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卫军及北洋军时期的军服

从新建陆军到武卫军的组建，是袁世凯一生中重要的历史时期，他通过组建武卫军，迅速地从一支部队的统领一跃成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为日后建立北洋军阀集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他所创设的练兵方法开始向全国各地传播，武卫军的其他几方面军都以武卫右军的做法为模本进行编组、装备、操练，他所培养出的军事人才也慢慢地渗透到其他部队中去了，这些人才为后日建立北洋常备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北洋常备军的建成不仅是袁世凯一生仕途的飞跃，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军队建设包括军服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1.武卫军的兴衰与北洋常备军的建立

建立武卫军是与戊戌变法密切相关的。甲午战争的惨败给大清帝国带来强烈刺激，极大地动摇了清皇朝的统治根基，当时朝野上下一片改革呼声，在军事方面创立新式陆军，习洋枪、学西法练兵一时形成热潮。政治方面也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进京赶考的举人进行“公车上书”，提出种种变法主张。光绪皇帝对变法甚以为然，在他的赞许下朝廷形成了以康、梁为代表的革新派，与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成为对立面。袁世凯此时做为新建陆军的练兵大臣，和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关系密切，但他同时又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与康梁也过从甚密，甚至曾还帮康有为托人代递万言书，为“强学会”募捐等等，他的行为一时博得了革新派的信任，以为他是可以依靠的掌握兵权的人，当革新派与守旧派进行最后搏击时，光绪皇帝密诏袁要他出兵相助。然而关键时刻两面三刀的袁倒向了守旧派，出卖了光绪皇帝，致使戊戌政变功亏一篑，光绪被囚，慈禧重新垂帘听政。戊戌政变失败后，慈禧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公元1898年）下令成立武卫军。

武卫军的五军，前军是由直隶提督聂士成统率的武毅军改编而成，后军是由甘肃提督董福祥统率的甘军组成，左军是四川提督宋庆的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担任右军，荣禄则自募万人组成中军。武卫军刚刚建成即遭遇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触动了西方列强的神经，同样八国使团提出的要慈禧退位、归政光绪的要求也激怒了守旧派，慈禧盛怒之下不计后果悍然向列强宣战，于是八国联军以保卫使馆、教民的名义开始进攻北京，拱卫京都的武卫军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先禀承慈禧的旨意与义和团配合，后来守旧派在战争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向八国联军屈服，转而又根据列强的要求镇压义和团，致使义和团与原来相互联合的部分武卫军反目成仇，这些部队既得不到联军的宽容，同时还要遭受义和团的攻击，处于腹背受敌，两面夹击的境遇，因此溃不成军、伤亡殆尽。只有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拒不奉命，他的武卫右军自始自终与义和团为敌，没有实际卷入这场战争得以完整保全下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鉴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清军所显示出的混乱、懦弱、战斗力低下的严重情况，决定再次对军队进行改编，撤销了名存实亡的武卫军把一部分战斗力较强的军队编为常备军，随时听调，把另一部分军队编为续备军，以备急用。北洋常备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组建仅二年多的武卫军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由于袁世凯在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入侵等事件上表现出的果断、干练的政治手腕，事后不仅得到慈禧的进一步嘉许、信任，也得到西方列强的默认、支持，加上他的武卫右军又建制完整，实力强大，清廷打破了惯例任命他为北洋大臣兼练兵大臣，在京师设立练兵处，各省设立督练公所，把组建常备军的大权交给了他。他短时间内立即拟定了一份“新军募集操练规则十九条”，获得清廷批准后马上派亲信干将分赴各地精选召募了6000人进行训练，同时从武卫右军选派了50 名优秀战士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为将来扩军做人才上的储备。按计划第期编成常备新军左、右两镇作为模范，第二期编成六镇，第三期根据全国新划定的军区要编成三十六镇。1904年编成了一二三镇，第二年四五六镇也编成了，这六镇是后来北洋军阀集团的核心，而第三镇又是核心中的核心，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很多风云人物都出自该镇。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光绪皇帝驾崩时，总共编成十九镇，宣统三年又编成七镇，第二年辛亥革命暴发，很多新军参加了推翻清皇朝的武昌起义，整编计划也从此流产，因此三十六镇最终只完成了二十六镇。

2.武卫军与北洋常备军的军服同异

从时间顺序上来推理，袁世凯等奏定的陆军衣制和营制饷章等都应该是在武卫军开始组建之后，原来可能都是用于武卫军的，由于武卫军迅速瓦解了，才最后成为二次重组的北洋常备军军服，我们现在所能看见的武卫军的军服只在《武卫军》一书的插画中出现有步兵、马兵和炮兵的简略形象，从这些画技拙劣的插画上仅能看出一个大致模样。

清军头上的包头帕应与淮军后期的军服头帕很接近，而前一张“持龙纹令牌的清军合影”上的官兵服饰，从军服外形到军帽、军靴特征，再到肩章、袖章与《武卫军》一书的插画形象也基本相同。

1905年奕劻领衔，袁世凯等练兵处官员集体上奏的陆军衣制秦折获得批准后，统一的军服开始在北洋常备军中推行使用，但既使在这时期内各镇军服仍然还是不完全一样的，这点从湖南武备学堂总教习章透骏给盛京将军赵尔巽关于考察北洋军队武备情况的禀文中可以得到证实，其谈到常备军的军服是这样描述的：

各兵所穿衣服皆由官给发，于肩章分红、白、黄、蓝、紫五色，以志步、骑、炮、工、辎重之别，肩章上记队号。平居休息时，头戴羽缎缘边酱色毡帽；操演时用包巾，脚着布快靴；无事时亦可着私买布鞋。惟军衣皆照平常衣服做成棉衣，操练时臃肿异常，极为难看。知军衣万不能不照新式改做也。军帽一事，张、袁二公讨论经年，各张一帜，迄今未能定。

3.小站新军与湖北新军的军服同异

1906年摄于湖北武昌的照片上都是湖北新军的军官，其中还有后来成为民国总统的黎元洪。照片中军官大多都戴着品官的顶戴吉服冠，因此身上所穿理应是军礼服，（如果是常服只能戴操帽而不能戴官帽），这款军礼服与袁系新建陆军制定的德国式礼服相比较，袁系的礼服长，湖北新军的衣身较短，袁系礼服为深蓝色，湖北新军的服色很浅近于淡蓝灰色，而且有深色缘边，衣服上下口袋缘囗和腰部也有与缘边色相同的横条纹饰。袁系礼服的衣袖有金线盘如意纹袖章，湖北新军的衣袖上也有袖章，但这种袖章却与袁系新军常服上的基本相同，特别是袖章横纹上的金团蟒毫无差别，根据这点似乎还较难断定究竟是礼服还是常服，《中国百年军服》一书把它定为新式礼服，也许是因为湖北气候与北方不同，多数时间比较晴热，这样的简约礼服比较适合当地穿着。

仔细观察照片上的军人，还可以发现至少还有另外两种军服，一种应是袁系新军的军官常服，另一种虽有上衣口袋盖，但衣扣却是传统的长脚排纽，这种军服可能是下一级官佐所服，但军帽式样和帽章看上去却都与袁系新军是相同的。

4.清末军服的德国制式与日本制式

晚清时期，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交往比较密切的当属英俄德法日，这五国中，英法联军是当年火烧圆明园、逼迫咸丰帝西窜承德的的罪魁祸首，日本则是甲午战争的交战国、对手。甲午战败后，日本强逼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一经公布，俄、德两国感到日本政府侵犯了他们对远东扩张的利益，便一改观望态度拉拢法国一起积极干涉，“皇二世甚至下令'甲舰、巡洋舰派往东洋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也向德驻日公使哥特斯米德发出了如下电训：'现在日本的和平条件是过度的，它们损害欧洲和德国的利益，“ “日本必须让步”，俄国政府也表示：“如日本不接项友谊的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皿取共同军事，其立行的标的为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上与本国一切的，使它孤立。 由于德国的倡导作用，俄德法三国一起发难，最后迫使日本政府与清政府签订了《辽南条约》，将占领的旅顺、大连湾等城市归还中国。因为这些原因，德国与清政府出现了一段亲密时期，在加强军队建设的过程中频频与德国合作，从小站练兵前起就一直购买德国武器装备，聘请德国军事教官，中国第一代现代军服也完全仿照德国式样。

西式军服与中式服装在裁剪缝纫上完全不同，这占在第一章第三节中己做说明。西式军服根据人体结构设计得比较合体，穿在身上显得轮廓分明，精神挺拔。相对中国式军服就比较宽松，虽然穿着自由舒适，但整体形象看上去显得臃肿，尤其双肩下滑，更使军人的威严精悍无从表现。在西式军服中德国的军服设计历来比较考究合理，德式军服的特点之一是它的肩章，无论常服还是礼服都是横长条形覆于双肩之上，使军人的双肩显得宽阔有力，肩章与衣袖形成的直角可使胖瘦不同的形体都能藏拙，1905实行的新建陆军军服都是这一类型，北洋常备军的一到六镇（小站系新军）一直统一穿着这种军服。

身穿北洋军将军礼服的江朝宗

这套军服的礼服在使用过程中一直保持了最初的设计原型，直到北洋军阀时代，元帅将军的大礼服依然都是这种式样。但常服的变化比较多，1907 年北洋常备军第三镇、第一第二混成协调防东北，他们于第二年在新民东巨流河地区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留下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有几张能很清晰地看出军服上没有了肩章，军衣口袋上没有袋盖，衣襟也设计成钮扣不外露的暗门襟，这种军服无疑己开始向日式军服过渡了。

从亲欧转向亲日是在袁世凯担任北洋大臣以后，“在袁世凯看来，'日本兵制，取则欧洲，其兵书篡述宏富，文字相近，易于译录，他还认为，日本人在近代化中到的间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西方列强的办法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因此他从1902年1月起逐渐增加了聘请日本军官担任练兵处顾问和教官的人数，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式的军服自然很快在北洋常备军中得以采用。日式军服的上衣一般要比西式短一些，亚洲人身材都较矮，上身在身高比例上显得略长，把上衣稍做得短一些，整体效果就可以把腿部拉长，日式军服在设计上就突出这一点，军服上衣不仅短，而且收腰紧身。最大的特征是在肩章上，这种肩章是两块小小的长方形方牌，竖式在军衣双肩靠近衣袖笼的部位。竖式肩章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军队中很流行，但在清末新军中还较少使用，主要流行于南方的新军之中。

袁世凯虽然大量聘用日本教官，并派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大量接受中国学生，特办了“振武学校”，如李烈钧、蔡锷等辛亥名人都是该校毕业生，连清廷后来组建的皇族禁卫军的的统领良弼也从该校毕业，）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袁世凯的北洋军中很少选用留日士官生，所以士官生多数是在南中国。后来袁在民国时代要做皇帝，领导和组织反袁的人物竟多是这些留日士官系”。这一现象也许是形成当时日式军服主流行要南方地区的原因吧。

新建陆军校阅大臣暨第一混成协

新建陆军扩编成武卫军，进而改编成分布全国的北洋常备军后，清末军队的性质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特别是在配发了新式军服、颁行了与国际接轨的军衔制后，中国的军队才真正迈入了现代化的行列，但这种步伐在全国的军队中并不是一致的，其参差的情形显而易见，尤其是无论官、兵脑后还都拖着一条长辫子，这对现代军队需要干练、行动敏捷的要求来说实足是一种讽刺。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来自多方面，有政治、集团势力的顽固偏见，也有国力衰微的因素，比如日式军服逐渐在北洋常备军中的流行，是最能从深层反映晚清统治集团的实况的。一方面中日两国是多年的宿敌，长期较量的敌手，另一方面满清皇朝又不得不依靠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持，发展到后来很多领域甚至可以说己经成为荣辱与共的既得利益者。这其中袁世凯上台后即重用日本教官，大量派人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推行日式治军方法，而同时又在自己的亲信部队中拒不使用留学日本的士官生，怕他们在官兵中灌输进步民主思想，只把这些人输送到南方其他部队去的作法，就是一种最明显的政治手段，所以说晚清的军服从德国式渐而变成日式，表面上只是一种军服式样的改变，军事合作对象的改变，深层次来说却是旧中国的社会写照。军队是依附于政治集团的，而政治集团又需要军队的支持和保护，所以军服可以反映出背后政治集团，也就是高层军官的政治倾向。