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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1880—1971年），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与王国维齐名，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被毛泽东称为“国宝”。陈垣在长期治学过程中形成的优良学风和一系列治学方法，为后来学人提供了示范。 提倡做“有意义之史学” 陈垣治学的出发点是把个人学术目标与国家民族的现实紧密结合。五四运动前后，他看到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不仅政治、经济、军事大大落后，学术文化也不如列强。因此，1917年至1937年之间，他治学的主旨是着意表彰中华历史文化，提倡在学术上赶超世界一流水平。1917年，陈垣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此后“古教四考”和《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著作更是奠定了他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他为什么选择中外文化交通史的课题作为突破口呢？通常认为是陈垣和天主教学者马相伯、英敛之常有学术交往。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陈垣致力于在中外文化交通这一汉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与国外汉学争胜。这期间，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也鼓励学生努力向学，提出“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的奋斗目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陈垣的史学则以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痛斥日寇、汉奸的残暴无耻为目的。他提倡做“有意义之史学”，自觉地把史学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到一起，借古喻今，以史学来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他提到：“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尤其是《通鉴胡注表微》一书，陈垣借阐释胡三省的史学方法和思想，全面总结自己的治史经验，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充分表达着他誓死抗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激情。 新中国成立后，陈垣与时俱进，确立了史学为社会和大众服务的方向，将大量精力投入新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建设之中。比如，他参与历史科学12年远景规划的制订，指导编辑多种历史资料丛刊，参与多种大型古籍整理工作，解答外交事务中有关中外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问题，审定教材和博物馆展览，回信辅导普通民众的历史学习，等等。从陈垣的治学历程可以看到，爱国精神是他卓越学术成就的源头活水，正是国家民族的现实需要使他不断思考新课题、不断创新，从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取得学术新成果。 治学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 陈垣的史学成就，是经过长期刻苦治学才取得的。他经常告诫青年学子，学术上没有捷径可走，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20世纪50年代末，在“大跃进”的“冒进”思潮影响下，学校里也出现了浮躁的学风。为了端正风气，陈垣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青年学生探讨读书和治学，他说：“有人问我读书有什么秘诀，我想读书并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秘诀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要有决心、有恒心，刻苦钻研，循序渐进……任何学问，都是靠较长期的积累得来的。” 年少读书时，陈垣家乡方圆数百里内找不到一部二十四史，后来有个本家买了一部，他就经常在夜里打着灯笼去借阅这部二十四史。30多岁时，他开始研究《四库全书》，每天从北京城西南的住处到城东北的京师图书馆看书，那时交通不便，路上要耗费三四个小时，他不辞奔波之苦，用近十年时间认真研究了这部几万册的大丛书。50多岁时，他为了阅读《嘉兴藏》深入到佛寺里潮湿尘封、蚊虫肆虐的密室，为预防蚊虫叮咬传上疟疾，每次都要服用药物才去阅藏。80多岁时，他应佛教协会之邀赶写《佛牙故事》，不顾三伏酷暑，亲自撰稿；实在太热时，便用两条湿毛巾轮番披在肩上以增凉意。正是以这种刻苦顽强、持之以恒的精神，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写作，留下了恢宏的史学成果。陈垣有诗曰：“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他以“励耘”号书斋，正是表达了自己要像稼穑一样治学，深耕细作、业精于勤。 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认真考辨材料 实事求是是中国史家治学的优良传统，清代学者钱大昕就认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陈垣继承了这种史学传统，也结合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在他的史学研究中，自始至终贯彻着实事求是的学风。 陈垣认为“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因此提倡著书立说，通过考证解决问题，做到言必有据。为此，他非常重视对资料的搜集，材料不到手，不动笔写文章。他常用“竭泽而渔”来形容专题研究时要力求全面地占有材料。还主张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必须认真考辨材料，在“求是”上下功夫。陈垣所创立的“史源学”，就是专门指导学生对史料进行鉴别和考辨的学问。他的著作，也都是在广泛收集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完成的。比如，他写《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收集材料极多，积累的稿本有三尺多厚，但经披沙拣金，最后只用了194条，文章写成也只有2万多字；著名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稿本有三四大捆，经再三锤炼，完成时也仅7万多字。他曾把学术创作分为三步：收集材料、考辨材料和论述成文。他指出前两步工作须占十分之八的时间，只有确实可据的材料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草草成文，无佳文可言也”。 文章写成要找三种人看 陈垣清醒地意识到要提高国家、民族的文化地位，就要拿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为此，他不仅与同辈学者相互激励，更将希望寄托于后来的学人。 1929年陈垣主持辅仁大学校务时，在学校章程中就要求学生要“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发扬光大，以增长其民族自信力”。1933年在与蔡尚思通信时，又对他提出要创造“动国际而垂久远”学术成果的要求。陈垣自己在治学过程中，更是以身作则地提倡创新、自得的学风。他明确指出：“凡论文必须有新发现，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新发现”和“新解释”也正是陈垣学术之魅力所在。他对也里可温教、摩尼教、火祆教、一赐乐业教的考证，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入华史的阐述，对宋金间河北新道教、明季遗民逃禅等事迹的揭示，对佛教史籍的叙录和辨析，对校勘四法和避讳学的总结，以及他的《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在年代学上的贡献，《元西域人华化考》对文化史、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拓等等，都在各个研究领域里开创了一代风气，供后人取法。他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学科领域的建树和创获，也是他倡导治学创新的有力见证。 与创新治学相一致的，是陈垣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精益求精的学风。他对已完成的论文或著作，不急于发表，总是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进行修改，以求臻于至善。他说，“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直谅多闻之友不易得，当以诚意求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完成文章后常找伦明、胡适、陈寅恪等人提意见。抗战烽烟起，诸友散处四方，但如他在家书中所说的，一篇《汤若望与木陈忞》写成后，还是请过10个人反复参阅，指摘其中不足之处。他常对人说，文章写成要找三种人看：比自己高明的、与自己平辈的和自己的学生，以便吸取各方面的意见。他常鼓励学生为其著作提意见，到了晚年，还常写信夸奖能对自己的论点进行商榷的晚辈，认为这样做尤合朱熹“旧学商量加邃密”之意。对别人所提的意见，他总是从善如流、认真改正，并经常在著作中明文答谢别人为他提供材料或意见。这些方面，都体现出他虚怀若谷、不掠人之美的高尚品德。 陈垣一生辛勤耕耘，撰作了20部专著和200多篇史学论文，他丰硕的学术成果以及刻苦、求实、创新、爱国的治学之道，是中国史学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不断学习、继承和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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