的湾区成功地构建起了一种以自愿和协商为主要原则的按需用工网络，推动了很多项目的创生和发展。“这种以技术为中心的管理形式，将新公社主义者对非等级制社会组织的偏爱和管理的控制论思想结合在一起。”当然，这种早期的电子公告板系统（BBS）和今天高度互联、即时互动的数字平台存在极大的异质性，但它所构建出的按需劳动匹配的理想状态，是当下很多不加前提地鼓吹发展零工经济，甚至将之视为未来用工主流形态的人所乐于描绘的愿景。

然而，如果因为它们同是针对劳动需求的匹配中介，就想当然地将今天出现的按需用工平台企业视作WELL模式在大数据时代的延伸，则大错特错了。如果说德勒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对互联网抱以期许，是因为它能够实现突破层级化的高度互联和非组织化的链接（内格里一度认为，去组织化的“黄马甲”运动正是它的现实化），那么他们显然没有预见到这种链接一旦被收编进非树状的层级结构，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虚拟社区中偶然发生的自发型零工劳动和数字平台时代的规模化零工经济之间的差别，既存在市场规模上的差异，也存在中介者角色和功能方面的差异，还存在劳动过程本身及其性质上的差异。而早期互联网的链接原则与平台主导的网络链接之间的巨大异质性是造成这些差异的最根本的技术基底。对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比喻，我们可以将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平台形容为一只硕大无比的“八爪鱼”，它以作为超强中枢节点的平台核心系统凌驾于整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之上，而无须诉诸泰勒制传统的层级结构，就可以实现对群体活动的直接管理并降低信息强度损耗。这种管理通过制定游戏规则（不仅包括劳动制度，还包括市场法则）和布展智能监控建立起中心化的生态系统，使得“劳动过程，从而劳动和工人本身，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受到资本的监督和支配”，并最终演变出资本主义更加集约化的垄断形式。“八爪鱼”的触手再多，触及的范围再大，也依旧受到中心身体对所有自主序列的规约。它所形成的效应类似于德勒兹在谈论现代社会的环状结构时所描述的情况：“节段性变得僵化，以至于所有的中心都共振于、所有的黑洞都落入到一个聚积点之中，这个点就像是一个位于眼睛后面某处的交叉点……后者的中心是遍在的，而它的边界却无处可寻……只有一只作为中心计算机的眼睛，它进行着全范围的扫视。”然而，与这种环状结构不同的是，“八爪鱼”的控制方式不是通过场域共振形成装置，而是以更经验化和量化的算法设计进行直接监管和评价。这样的方式既降低了传统科层制的沟通成本和信息损耗，又使管理和回馈形成直接回路。算法控制成为平台操控的结构性核心，是新的“看不见的手”，是所有社会性链接得以形成的规范。

以按需用工平台为例，它们不再像传统的企业那样形成内部经济单元和维持所需要的全部劳动者，而是成为多方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中介，承担连接匹配和评价监管的责任。这种新型的劳动结合方式并不是始于数字时代，却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极大地改变了劳动过程及其社会构型。无论是为了实现网络规模经济的增长，还是为了有效协调平台内部的一致性以达到顺利完成核心价值生成的目的，减少内部资源投入、降低生产的边际成本使得平台企业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将大部分劳动关系从自身“拆卸”出去的途径。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将一部分工作外包给独立劳动者，而不是正式雇员。即使是网约车平台或外卖平台这样提供专职服务的平台，也并不直接雇用自己的司机或骑手，它们将平台的核心交易定义为劳动匹配和最终产品判定。于是，无论是工作机会的提供者（或企业），还是零工劳动的提供者，都成了平台的用户。所谓的“八爪鱼”结构，正是这个不断收缩的系统中枢和逐渐扩张的商业覆盖结构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