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前辈学人崇尚和奉行的治学之道。还在中学时代，师长们就向我传授过。可惜当时年幼，渴望求知却囫囵吞枣，以致连这个典故的原始出处都没来得及细究。但是，这个缺点并没影响我对这八字箴言的向往与追求。多年以后，偶然翻阅明清人的治学随笔，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的短论中意外地碰到了答案。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明清学人谈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引发了我对司马迁治学的一些思考。诸如：司马迁何以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宋代史学家郑樵何以称赞司马迁“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又何以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联系司马迁毕生读书与写作的甘苦，我悟出一个道理：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造就了司马迁的才华，使他从任太史令到离开人世，写成了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大型社会“实录”。
司马迁出生在今陕西省韩城市龙门山南一个耕读之家，自孩提时代起就在长辈指点下“耕牧河山之阳”，稼穑之余潜心背诵古文。后来，其父司马谈出任太史令，全家移居长安。当时，太史令这个职务并不算高，却掌管着皇家的文书档案、图籍律令，能使“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司马谈坐拥百城的环境和氛围，为司马迁创造了“读万卷书”的近水楼台。少年司马迁遂利用这个有利平台，攻读经史辞赋、“百家杂语”。及长，又师从儒家大师董仲舒、孔安国深造儒家经典。家庭和宫廷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司马迁日后继承父业撰写《史记》，提供了丰厚的学养。
司马迁从20岁起周游各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搜集民间口耳相传的无字历史。他从长安出发，自西向东“行万里路”，足迹遍布长江、黄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关于这次出行，他在《史记》多篇里留有追记。其中，《河渠书》尤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按照这个路线图可知，他先后到达今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山西、甘肃和内蒙古等地区。他每到一地，都悉心访古采风，或亲历遗址，或亲访故老。如《春申君列传》记“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屈原贾生列传》记“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孔子世家》记“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等等。司马迁此行的亲历、亲见和亲闻，对于核对、校正、充实皇家收藏的史籍极为重要。
回到长安后不久，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司马迁这次远行，既完成了经略西南的政治使命，又取得了西南地区人文地理的第一手资料。《史记·西南夷列传》能把当地以“君长”为首的部落分布和社会生活梳理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不能不归功于司马迁对“巴蜀西南外蛮夷”胸有成竹，如数家珍。
“载笔之士”与“惟义之求”
孔子修《春秋》，开治史重“义”的风气之先。
孟子对孔子此举大加赞赏。《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说：晋、楚、鲁三国的史书，看似相差无几，实则大有区别。晋、楚两国的史书重史料，记载的是齐桓公、晋文公时代的人和事。鲁国的史书重褒贬，寓义（即观点）于史（即材料）之中。所以孔子说：“义”，几乎都被我用尽了。
孔、孟两位大师推崇治史重“义”，成为其后历代史学家和学问家的治学指南。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指出：“文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关于“义”、“事”、“文”三者的关系，他在《方志立三书议》中比喻：“譬人之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在章学诚的心目中，“义”居主导地位，支配着“事”和“文”。因此，他在《言公上》中呼吁：“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也就是说：有志于笔耕特别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必须树立“惟义之求”的志向。
历代有识的“载笔之士”，也多以“惟义之求”为准绳，衡量自己或他人的学术定位和学术成果。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短章札记，都要先衡量它是否言之有物，是否闪耀着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真理火花。明清之际的史学家顾炎武评论《史记》，最崇尚司马迁的“寓论断于序事”。他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后人知此法者，鲜矣！”顾炎武所说“见其指”中的“指”，就是章学诚所说的“惟义之求”中的“义”。
近现代史学家陈垣，从事史学研究以考据见长，在宗教史、元史以及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等领域创获颇丰。然而，这位学者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北平之后，毅然改变治史方向，从推崇乾嘉学派钱大昕的考据之学，转向推崇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从考据中求“义”。他在《致方豪》的信中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崇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他的《通鉴胡注表微》，就是其“有意义的史学”的代表作。“通鉴胡注”，即南宋爱国史学家胡三省的《通鉴注》。宋元以前，史学界研究这部名著，多着眼于音韵训诂或地理考证。日本侵华以后，陈垣将研究重点转向“胡注”的“忠爱之忱”，即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表现的反抗元朝统治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陈垣通过“表”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之“微”，“表”自己“斥汉奸，斥日寇，责当局”之“微”。迄今为止，史学界评价《通鉴胡注表微》，仍是首先肯定陈垣治史的“惟义之求”。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正在思考如何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其阵地功能、殿堂功能和智库功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重温前人治学“惟义之求”的思想和方法，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学理支撑，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贡献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更是应该的。但愿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能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大展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