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论孟子】（1）司马迁与孟子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

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并在其中作《孟子荀卿列传》，将孟子与荀子、邹衍、淳于髡等诸子十余人合传，司马迁也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第一个为孟子立传的学者。虽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仅百余字，但司马迁却将孟子的籍贯、师承、游历、著述等生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同时给予孟子很高的评价，其尊孟之意十分明显。清代阳湖文派创始人恽敬说“太史公于孔子之后，推孟子一人而已”， 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尊孟子亦自史迁始”，清代学者赵恒也说司马迁“推尊孟子之意至矣”。司马迁对孟子的推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同孟子的义利观

首先，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开篇中，司马迁没有直接的专述孟子生平，而且是首先赞叹孟子义利观。他写道：“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日'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其次，在《史记·魏世家》司马迁又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清代学者陈澧评论说：“《史记·孟子列传》先述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云云，然后云孟子'邹人也’，此于列传为变体。盖以《梁惠王》第一章为七篇之大义，故揭而出之。且又于《魏世家》载之，又于《自序》云：'绝惠王利端’，作《孟子列传》。太史公之于此章，可谓三致意者。”陈澧的“三致意”即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开篇赞叹孟子义利观、在《魏世家》载孟子答梁惠王的话、明确撰《孟子荀卿列传》要旨就是“绝惠王利端”。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孟子的义利观是十分认同的。作为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对孟子义利观的认同，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传播，提高孟子在儒家学派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以诸子反衬孟子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虽以孟荀标篇，但传中还有稷下三邹 (邹忌、邹衍、邹爽)、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公孙龙、剧子、李悝、尸子、长庐、吁子、墨翟诸人。其中对他人的落笔比孟子还多，如孟子179字、荀子227字、淳于髡287字、邹衍613字，司马迁落笔孟子的字数虽少，但并不代表其不尊孟，

后世学者多认为司马迁写邹衍、淳于髡诸子正是为了反形孟子，以邹子等人(宾)反衬孟子(主)，起到崇孟的深意。南怀瑾先生在《孟子旁通·司马迁编撰手法中的孟子》中说：《孟子苟卿列传》附带战国一批有名诸子，并非太史公“漫不经心的随意而为，实在是有他聪明绝顶、度金针而不落言诠的妙用”， “更妙的是，司马先生举出驺衍来，与孟子当时的处境作一强烈的对比”。清代学者刘咸炘的观点较为中肯，他认为：“尊孟有之，非专为孟子作也。……此篇意旨在以孟继孔，而奉孟以敌孙、吴、田、商、邹、淳于诸人，其结构则以孟、荀为终始线索，固皆甚明，然若谓专为孟、荀作，诸人皆不足传，则非也。”今人周振甫分析认为，邹子等人“既不属于一个学派，又不能写成一个合传，又不能不提，所以附在儒家《孟子荀卿列传》里，正是司马迁特别推尊儒的原因。”

三是认为孔孟之宗旨一致

清代学者赵恒认为“师友渊源之出于孔子”，“立身行道之出于孔子”，“著书立言之出于孔子”“困厄不遇之不异于孔子”是司马迁推崇孟子的原因。尽管将司马迁推崇孟子归结于孟子与孔子关系密切是不够全面的，但司马迁确实是认为孔孟之思想宗旨存在一致性，并多次将孔孟并列而提。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写道：“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从“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孔子一生都是述而不作，希望恢复先王之德，可见司马迁认为孟子与孔子的思想是一致性的，从“述仲尼之意”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孟子是继承与发扬孔子学说的。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还多次将孔孟并提，如“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卫灵公问阵，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郐。此岂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人乎?”司马迁认为孔子与孟子都是因为恒守道而困顿，二者境遇亦相近，思想宗旨也一致。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孔子无公侯之位，而《史记》独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其传孟子，虽与荀卿、驺忌等同列，然叙忌等尊宠处，即云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又云卫灵公问阵，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攻赵，孟子称太王去邪，岂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皆以孔子、孟子并称，是尊孟子亦自史迁始也。”总之，司马迁将孟子荀子等合传而以孟子为主，并且数次将孔孟并提，认为孔孟思想宗旨也一致，无疑体现了他对孟子学术地位的积极肯定。

四、继承孟子所述《春秋》精神

孔子撰写《春秋》的目的就是以文化的力量，阐述春秋大义，褒善贬恶，震慑了乱臣贼子，而在先秦诸子中，孟子是第一位明确阐发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及意义的人，孟子阐发的《春秋》精神，也被司马迁所继承。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其父司马谈临终时的话：“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这段话实际与孟子“《诗》亡而《春秋》作”的说法一致，说明司马谈希望司马迁能以《春秋》精神来撰写一部史书。对于父亲的遗训，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决定秉承父亲遗志，写一部体现《春秋》精神的历史著作。《孟子·公孙丑下》中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司马迁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认为五百年为一历史周期的观点也显然取自《孟子》。近代学者钱穆先生指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曾读过《孟子》，都有他们的学术传统。”可见，司马迁撰《史记》对孟子所阐述的《春秋》精神是领会继承的。

五、继承发扬了孟子提倡的王道思想

春秋末期，孔子在继承了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将“仁”纳入了自己的道德学说，以仁作为政治、伦理、哲学思想的核心，系统的提出了仁学思想。孟子在对孔子的仁学思想加以继承与阐发的基础上，又提出自己了的仁爱观。即人们应该保持和发扬人内在的固有的善性，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由心及政，将“仁义”推广至整个社会和自然，实现仁民而爱物，实现仁政的王道思想。司马迁继承发扬了孟子所提倡的王道思想，他在撰写《史记》时，也提倡治世要以仁义为本，例如，他《陈涉世家》中感叹 “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 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强调 “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此外《孟子荀卿列传》中虽描写了很多人物，但也始终是以“仁义”作主要线索撰写的。可见，司马迁在《史记》中赞同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并且是对其加以继承发扬的。

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孟子加以推崇，撰孟荀合传，开孟旬并称之始，将孔孟并提，肯定孟子之学的地位和价值，继承孟子所述《春秋》精神，发扬孟子提倡的王道思想，对提高孟子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